文：胡文辉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8月
□现代学林点将录·正榜头领之二十
董作宾(1895－1963)，原名作仁，字彦堂，号平庐；河南南阳人。
二十年代末在河南安阳展开的殷墟发掘，为首次纯粹由国人包办的考古盛业，不仅发现大量甲骨及其他遗物，更藉此培养出几代考古中坚，可谓现代中国考古学史上的黄埔军校。而作为主持发掘的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作为参与发掘的核心人物董作宾，皆因缘际会，而各成就其不朽地位。
董氏非正途出身，早年限于家境，或求学或经商，而自修不辍。1928年受聘为史语所通讯员，亲赴安阳县小屯村调查，确定“甲骨挖掘之确犹未尽”。他由第三次发掘所获的“大龟四版”得到启发，写出《大龟四版考释》，揭示甲骨卜辞首句“贞”字之前的异字，实即“贞人”(“贞卜命龟之人”)，而通过系联不同贞人，结合其他标准，即可对卜辞进行断代。1933年他以贞人断代法为骨干，加以邃密，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提出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共十项断代标准，并据此将卜辞划分为五期，使晚商二百余年混沌无序的甲骨史料，一旦明其条理，得其归属。
按：《断代研究例》发凡起例，为甲骨学辟出康庄大道，是董氏平生的最大贡献；在甲骨学史上，此文与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相颉颃，而功用犹有过之。故后来饶宗颐称贞人说“可与法人Champollion (按：商博良)对于埃及象形文上黑线环之解释，同为考古学上开荒之盛举，足以东西辉映”；张光直亦将此文与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并列，视为近世以来上古史领域最具创始性和突破性的两篇论述。
与甲骨断代的研讨同时，董氏又关注殷代的年历问题，并进而试图对殷历作出整体构建。在抗战流寓西南的艰苦条件下，他以手写石印的形式刊出《殷历谱》，迁台后更续有《西周年历谱》、《中国年历总谱》之作。
关于《殷历谱》学术价值的争议，为现代学林一大公案。《历谱》完成之初，傅斯年即推为“今日古学之最高峰”，陈寅恪致董氏函亦谓：“抗战八年，学术界著作当以尊著为第一部书，决无疑义也。”但两人学术地位虽高，实不长于历法之学，又皆为董氏的史语所同事，故所言不过戏台里喝彩，固不足以为据也。而当时有湘人鲁实先，专精于古历算，苦学而处学界末流，以压抑心理而作盛气以凌人，乃著《殷历谱纠譑》，从信古立场将《历谱》甚至《断代研究例》一笔抹倒，遂使学术论争沦为江湖恩怨。以后中外学人如陈楚光、陈梦家、劳幹、薮内清、岛邦男等，则多指董氏在殷历构拟方面不能成立。其中陈梦家谓卜辞记录零碎而不相连贯，复原历法本难成功，故《历谱》“基础很不坚强”，关于年代学方面的结论多不可靠；但同时承认此书汇集材料极丰，“对于某些有关甲骨的整理与联属，如征人方和祭祀系统，则有很大的贡献。”劳幹则认为董氏采取错误的历法基点及“无节置闰”法，以致满盘皆落索，但基本原则不误，用力亦极深湛，故局部的成绩仍甚可观，尤以殷先公先王祀谱的排比最为杰出。陈、劳二氏所论皆能持平，似最可从。
按：劳幹总结：“凡属任何学术的进展，前人一定有疏漏，甚至于有错误，但是‘功不唐捐’，不论如何的疏漏，如何的错误，在学术的发展史上，总应当占一席之地。”其意亦甚可取。盖由学术史的角度看，要点不在于结论的对错，而在于论证方法的对错。若方法无价值，则结论虽正确亦等于错误；反之，方法若有价值，则结论纵属错误，其意义未必即在正确之下。故不能以单纯的胜败论英雄，亦不能以单纯的对错论学人，对于董氏，正宜作如是观。
董氏精力萃于甲骨与历法问题，而旁骛亦甚多，与甲骨学相关的古文字、殷商史而外，又曾治歌谣、民俗及方言。散篇论文多达二百余篇，编为《董作宾学术论著》、《平庐文存》，身后复有《董作宾先生全集》行世。
诗曰：贞人断代辟鸿蒙，甲骨无师本自通。漫诋煌煌殷历谱，半生心力岂无功？
提供搜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