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悦笛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7年4月
苏云峰先生的《中国新教育的萌芽与成长（１８６０～１９２８）》以丰富的史料、翔实的图表为我们展现出了中国教育现代化历程的全方位图景，读罢不禁令人感慨：原来居然有这么多的教育现代化的路线可供选择，而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之后我们为何单单选择了其中的一条？更加有趣的是，我们居然在１９９０年代之后的今天还在“重蹈覆辙”，在教育现代化早已完成之后，又“重蹈”教育现代化之初的“覆辙”。
应该看到，中国教育的现代化是同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相伴而生的。清代末期最初新教育的萌芽，就是以“中体西用”作为思想基础的。更为明确的表达体现在所谓“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其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的“立学宗旨”当中。然而，究竟何者为“体”何者为“用”的争论，在此之前却争论了三十余年，其中的一个核心便是学堂课程改革的问题。在作者看来，在现代化的车轮滚滚面前，这无异于在浪费时间，况且在这种思想基础奠定之后，留给清朝政府的教育改革时间几乎所剩无几。于是，在民国初年，各式各样的教育思考竞相出现、争奇斗艳，从而将中国教育思想的“百家争鸣、诸子横议”时代豁然展现了出来。
从肇源于张之洞《劝学篇》提倡“兵学”而生的“民国主义教育”思想开始，以“科技化”为核心诉求的“实利主义教育”思想、注重科学精神和方法的“科学教育”思想、作为实现民主政治工具的“民主主义教育”思想、在杜威访华之后滋生的“平民教育运动”及其思想都纷纷出台，在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文化领域均赢得了程度不一的赞同。但是，最令我感兴趣的，还是民初时期出现得比较晚近的两种教育思潮，一种是“国家主义教育”思想，另一种则是“教育独立”思想，二者看似几乎是南辕北辙的，但却可以相辅相成。
按照１９２３年余家菊、李璜在《国家主义的教育》一书当中的经典归纳，所谓“国家主义教育”，必定具有如下的四项原则：其一，教育是一种国家主权；其二，教育是一种国家事业；其三，教育是一种国家工具；其四，教育是一种国家制度。事实证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至８０年代中期的中国教育，基本上遵循的就是这条路线。只不过，这一历史时期的教育已无需面临从教会和外国人手中收回教育主权的问题，也就是说第一条原则所规定的主权问题已不是问题，而后三条原则则皆被承继了下来。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教育可以说是将——以教育为国家事业、为国家工具、为国家制度的“三位一体”——作为基本模式的。换言之，国家成为了办教育事业的绝对主体，在《国家主义的教育》当中规定的“某范围内”所容许的私人和地方办学却在历史上不被容许，当然教育也并未成为慈善事业、宗教事业及国际事业。在这种严格的国家监督（Ｓｔａｔ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之下，已经被定位为“国家制度”的教育，的确成为了完成国家目的和功能的工具。
在这种略显极端的工具主义之外，蔡元培先生具有乌托邦色彩的“教育独立”思想可谓独树一帜。早在１９１２年的《新教育意见》的激进思想当中，蔡元培就明确指出：“专制时代，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针，以标准教育，当为纯粹之隶属政治者。共和时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乃有超轶政治之教育。”这种独立论的思想，认定教育权应当归于“教育家”，而非归国家、党派及教会。蔡元培借助当时南京政府之力而兴办的“大学院制”，正是这种思想的不成熟的尝试，其失败的命运是必然的。蔡元培的“自上而下”的一己之愿虽未实现，但是私人办学的“自下而上”的社会努力却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只要想一想张伯苓、严范孙这些教育家建设南开学校、南开大学等的努力，就可见一斑。当然，在中国的私立学校和大学都要同政府发生各种各样的密切关联，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在不同时代的中国可能都是永恒的话题。
《中国新教育的萌芽与成长（１８６０～１９２８）》通过历史史料已经证明，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最初推动者，恰恰是多元的，它们分别是政府、教会和绅商。从介入新教育的历史顺序来说，教会最早介入，绅商紧随其后，最后才是政府的出动。“一般而言，教会最先将西方教育制度移入中国的团体，然带有强烈的宗教动机，在反教育中，克制地缓慢推进。绅商是继起提倡新教育的社会中坚阶层，他们或以语言文字鼓吹，或自行创设新式学堂，或捐助官、私学堂，有积极的表现。政府对新教育的认识稍迟，然而一旦确立学制以后，就有快速的发展，贡献当也不小”。从推动教育的角度来看，也许多元化的推动，会使得中国教育在内部获得更多竞争机会和最大的发展空间。当然，教会办学在中国形成的社会矛盾而今并不存在，其实还是“公立”与“私立”这两维结构的问题，但是无论是“公”还是“私”，无疑都需要社会力量的鼎力支持。
走向极端的国家主义，走向乌托邦的独立取向，在理论上都是靠不住的。完全由国家来办学，教育皆归私人，在实践上亦是不足取的。关键是如何在这两者之间走出一种更好的教育路线。此外，按照当代的观念，教育也并不只是校园内发生的那一段事，对于每个需要提升全面素质的人而言，它将是终生的教育。而且，对于处于不同民族文化当中的人们而言，教育还有传承本土文化价值观念的重要功用。早在１９２６年，中华教育社曾依据国家主义原则而制定出如下的原则：“（１）注重本国文化，以发挥民族精神；（２）实施军事教育，以养成强健体格；（３）斟施国耻教育，以培养爱国志操；（４）促进科学教育，以增益基本知能。”这一原则既是面对全体国民的，也是针对在校学生的，既坚持本土文化原则（如爱国主义），也强调吸纳外来文化成果，至今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其实，在苏云峰先生的心目中，教育现代化的西方模式仅包括三个方面：世俗化（Ｓｅｃ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科技化（Ｐｏｌｙｔｅｈｎｉｚａｔｉｏｎ）和普及化（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然而，他并不是一位全盘西化者，也非文化本位主义者，而是认为在这三种特征之外，还要强调“德化”（Ｍｏ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而这一点恰恰是源自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从这个根本点上看，作者心目中最理想的教育现代化模式恰恰是“中西合璧”的，鹄的虽然在此，但是脚下的路始终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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