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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收入饶有趣味的短文五十余篇，曾于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上刊登，虽然每篇短文只有千余字，却能旁征博引，言之有物，颇受读者喜爱。作者信笔挥洒，不拘一格，纵论时事，畅言古今，回忆与旧友新知的难忘交游，构成一部既轻松而又有教益的随笔集。

文：朱航满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7年7月

    大凡学者作文常常严肃有余，活泼不足，又因为注重论证而作文常常束手束脚。但读汪荣祖先生的专栏文字结集《书窗梦笔》则不然，既幽默活泼又视野开阔；既关心时事新闻，又能从个人往事出发；既有专业谈片又常常探讨一些生活琐事……于千字文中十分潇洒地谈出几份新意来。

    其中，《小S冠夫姓》《上海上海》《韩国人的激情》等都是谈论社会万象的杂文性质的小品文；《说初恋》《西雅图之恋》《永远的傅教授》等因为谈及往事而流露出浓厚的个人情感；《丘翁毒舌》《说屠城》《说诅咒》等纵横中西，幽默洒脱，是典型漂亮的知识小品。但我最喜欢的还是与他专业相关的一些文字，诸如《汉学和汉学家》《史景迁论》《徒看绝艳连根尽》《说简体字》等，这些与文化相关的文章大都针对性极强，且见解不凡。例如他在论述赞扬美国汉学家史景迁的学术成就时不忘指出他作品中的缺憾，文章结尾还调侃了一下盲目的出版热。而他谈论自己对文言文、简体字的态度时，显示了一个文化学者对于中国文化以及当下教育的担忧与焦虑。

    喜欢大学者写的小文章，不但因为他们学养深厚，而且因为他们的人生经历大都丰富多彩，因此读他们的文章常会发现许多有趣的细节。像这本书中的《永远怀念傅教授》一文，汪先生写到他与著名学者傅伟勋教授的一次闲谈，傅教授谈起当年在台湾大学读书时迷恋林文月，不想多年之后偶遇竟然激动到双手发抖，令人莞尔。可见，大学者也有如常人一样的情感，这就是所谓人情练达皆文章吧。

文：朴  之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7年8月

１９０９年，上海有人“定近世文人笔语为五十家”，章太炎与谭嗣同、黄遵宪、康有为等一同入选，哪知章氏大为不满，不仅以“玉石朱紫，庶其有分”的口气逐一指斥谭、黄、康诸子，更自道：“仆之文辞为雅俗所知者，盖论事数首而已。斯皆浅露，其辞取足便俗，无当于文苑。向作《  书》，文实宏雄，箧中所藏，视此者亦数十首，盖博而有约，文不掩质，以是为文章职墨，流俗或未之好也。”在他而言，为“流俗”所知的《民报》文字乃是文胜质的“浅露”之作，辞俗而不合文苑之标准，倒是以晦涩著称的《  书》更值得珍视。名史家汪荣祖将自己在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上的专栏篇什集为《书窗梦笔》一册付梓，我在阅读中不知怎地忽然想起这则典故。



史家散文别有趣味

不过，“副刊”在中国从诞生起就是“浅露”之作的园地，１８７２年，《申报》发刊条例中说：“如有骚人韵士，有愿以短什长篇惠教者，如天下各名区竹枝词及长歌记事之类，概不取值。”曹聚仁认为这就是副刊的雏形。谭嗣同曾赞美报纸“总宇宙之文”，副刊从诞生起即是个中表率。不过，没多久，靠闲散文字支撑起来的副刊就转而成为闲散文字所寄之壳。１９２０年代末，敏感而有切身写作经验的梁遇春已经发现“小品文同定期出版物几乎可说是相依为命的”。如以创作主体划分，这些文字大体可分为文学家的专门之作和学问家的偶为之文。前者是报纸孕育的成果，作者倚报为生，趣味自然也与报章更为一致；后者则是学院的派生物，虽承着魏晋、晚明之类的文人传统，却别有学养存焉，是为报章增添光彩的部分。《书窗梦笔》基本囊括了学者散文中经常涉及的所有命题，举凡怀人、记事、游记、人生、历史、掌故、时闻、收藏等等，均在其内。史家散文确实别有趣味，抛却论事诸篇中的典故不说，单是《糖炒栗子》一文引用周作人诗而详于其中李和儿之典，就让人生出敬意。“燕山柳色太凄迷，话别家国一垂泪；长向行人供炒栗，伤心最是李和儿！”南宋高宗的使臣吃到享誉汴京的李和儿炒栗时，当是何样一种滋味；陆游的原典和周作人的引用，又各是如何一等心态，历史的带入无疑扩大了文章的审美空间，这是学者散文的魅力所在，也是副刊不断拓殖的原因之一。

章太炎却不曾想过这一层意思。张灏论中国现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首谈新的传播媒介，而其中又以“报纸杂志”为先，作为“制度性传播媒介的出现与成长”，可见报纸杂志在近现代中国对思想与知识的传播，对知识分子精神世界和现实追求影响之大。这个姑且按下不表，跳出思想史的宏大叙事，将目光落到与个体相关的执笔为文方式上，更能帮助我们理解章太炎的取舍标准。说“报章体”，就会不自觉地想到梁启超。任公的报章体“笔锋常带感情”，深得青年人的欢迎但也被“老辈痛恨，诋为野狐”。只是体例便于抒发，“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一切都可服务于要表达的观点。一代知识分子将人间关怀寄托在报章上，这也是张灏论思想转型而首谈报纸杂志的原因所在。报章体托起现代诸多有名人物，但从胡适“暴得大名，不祥”的顾虑中也能感觉到一个飞速发展的、公共的话语空间与当时的价值评判标准之间的张力。在此语境中，章太炎是现在时和过去时，就在这种张力之中，报章体改造了知识分子的言说方式。许倬云说陈寅恪的文体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期刊的文体，规格、体裁、讨论问题的角度都是德国史学的，报章体的力量也异曲同工。要在有限的“板块”里迅速、明确地表达观点并通过发行而声动天下，便不免措辞激烈、痛快解恨，成为近现代思想史上论战不断升级、日益追求定于一元而后快的助澜动力。北伐前后，章太炎已经步入“落后”的行列，不仅思想、学术、政治，道德、文章也不能免。他说五四后的学风是“无源之水，得盛雨为横潦”，正是时代变迁的写照，文章亦不能外。汪荣祖先生在《写在书前》中直言他的副刊文章“虽未必能片言折狱”。一百年间，让人顿感文章体式与审美标准的转移了。



在“意义”史学之外

曾听人概括“平正通达”是史家性格的特征，笔者深以为然。史家的报章体也常能以宏阔渊博的史实冲淡论辩的激烈，观照时段的延展更能平静感情的搏击。但其中也因个性而生差异，难免不同。这一点在史家之间的报章体品评中更有意思。汪荣祖评史景迁的几篇文章，笔锋虽未必洋溢着报章体的感情，却也往往简洁明快，以一己的喜好为对方下判语。“他的作品作为历史文章毕竟缺乏分析与论证，也少见他对历史问题提出独特的解释。”《王氏之死》、《康熙自画像》、《天安门》，或以写小家庭的生活与变故折射宏观历史状况，或多截面状写帝王心境，或细腻描绘知识分子群体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中的遭遇，即使方家也很少否定其“独特的解释”，如果说尚缺乏“分析”与“论证”，着实令人费解。理解汪氏语意的密码在于他所说的“议题”与“分析”。在汪氏眼中，史学研究的标准是“除了叙事外，尚须提议题、作分析，以便重建往事，发现其意义；如果史家不提议题，根本谈不上历史知识，不作分析，则看不见表象内深层的社会经济因素”。这就将历史学“重建往事”的方式限定为问题导向和析理标准的，研究须围绕某一个特定的“议题”展开，路径须是“分析”的，“发现其意义”则是题眼。史景迁笔下的王氏、康熙、丁玲等，都让我们从个体命运中看到了历史，并从历史中深感个体的价值，传统时代的底层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帝国的政治运作心态，国家政治革命中人和思想的处境，以上大概应该在历史研究的范畴之内吧，史景迁不过就是用叙述的方式做了分析的事，如果叙事就不是“议题”，描述就不是“分析”，那历史研究的笔法也稍为狭窄了点。在我们的知识经验中，“议题”明确的历史研究并不少见，但最后不过是将目光局限在几个问题上，深挖几个议题之余破坏了历史难以言说的整体联系。通过“分析”而“看见表象内深层的社会经济因素”者也多矣，到头来却发现连“表象”也还不清楚而已。挖掘深层、宏大的“社会经济因素”是历史认知不满足于表面的体现，但历史研究或许不等于深挖广拓，样貌、心境、生活的平常态，我们苦思强解又能晓得几分，弄清楚这些大概也能将历史认知向前推动几步了。汪氏之道不孤，历史课堂的问辩中，历史文章的评价中，常能听到“还不够深刻”一类的惋惜，同时就在“深刻”的过程中，历史学也走向了“专题”和“深度”的套路化。史学需有“意义”，但“意义”何在怕是冷暖自知的题目，史学应该也不是“意义”所可限定的。在“意义”史学之外，笔者坦言更喜欢历史面相的重建。能提出“胡若望是不是疯子”这个问题就行了，已足以引我们思考历史之一种，至于“从中国文化来论断胡若望之狂，从文化与时代的角度探讨书中的其他人物”之类的任务，有的尽管在史景迁的书中已经有所体现，笔者也并不认为是必需的。难道一本历史著作能够提出一个有意思的历史现象并对其进行较为细致的复原还不够吗？笔者不是一元论者，愿意接受汪先生对“议题”和“分析”之重要性的肯定，只是不以其为唯一。但在汪先生这里，论辩味道还不能截止，再来一句：“当一个外国作者红得发紫的时候，我们似乎有义务翻译他每一本书，因为有市场啊！”就更让人慨叹报章体文章力道之劲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