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倪伟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7年7月
在六本一套的《读书》十年文选中，《亚洲的病理》是极具分量的一本，它彰显了《读书》杂志在最近十年里的一个可贵的努力，即力图拓宽中国知识界的视野，从原先专注于西方的单极状态转向更广阔、更开放的领域。这种努力对于建构一种更具活力的多极化的世界图景无疑会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正如沟口雄三在《“知识共同”的可能性》中所指出的，“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知识界一直将与欧美相对峙作为自己文化世界存在的前提”，他们的注意力始终集中在欧美，而对周围的亚洲诸国则无暇顾及。造成中国知识界“亚洲意识”缺失的原因有多种，除了中国特殊的地缘关系之外，也与中国思想传统中的天下观以及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境遇不无关系。以欧美为对峙面的中西二元的世界图景不但会严重制约我们观察世界的视角，而且也会对建构中国主体性产生负面的影响。当我们把欧美当作学习、赶超的唯一对象时，很难避免在自己身上复制欧美主体性的危险。随着中国的逐渐崛起，这种危险性尤其需要予以警惕。在此意义上说，“亚洲”的视野不仅能帮助我们建构一个更宽广的世界图景，取亚洲各国的现代经验以为资鉴，而且也能促使我们更具批判性地审视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主体性建构。
《亚洲的病理》所收录的文章出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多位作者之手，涉及面相当广泛，既有与中国密切相关的台海关系、朝核危机和中日关系等问题，也包括对殖民主义、冷战、发展主义等的深刻反思。这些文章生动地勾勒了关于亚洲的历史与现状的真实图景，而在以前的知识图景中这一切却是晦暗不明的。比如在查特吉等人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窥见印度底层民众的历史遭际以及印度知识分子对于底层问题的深入而持久的探讨。尽管中国与印度有着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但在印度所暴露出来的社会问题却未必与中国全无关系，事实上有些问题恰恰是两国所共同面临的。不仅是印度，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境况，也都与中国有着或隐或现的联系。当我们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放在一起谈论时，显然已经隐含了某种整体性的想象。这就自然会引出一些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什么是“亚洲”？我们在何种意义上来言说“亚洲”？
很显然，“亚洲”不纯粹是一个地理范畴，它还是一个相对于欧洲的文明概念。亚洲是欧洲人对神秘东方的命名，它包含了西方殖民帝国主义对东方的地理想象和文化想象，因此“亚洲”的概念实在是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这也是为何当我们在言说“亚洲”时，总会有欧洲的幽灵在背后徘徊的原因所在。屈服于欧洲强权的被殖民的历史，以及作为后发国家艰难创业的困苦，是亚洲各国所普遍拥有的经验，这构成了它们彼此进行沟通的基础。倘若说在面对欧洲时“亚洲”尚拥有某种同一性，那么当放眼“亚洲”内部时，便会发现亚洲各国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性不只体现在区域发展的巨大不平衡，也体现在宗教、文化和习俗的迥然相异上。更为棘手的是，亚洲内部的殖民主义历史与冷战意识形态的遗留又相互纠结在一起，给亚洲各国间达成相互理解造成了极大的障碍。这种充满焦虑的多重纠结在东北亚地区表现得最为充分。尽管这些年来，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在日益扩大，但由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阴影未能彻底消除，中、韩等国始终难以与日本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而在美国新帝国主义力量的介入下，东北亚内部的不安定更趋紧张化，朝核问题的剑拔弩张便是显著的例子。东北亚复杂的区域状况表明，当我们言说“亚洲”时，切不可将它看作是同一化的实体对象，而必须充分考虑到其内部的差异性，并清醒地认识到历史与现实因素的多重纠结必定会给我们言说“亚洲”造成巨大的困难。
然而，言说的困难并不等于取消言说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如果我们不把“亚洲”看作是一个给定的总体性范畴，而是将其视为一个在具体的历史中不断生成问题和意义的领域，那么“亚洲”这个概念所内含的多元、异质的差异性反而能打开一个异常丰富的论述空间。这样一个论述空间的建立，不仅能有效地帮助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通过建设性的对话、交流来消除隔阂和成见，达成相互理解，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能为亚洲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建构各自的主体性提供一种批判性的资源。就此而言，“亚洲”即便只是一种想象的产物，也仍然有着积极的现实作用。
建构一个富有思想活力的“亚洲”论述空间自然并非易事，正如沟口雄三所说，中日两国尽管在历史文化上渊源颇深，但在文化上却有巨大落差，甚至连“知识共有”都难以达到。尽管有着重重困难，但建构一个亚洲的“知识共同体”却仍然是一个值得期待的目标。在最近十年里，《读书》杂志在此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绩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总有那么一天，来自亚洲不同区域的人们能够以共有的一套知识话语来分享彼此的经验，消除长久的隔阂。那时，亚洲的天空也许就不再被欧洲的云霾所笼罩了。
提供搜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