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桑农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7年7月
张隆溪最近出了本新书《同工异曲》，书名显然是将成语“异曲同工”颠倒了一下。这样的改动，不会没有缘由。说是出于音韵的考虑，恐怕不通。那只能是为了突出某种意义，具体说，是在“异”与“同”之间强调“同”的成分。略知作者近年学术思路者会明白，如此推断，并非空穴来风。
几年前，张隆溪在文集《走出文化的封闭圈》中，就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的观点。所谓“文化的封闭圈”，主要表现为强调文化的独特性和文化间的差异。他主张以开放的立场和心态，超越东西方文化的对立，反对文化间的隔离。《同工异曲》一书，正是这一核心理念的延续。书中纲领性的第一章，标题即为“文化对立批判”。
张隆溪指出，强调文化的差异，是非常有吸引力的。非此即彼的对称，优劣高下的概括，既节省了脑力，也很容易针对一个异己的他者来确立自我。西方学者由此虚构一个“非我的神话”，东方学者也由此完成“自身的东方化”。在西方，无论是德里达、福柯，还是弗朗索瓦·于连，中国总是代表着所谓“文化间的相异性”，成为反衬西方的文化上的他者。在中国，无论是陈独秀、李大钊，还是杜亚泉、梁漱溟，都把中国视为西方文化的对立面，尽管有的将它视为必须抛弃的沉重包袱，有的将它视为复兴民族精神价值的资源。中西学者的动机和结论各不相同，在强调东西方的对立这一点上，却表现出惊人的一致。
文化的差异性是客观存在的。不仅在不同文化之间存在差异，在同一文化内部也有各种差异。在中国，儒家异于道家，唐诗异于宋诗；在西方，天主教异于新教，拉辛异于莎士比亚。人们为什么要强调不同文化的差异，而不是强调同一文化内部的差异？这种跨文化的策略，会带来怎样的后果？这正是张隆溪所担忧的。所以，本书的开篇引用了博尔赫斯的一段话:“我们总爱过分强调我们之间那些微不足道的差别，我们的仇恨，那真是大错特错。如果人类想要得救，我们就必须着眼于我们的相通之处，我们和其他一切人的接触点；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避免强化差异。”
在张隆溪看来，跨文化阅读就是跨越东西方文化差异来阅读文学，把差异性放在适当的位置上，在很不相同的文学和文化传统中，鉴赏思想和表达方式出奇的共同性，揭示人类在想象和创造当中的契合。跨文化阅读的要点在于，获得全球性的视野，理解人类的创造力量。只有从这样一个广阔的视野看出去，我们才能发现不同语言和文化传统中的文学作品存在深层的联系。像弗莱那样“后退几步”，像维特根斯坦那样“爬上梯子”，我们才能成为更高明的读者。如果只是把自己封闭在单一文化认同的狭隘心胸里，局限在自己圈子的偏颇的眼光里，就根本达不到那样一种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讲，跨文化阅读，需要并培养了一种开阔的视野和胸襟。
在比较研究中，强调差异性还是强调共同性，似乎没有什么必然。但在跨文化的特定语境中，求异还是求同，必须慎重抉择。因为跨文化研究中的异同比较，不只是方法论的问题，更是世界观的问题。在不同文化间强调差异性，是异中求异；在不同文化间强调共同性，是异中求同。异中求异，是文化相对主义的路数，衍生为种族中心主义或狭隘的民族主义，可能导致文化间的对立乃至对抗；异中求同，是文化普遍主义的路数，衍生为世界主义或国际主义，在文化间求同存异，而不至于党同伐异。《同工异曲》一书的启示，正是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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