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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论真理”、“论死亡”、“论人的天性”等篇章中，可以看到一个热爱哲学的培根。从“论高官”、“论王权”、“论野心”等篇章中，可以看到一个热衷于政治，深谙官场运作的培根。从“论爱情”、“论友情”、“论婚姻与独身”等篇章中，可以看到一个富有生活情趣的培根。从“论逆境”、“论幸运”、“论残疾”等篇章中，可以看到一个自强不息的培根。从“论作伪与掩饰”、“论言谈”等篇章中，可以看到一个工于心计、老于世故的培根。

文：汪堂家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7年7月

    “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精密，格物之学使人深沉，道德哲学使人庄重，逻辑与修辞使人善辩”。培根的这段名言早为我国读者所熟知。最近，我重读培根的原著，虽感这段名言的中文妙译足以再现培根的宏远心思和智识慧见，但仍觉得有进一步阐述的必要。

    这段文字出自培根的“论学”(Of  Studies)，原文如下:

    “Histories　make　man　wise，poetswitty，themathematicssubtle，natural　philosophy　deep，moral　grave，logic　and　rhetoric　able　to　contend.”

    培根对历史素来重视，他本人就写过《亨利八世史》以及《大不列颠史大纲》。这些作品所显示的史识也使他有资格进入史家的行列。因此，“读史使人明智”这句话可以看作他本人的治史心得。然而，我们不应仅仅出于个人的功利性动机去读史。从客观上讲，历史不但给我们提供殷鉴，而且承载着文化的基因。甚至那些嘲笑历史考据的人也应该重视考据的历史效应:在谎言盛行的时代，我们多亏了考据才维持着知识阶层的求真意志和求真能力。鄙人推重乾嘉学派，首要原因就在这里。

    “读诗使人灵秀”这句话大概不会遭到多少人的反对，但在我们这个蔑视诗人的社会里，重提这句话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海德格尔有言，“哪里有贫乏，哪里就有诗性”。有诗性，未必能产生诗人，但有诗人就能保有诗性。诗人是人格化的诗性。他们比常人更为敏感，因而更能体认一个时代的痛苦与危机。我们甚至可以说，他们是法国哲学家帕斯卡所说的“敏感性精神”的真正代表。但是，诗不但是文学的源头，而且是微缩的文学。诗的凋敝映照出文学的衰落，因为我们通过诗来涵养灵性，滋润心田，培养并提升一个民族的想象能力。我们很难设想，轻视想象力的文学还配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

    数学一直被视为一切科学的皇冠。马克思甚至说，“一门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数学”一词在古希腊早就有了，但在培根生活的时代这个词的外延很广，那时人们常用的一个词是“普遍数学”，乐理研究，天文和土地测量都算在广义的数学之列。直到十七世纪末，“数学”一词才大致获得我们今天所了解的那种意义。以几何学为样板的数学此后渐渐成为“精密科学”的代名词和一切科学试图运用的基本工具。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人们都相信数学的基础是绝对稳固的，直到二十世纪出现“逻辑主义”，“直觉主义”和“形式主义”三大数学流派的争论，人们才发现原有的观念需要重新审视。培根的慧见在于，他不单单把数学作为科学的工具，而且发现数学具有修身养性的作用。他认为研究数学的一个间接好处是，使心志不专的人变得心志专一。上大学时，我曾怀着将哲学数学化的梦想去旁听了三年数学系的课程。二十多年过去了，自己的梦想未能成真并且不可能成真，但研习数学对于收敛我狂野的心灵，培养精细的习惯确有好处。培根虽不是数学家，但他对数学的高论很值得我们玩味。

    “格物之学”的英文原文是natural　philosophy，直译为“自然哲学”，在近代它指研究自然界的最一般原理的学问，与今人所说的“自然哲学”有些不同。我们今天所说的“物理学”，“生物学”，“化学”等基础学科都属于近代的“自然哲学”之列。因此，水天同先生在译《培根论说文集》时将此词译为“博物”。这种译法大致可以接受，但考虑到培根旨在突出这门学问的哲理性质，也考虑到人们常用natural　history　去表示我们通常所说的“博物学”，还考虑到我国先哲讲“格物致知”之学，我姑且将“博物”改为“格物”，以突显其“究物穷理”的特征。

    至于培根所说的“道德”，我们应当看到它与“伦理”的差异与联系。黑格尔曾对“道德”与“伦理”作了分疏，大意是说，道德是就个人修养而言，伦理是就社会风尚而言。用今天的话讲，伦理是道德的外显，道德是伦理的内化。Moral一词在英文中还有“精神”之义，在词源上与拉丁文的mos，即，“习惯”有关，也与“心情”有关。“伦理”一词在古希腊本指“风尚”或“风俗”，到亚里斯多德写《尼各马可伦理学》时，它已与“德性”真正地勾联起来。现在，我们常将“伦理”与“道德”连用，这倒也切近我国古人对道德的解释:外得于人，内得于己。

    培根在此处所说的“逻辑”仍然指传统的亚里斯多德的逻辑，确切地说，是指三段论逻辑。在十八世纪之前，它与修辞学乃是所有学生的必修科目。但在莱布尼兹和弗雷格等人创立的符号逻辑以及由培根开其端的归纳逻辑获得接受之前，逻辑的确像培根所言还只是“善辩”的工具。今天，逻辑学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国外的许多大学非常重视学生的逻辑训练。反观我国，学术创新的口号响彻云天，逻辑研究的队伍却日见其萎，逻辑教学亦不受重视，岂不悲乎！

    培根也很重视修辞学，他的作品达到了思想与修辞技巧的完美统一。但到十七世纪修辞学在西方已开始走下坡路。霍布斯，洛克和莱布尼兹等人对修辞学大加讥评，到十八世纪末，修辞学已接近衰亡。尼采后来讲修辞学时只有一个学生听课，他干脆把课堂开到家里，边喝啤酒边讲课。此情此景恐怕是修辞学的创立者高尔吉亚或提西亚斯(Tissias)未曾想到的。“修辞”一词在希腊的古义本指“流水滔滔”，想不到这滔滔流水竟然断流了一个多世纪，直到新修辞学诞生才有新流涌现。这与古典修辞学自绝于语言学、诗学和哲学的发展有关，也与它把自己局限于修辞格的研究有关，结果，修辞学沦落到了有术无学的地步。

    培根的“论学”不乏卓见，为学亦可谓硕果累累。他的美文既是他为学的体会，也是他为学的指南。他既注意到学问可以增长才干，也注意到学问可以锻炼天性；他既注意到学问可以变化气质，也注意到学问可以补救精神缺陷。他的学问写在纸上，更写在他辉煌的人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