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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令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精英最感困难的问题？我以为，首当其冲的是历史。这里的“历史”并不一般历史编纂学意义上的如何途述历史事实，而是如何通过诠释历史来认识当下的现实，通过理解历史来认识我们自己。
    价值和历史同样都是人之所造，创造历史的主体同时创造着价值。不过历史可以说是创造活动本身，而价值使创造活动具备了超过单纯经验的意义。从文明地平线下走出的人类，从来都生活在他们的价值世界之中，指向某种目的和意义的活动方才构成历史，才有理想的建构和冲突、现实的幸福和痛苦。虽然我们无例外地受历史和传统的影响、甚至支配，但是只有某段历史为我们所研究、欣赏、描写和反思，才使我们自觉到历史的价值。

文：蔡志栋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7年7月

    这个时代呈现为持续加深的价值迷失，价值重建的进程步履艰难，它最重要的文化使命是价值观念的转换。那么，如何重建价值？换句话说，现代的“天人合一”何以可能？在我看来，高瑞泉先生的论文集《从历史中发现价值》即是对此问题的全面回答——那就是通过依托“进步”、“斗争”、“创造”、“科学”、“民主”等等“现代精神传统”，处理好“天人之辩”、“群己之辩”、“理欲之辩”等价值观的主要方面，重建意义世界，达到现代的、而不是消极的或者传统的“天人合一”境界。

    与或多或少漠视中国近现代文化创获的观点不同，高先生认为中国近现代创造出了现代精神传统，它指的是中国在现代化过程发展起来的具有现代性的新观念，包括进步、创造、竞争、科学、民主、大同社会理想和平民化的理想人格。在这七个现代性观念之中，进步观念是现代性前提和核心，它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理想在未来”的观念。竞争和创造成为进步的两大动力来源，具体展开进步所包含的追求、进取、求索、扩张和冒险的精神。而无论是进步，还是竞争和创造，科学和民主都既是目标，又是实现其自身的形式。

    用中国现代精神传统重构“天人合一”观念，姑且可这么说:大同社会理想更多的偏向于“天”，平民化的人生理想更多的倾向于“人”；现代的“天人合一”的总的机制是，人类立足于科学和民主，通过斗争、创造等实践活动，一方面改变世界，逐渐趋向大同社会理想，另方面在改变世界的同时发展着自我，实现平民化的理想人格。

    经过如此重构，现代的“天人合一”显然有了别样的意义。它不仅和以程朱陆王为代表的正统派儒学不讲究天人之间积极的、动态的交互作用的“天人合一”观相异，而且和以荀子、柳宗元、刘禹锡、王夫之为代表的强调天人之间积极的、动态的交互作用的“天人合一”观不同。简而言之，它在气质上已经是现代的了。

    高先生认为，古代正统的天人之辩在天道观上，对待自然要以顺从自然求和谐，在人道观上则要求人服从“天命”来达到“天人合一”。进入近代，天命论的价值系统无可奈何的没落了，力量、斗争、科学等上升为价值。但是，科学逐渐演化为科学主义。在高先生看来，这在深层次上是经学思维方式借着“科学”等等现代观念外衣的复活。“经学传统或者经学独断论的思维模式，早已深深地沉积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之中，……简而言之，可以说一是‘趋同’，二是‘依傍’。”(第245页)特别表现在对政治权威、对与中国本土语境相去甚远的西方思想权威的死死纠缠上。对此，高先生的观点是，我们一方面要保持对力量、竞争和科学的追求，事实上，没有了这一些观念，现代的“天人合一”是不可能的；另方面，对科学主义等要进行深刻的批判。

    总之，在现代精神传统的支撑下，我们有了现代的“天人合一”。但是，从天人之辩、群己之辩和理欲之辩的展开来看，它们都是有待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