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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重点描述和分析了不同时期的翻译状况、翻译选择特点等。它以翻译事件为核心，关注的是翻译事件和文学翻译的历时性发展线索，阐释各个时期文学翻译的不同特征及其文化、文学原因。它是翻译文学史撰写的基础，为翻译文学史的撰写提供基本的史料和发展线索，在文学翻译事实的基础上，展开了文学关系、文学影响、翻译文学意义等方面的讨论。
    本书在每个时期文学翻译的“概述”中，一般都描述当时的文化语境，指出该时期文学翻译的特征，分析意识形态、文学观念等因素对文学翻译选择的影响，总结该时期文学翻译的得失。至于不同时期中国对具体国别文学翻译选择的多寡、喜恶迎拒态度，本书也在相应的部分有一些交代和分析。
    翻译家是翻译活动的主体，因此，本书在相关的地方；设立专门的章节，介绍翻译家的生平和翻译贡献。

文：贾植芳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7年7月

    在学术研究界，早有人把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和翻译看成车之两轮、鸟之两翼。我向来赞成这样的观点。如果没有清末海禁的被迫打开，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接触和接受西方文化与文学，并开始翻译与介绍包括东西方在内的外国文学，对外国文学进行由内容到形式的“创造性模仿”(周作人语)，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对外国文学的引进和借鉴，很难设想会有文学革命和由此开始的中国新文学史。退一步说，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进程也就决不是后来我们所看到的情形了。其实，翻开当时的文学期刊、报纸副刊和作家文集，都可以看到这个历史现象。1938年出版的20卷本《鲁迅全集》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他在《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导言中那段著名的关于小说创作的夫子自道，也充分肯定了外国文学与中国现代作家作品之间的影响关系，以及中国现代文学异于传统文学的基本特点。早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也都把翻译文学以及中国现代文学对外国文学的接受和借鉴作为治世立论的出发点。只是到建国以后，相对封闭的文化环境和意识形态压力，才导致文学观念的相对偏狭，翻译文学的价值和地位反而被忽视，这种做法是脱离历史实际的。直到上世纪80年代，这一话题才重新被学界提出。新世纪以来，已经有许多比较文学和现代文学界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中国百年来的翻译文学进行认真的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可喜成果，而天振就是其中倡导最力的学者之一。

    天振是我多年的朋友，20多年来，他一直投身于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工作，不仅主编《中国比较文学》季刊，而且个人著述不断，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而翻译文学研究，即比较文学的译介学研究一直是天振学术工作的一个重点，自上世纪90年代的《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以来，又先后出版了《译介学》《翻译研究新视野》和《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等著作，所取得的成就也为国内外学界所公认。新近又看到天振与他的弟子查明建博士一起完成的百万多字的新著《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问世，很为天振的勤奋和多产而高兴，也钦佩于他们沉潜于学术的执着精神，另外，也为有像查明建这样更年轻有朝气的朋友加入这一行列而感到欣慰。天振与查明建的新著从比较文学的立场出发，在充分占有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对20世纪外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历史进行了系统梳理，这对于进一步展开翻译文学的研究功莫大焉。同时，天振对“文学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所做出的概念区分，我认为也是富于启发性的，它有助于从不同的角度对翻译文学展开深入研究，从而体现这一学术领域在比较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和翻译学等不同学科中的意义。我作为一个退休老人，虽然已经没有精力做这样大的题目，但我仍然关注当今学术的发展，也很愿意向学界的朋友推荐这样扎实的学术成果，相信从事相关领域研究的学界朋友，对这部著作同样会有浓厚的兴趣。按照天振自己的说法，文学翻译史是翻译文学史研究的基础，这么说来，天振他们下一步的研究应当是系统的“20世纪翻译文学史”了，我期待着它的尽快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