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网

　　该书作者系30年代上海名医，他以亲身经历为主要线索，描述了上海近半个世纪的物价变动；描摹了作者所接触到的各阶层人士的生活、思想状况，其中不乏名人逸士、政界要人，如章太炎、丁福保、于右任、吴稚晖等。作者从市民的视角出发揭示了这些人物的普通生活的一面，对老上海的民情风俗、市井生活有详细而真实的描写。该书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其对物价的真实记录、对取缔中医案引发的中医集会抗争的内幕等的描述，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文：陈夏红 出处：新京报 2007年7月

    2008年时值民国著名中医陈存仁先生诞辰百年。

    以此诞辰百年纪念为由头，陈存仁先生的回忆录《银元时代生活史》（以下简称“陈著”）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近期重刊。这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民国生活史，涉及民国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对于民国史的研究与传播有很大作用。

    笔者之所以阅读陈著，主要是想了解民国法律圈之外人士对于这个群体的观察与记述，也就是说个人对于民国法史的研究兴趣是很大一个原因。这位老中医笔下的民国法律人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且不妨细细读来。当然，丑话说在前头，以我观物，万物皆着我之色彩，剑走偏锋、吹毛求疵之处恐怕难免，还望读者诸君多多谅解。

    陈存仁青年时期决心学医后，发现阅读中医旧籍需要较高的国文程度，急需拜一位国文教师学习国文。

    在陈著第16页，讲到作者拜姚公鹤为师学习国文时，陈存仁写道，“恰好有一位常州名儒姚公鹤先生，他在办理一个法政讲习所，我虽然没有意思去学法律，但是介绍人说，‘姚老师要请一个誊写钢板和油印的人才，你大可趁此机会跟他做这种工作，那么补习国文的学费可以完全免收。’我听了能免学费，就很高兴地去做这项工作。”这个细节指出了一个清楚的事实，即儒学大家姚公鹤在民国初期的法政热潮中，亦不免随波逐流办了一个法政讲习所。而且，次页的记述中作者亦对姚公鹤的人际圈子进行了列举，其中提到著名法学家董康，“他们所谈的或是批评时事，或是臧否人物，都有很丰富的处世经验，所有的谈话资料，也有极高深的学问……”作者对于姚公鹤、董康两位法律人的无意中介绍，再次印证了笔者这么一个判断：民国时期的法政学人，大都既具有深厚的儒学功底，又熟稔西方法学文明之精髓。事实上不仅姚公鹤、董康如此，更有名气者如吴经熊亦是如此，都是能够跨越中西文明而集大成者。

    民国时期法律、外交大家伍廷芳亦在陈著中有间接反映。陈存仁在讲述章太炎嘻笑怒骂皆成对联的功夫时提及了伍廷芳。陈著指出，伍廷芳晚年研究灵魂学，提倡养生术，自谓可望活至一百岁。在陈炯明炮打观音山之后，伍廷芳奔走折冲，舌敝唇焦，忧急而卒，而且在遗嘱中决定要效法西方的火葬。对此章太炎闻知后，即成一联：“一夜变须眉，难得东皋公定计；片时留骨殖，不用西门庆花钱。”章太炎巧用伍子胥和武大郎的通俗典故，在陈存仁笔下写来则妙趣横生。

    对于著名的法律人曹汝霖陈著中亦多有提及。曹汝霖是陈存仁妻家之姑丈，和陈存仁也算是近亲。在陈存仁笔下，“我看到他（曹汝霖）是一位精明能干的人物，面貌依然容光焕发，不过头发已经灰白，但不像一个老年人，他对人谈话和蔼可亲，令到我们做小辈的人觉得很有亲切感。”此后，曹汝霖的名片对于陈存仁在北平的行走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在北平以较大折扣搜求医学典籍、顺利邮寄中医古籍、摆平药王庙“窃”书案等等，简直成为了陈存仁在北平的通行证。

    比如在第143页作者提及药王庙风波之后向曹汝霖借车的事情：“我想到我闯祸的那次是囚车把我从药王庙押走的，心想这一次去药王庙，旧地重临，一定要坐一辆北平名人私家车，才够威风……因此我就向曹润老借了一辆汽车，牌子是雪佛莱，车牌号码是六六，这号码是当地尽人皆知的。”就此我们或许可以说，其时世人对于曹汝霖的评价，并没有我们现在动辄“卖国贼”这么简单，曹汝霖仍是居住在北平城内的谦谦长者。

    另外一则和法律人关系密切的史料，则是陈存仁作为沪上中医代表之一，和同仁一道前往首都南京抗议卫生部的废止中医案。这部分内容集中在陈著第五章。中医存废之争是南京国民政府1928年统一全国之后，所发生的第一起政府与国民意志相去甚远的冲突，废止中医的总后台是法律人出身的汪精卫先生。在南京，代表团一行先后拜会了于右任、林森等党国要员。

    由于立法院院长胡汉民有病，法治委员会主任委员焦易堂接见了陈存仁一行。

    “焦公接受了我们的请愿书，他说：”这件事，首先要立法院制定法律，三读通过，才能实行，卫生部是不能独断独行的。“无独有偶，其时担任卫生部长的薛笃弼亦于1911毕业于山西法政学校。这次请愿的结果，使得废止中医案无疾而终，陈存仁等大获全胜，其中焦易堂、薛笃弼等法律人实在没有功劳但有苦劳。

    笔者颇感意外的是陈著提及的当时的“北方四大名中医”之一的施今墨先生亦是法律人出身。按照第142页施今墨先生的简历，施今墨出生于1881年，幼年师从舅父学习中医，1902年就读于山西大学堂，1906年进入北京京师政法学堂攻读法律，学习之余，仍孜孜不倦钻研中医。

    辛亥革命成功之后，施今墨作为山西代表参加孙中山就职典礼，后来以客卿身份留在路军部，协助陆军总长制定陆军法典。在笔者先前的知识视野中，同时懂得法学和中医的法律人只有杨兆龙一人，而且杨、施相比，仅就医术而言施今墨绝对在杨兆龙之上。

    陈存仁笔下亦记述了自己亲历的几件法律诉讼，其中一件即是1931年前后同道陆渊雷控诉陈存仁诽谤案。陆渊雷亦系沪上医门人，他起诉陈存仁的理由，是陈存仁创办的《康健报》上刊登一则消息，说陆渊雷与医校女生有师生恋，“描写得我人格扫地，由下学期起，我已被学校解聘，所以你要陪我二万四千元损失。”这二万四千元在当时算是一笔极大的赔偿。实际上，陆渊雷起诉陈存仁有很大敲诈意味，当时陆渊雷连房租都付不起，而陈存仁则是收入不菲的名中医。当时的诉状是连印花税在内收工本费三元，至于诉讼数额则可以随便乱写，因此陆渊雷的代理律师汪孟潇则漫天要价，准备和陆渊雷“树上开花”，即案件初期代理免费，胜诉后三七分成。在姚公鹤先生的指点和友人的帮助下，居然拿到了陆渊雷师生恋的有关情书，最后在庭上大获全胜，陈存仁无罪，而陆渊雷连二十四元诉讼费都交不起，和律师两人拼凑不到十元钱，在朋友当场当掉衣服后才付清诉讼费。关于此案的记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民国时期民事诉讼的极好的样本。

    此案后，医门同道居然认为陈存仁是一个法律专家，凡是有法律事务都来找陈存仁咨询，比如外科名医顾筱岩执照被吊销案，最后就是陈存仁致函上海市长吴铁城，认为市卫生局没有吊销医疗执照的法定权力而追索回来，也算趣事一桩。

    言长纸短，这部30多万字的《银元时代生活史》中所记述的民国法律人，绝非上述简笔素描所能囊括，间接的转述亦使得陈著的趣味荡然无存，因此，感兴趣的读者自可细读该书。描述一部具体而鲜活的民国法史，绝非老中医陈存仁的本意。但其依靠翔实的日记而撰写成的这部回忆录，却无意中鲜明地记载了琐碎而具体的一段民国法史，正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也！

文：梁捷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8月

    其人其事
　　交游疑案与废止中医事件　

　　陈存仁医生(1908－1990)的回忆录《银元时代生活史》堪称一本奇书。王学泰说，读过的回忆录中只有两本印象最深，一是包天笑所著《钏影楼回忆录》，一是陈存仁所著《银元时代生活史》。阿城的判断更直接，“写老上海的书，这一本最好！”

　　但我仍想先找出几条反面的意见，批评陈存仁夸夸其谈、移花接木甚至无中生有。其中最不可撼动的批评，是章太炎嫡孙章念驰先生和复旦大学教授朱维铮的意见。一是章太炎的后人，一是研究章太炎的权威，他们就书中涉及章太炎的许多细节提出了疑问。

　　陈存仁自称是章太炎的弟子，因为他的国文老师是武进姚公鹤，所以有机会接触到章先生，请益学问。陈存仁不但请益学问，还进出章家，上下服务，甚至在章太炎为杜月笙写“高桥杜氏祠堂记”这件事情中起到关键作用。后来，陈存仁更是陪同章氏夫妇小住杭州昭庆寺，盘桓有数月之久。章念驰固然不能亲历那段历史，可章念驰指出陈存仁描述章太炎居住地点和时间对不上号，在陈存仁拜师请益的那段时间里，章太炎早已不住那处房子里了。

　　据陈存仁记载，他们在杭州时还发生一件趣事。章先生在“楼外楼”吃饭，巧遇蒋介石。蒋想法关心章先生，但总被拒绝，最后只好把自用的手杖送给章先生留作纪念。第二天，杭州各大报纸大登这条新闻，称章先生“杖国杖朝”。而章念驰和朱维铮根据对章太炎生平的详尽考证指出，章太炎自1928年后几无可能去杭州，不用说小住数月，更别提什么“杖国杖朝”了。

　　章太炎夫妇早已去世，陈存仁也故去很多年，而且内容都是陈存仁1950年代赴香港后回忆写下，多半无法去验证。说有易，说无难，哪些地方是自夸、哪些地方是误记，一切都很难验证。只是我们读书时要多留一个心眼，不必把它当做正规史料，只求一丝闲适，几分趣味罢了。

　　若只是从《银元时代生活史》里挖掘民国生活细节，未免低估了陈存仁的重要性。作为沪上四大名医之一，陈存仁有机会结识了大量政界、商界、文化界的名人，如吴稚晖，如于右仁，如张大千，留下大量趣闻轶事。同时，陈存仁又主编《康健报》，编纂了《中国药学大词典》和《皇汉医学丛书》，还是“三一七国医抗争活动”的发起人之一，被沪上医学界推举为五人代表之一，这在中医史上也是值得大书一笔的。

　　陈存仁的为人乃至医术是极有“海派”特点的，非常灵活，贴近生活。他虽是中医，但并不保守，经常学习西医中的辅助手段，也从各种“实用主义”的角度丰富自己的医学实践。鼎革以后，他跑到香港，由于没有口碑，招揽不来病人，一下子生活无着。陈存仁就想法在报纸上开设专栏“津津有味谭”，以“食疗”为切入点，向普通民众普及如何食疗保健，顿时赢得一片喝彩声。陈存仁这个专栏一写就是二十年，从而奠定他这个沪上名医在香港的地位。

　　陈存仁虽然尊重西医，但是他在1920年代末那场“中医废止案”中的表现是很引人瞩目的。1928年，留日西医余岩上书卫生部要求废止中医(旧医、汉医、国医)，得到汪精卫、褚民谊等人的支持，发布议案要管理中医界现状，由卫生部给现有中医医生登记注册、发放牌照，以后再不发，中医自然就慢慢绝迹了。

　　这个议案在中医界引起轩然大波，丁仲英、谢利恒等沪上名医牵头，邀请各方人士齐聚上海，商讨对策。我们应该注意到，这次反弹一方面是中医界为保住自己饭碗而活动，另一方面也有相当多的旧文人介入其中。没过几天，报纸上的笔战已经打得不可开交。

　　所谓“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中医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旧文人心目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国学大师章太炎在晚年就极端地转向中医，还担任过中国医学院和上海国医学院的院长。在国民党内部，除了汪、褚等人反对中医外，谭延闿、于右任、林森、陈果夫、焦易堂等政要全都主张保存中医。于是，这场斗争在文化、政治等各个方面展开。中医界声称中医完全合乎三民主义，是“极端之极端的民生主义”，是“极端之民族主义”，反对余岩“巫祝谶纬之道”、“反动”等指责口号，甚至提出“打倒提案，就是打倒帝国主义”。

　　陈存仁是其中的活跃分子。他与张赞臣医生实际策划，组织了上海“三一七抗争大会”，并被推举为五人代表之一，赴宁请愿斡旋。

　　这场废止中医案惊动太多方面，舆论反映和国民党内部分歧之激烈都超出人们想象。当时卫生部部长薛笃弼没有鲜明的立场，为了平息风波，压下了这个提案，也撤销一切禁锢中医法令。甚至蒋介石也出面安抚请愿团，“我小时候有病都是请中医看的，现在有时候也服中国药”。

　　就这样，陈存仁参与策划的反抗提案、赴宁请愿获得了成功，中医在混乱的时世缝隙中又获得了自己一席生存位置。

　　陈存仁这一生，也和他所处的时代一样，起伏不定，一波三折。时局动荡、战火不熄、政策多变，生活中似乎处处有坎坷。可他凭着几分机智和扎实的医学基础，悬壶行医、办报编书、与学者文人交游、参与政治选举活动，真是多姿多彩。他是一个奇人，也正好生活在一个奇怪的时代。　□梁捷　　
　　
　　民国时期的币制问题
　　
　　陈存仁以“银元时代”为标题，以银元始，以银元终，对于我们了解民国时期的货币金融颇多助益。凡是治民国史或者好奇民国社会生活的人，都会为当时币制问题大伤脑筋。当时局面确实复杂，很多细节即使专家都不容易说清楚。

　　按照教科书上的说法，民国时期币制分成三个阶段，1933年以前中国施行银本位制度，白银与银元同时在市面上流通；1933年3月10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宣布“废两改元”，以银元为基本结算单位；1935年11月3日，国民政府宣布“法币改革”，废除银本位，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行之钞票为法币。从白银到银元，再从银元到纸币，财政部在两年内完成了三步走。可是法币在1940年代中期以后的恶性通货膨胀中变成了废纸，中国的金融体制随之崩溃。

　　上面是国民政府所做的金融改革，不妨再看看人民币的历史。1948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在河北石家庄成立，同时开始发行第一套人民币。到1951年底，人民币成为中国唯一合法的货币，延续到现在。

　　这种表述似乎给出一整套中国币制改革的脉络，但掩饰了现实中的复杂情况。特别是在“废两改元”和“法币改革”之前，中国不是银本位制，而是“无本位制”。

　　最传统的货币是银两。1920年，上海有银炉24家，铸造银两的形状有元宝形、圆形、腰形等，成色和重量也不统一。清末有一种机构叫“公估局”，就是专门用来鉴定白银的成色和重量的。北京公估局是官办的，上海等新兴城市的公估局则是私人开设，倒也赢得各大商户的信任。这种复杂情况一直持续到1933年的废两改元，白银失去作用，公估局关门大吉。陈存仁记得，那个时候，很多人搬出家藏的窖银去正式钱庄和银行兑换，散发出阵阵霉味，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银元是近代史上最有趣也最重要的货币。所谓银元，应该分成本洋、鹰洋、人洋、龙洋、袁大头等，有国产银元也有进口银元，有清政府铸造也有国民政府铸造。其中影响最大恐怕得属墨西哥鹰洋。银元标准是用七钱二分白银铸成一块银元，这个标准，就是墨西哥的标准。鹰洋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进入中国，到1911年，它在全国流通和储藏的数量就在四亿到五亿之间，成为居民日常生活中最主要的货币。也就是说，当时中国的主要货币是墨西哥货币。若不是1905年墨西哥转为金本位制，情况恐怕还会更严重。

　　法币改革以后，银元逐渐在市场上绝迹。当然法币贬值的时候，银元又出来风光了一把，但随着新型纸币地位确立，银元又迅速成为历史的陈迹。交易习惯常常是很顽强，有时却也很脆弱。陈存仁不得不感慨，短短几年，很多人已经不识或者不记得银元的价值了。

　　陈存仁经历的银元时代，严格说起来，就是从建立民国到抗战爆发。这段货币史最离奇，也最是引人入胜。
　　
　　民国时期的物价问题
　　
　　搞清楚当时的币制情况，我们就能继续探究物价问题了。按照陈明远先生的说法，20世纪初，一块银元折合现在六七十元；到了1920年代，一块银元的价值贬到现在的五十余元；到1930年代，一块银元的价值更是贬低到三十多元。这种算法比较简单，比如陈存仁记得1920年代在沪上著名粤菜馆“杏花楼”吃顿饭要花费二十四元，极为奢侈；同时北京著名的“谭府菜”一桌的价钱八十元，更为可怖。当然这个数字折到现在也不见得属于天价，贫富差距在这些年早已逐渐拉开，远甚于民国时期了。

　　当然，我们也可以据此计算民国时期上海的底层人民生活成本。一块银元一般兑换一百二十八枚铜元。而一枚铜元可以购买大饼油条各一副，对付一顿早饭已经够了。一枚铜元可以换一个鸡蛋，十勺滚烫开水，或者是桃子、鸭梨。凑齐两枚铜元，可以奢侈地喝一瓶“荷兰水”，凑齐四枚则可以吃一碗大肉面，保证一天活动需要的基本热量。

　　陈存仁小时候吃了好一番苦头。他八岁丧父，孤儿寡母只能靠着亲戚接济勉强度日。好在他后来考上了“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师从名医丁甘仁，很快就脱颖而出，独当一面。他先是创办了《康健报》，第一期就发行一万四千份，获得八千固定订户。每张报纸售价两个铜元，这也已是很出色的成绩了。后来他独立行医，门诊定价一元两角，生意好得不得了，获得“沪上四大名医”的美誉。所以，我们从陈存仁的叙述中，颇能看到一些上流社会的生活细节。

　　比如说看“文明戏”，正厅四角，边座两角，楼上包厢一元两角；比如说看电影，那么去大光明、国泰这样的影剧院，楼下六角，楼上一元；比如说跳舞，去百乐门、大都会、丽都等一流舞厅跳舞，一块钱可以让你跳三曲。再进一步，买辆当时最时髦的“佩佩奥斯丁”的小汽车，售价一千一百元，汽油费是一加仑四角八分，当然还得雇一个司机，月薪差不多二十元。

　　民国时期上海人的开销比较简单，无非衣食住行，柴米油盐。陈存仁努力回忆，加上从报纸上摘下大量当时物价的零碎资料，倒是很有效地帮我们贴出一幅上海市井生活图。动辄拿到几百大洋月薪的精英总是少数，书中那个拿二十元月薪为富人开车的司机就很典型。多数人不会以元为单位，都是把一块银元掰开，换成铜板，精细地筹划自己的小日子。
　　
　　抗战时期的上海众生态
　　
　　法币改革以后，银元逐渐退出市场，国民政府准备在统一金融的基础上大干一番，没想到另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酝酿之中。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8月13日，日军侵占上海；一直到1945年8月15日，天皇下诏投降。陈存仁虽是一代名医，但在战争机器面前亦不过是一介草民，《抗战时代生活史》记录了他在沦陷的上海度过最为惊心动魄的八年。

　　上海是打过大仗的。飞机在黄浦江上盘旋，南市地区燃起冲天大火，我军误投一颗炸弹，落在大世界门口，伤亡人数达2021人。又过几天，日本人的炸弹落在南京路先施百货公司门口(今天的上海时装公司)，据说当时得到情报，白崇禧在里面开会。结果白崇禧没炸到，只是炸死炸伤平民800余人。如今漫步南京路的人们，不知有多少人能想象当日的炸弹。在当时那样的人间地狱里，个人医疗的能力完全跟不上百姓伤亡的速度。陈存仁出面组织恢复仁济育婴堂，在“安置难民”和“收容弃婴”两方面着实做了一点工作。

　　沦陷以后，上海的氛围就变得异常复杂。日本人不可能全面支配上海，扶植了大量的文人、警察、政府官员。于是，上海从焦土变成孤岛，又在慢慢恢复和重建自己的秩序。随着战争往内地逐步推进，离开上海是越来越远了，租界里的人们还是要生活，电影、戏剧、跳舞、文人唱和，一样一样都冒了出来，甚至有些比抗战之前更热闹。

　　观察抗战时期的上海众生态，似乎有两种途径，一是向上层观察政局变动与特务组织的活动，坊间流传着各式各样的谣言以及秘闻；另一角度是向下观察平民生活的艰辛，看平日里物价飞涨，富商们囤积居奇。陈存仁在这个时段的生活，用“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这几个字来形容是最恰当不过。他平日里的病人多有党国要员、达官贵人，也有地痞流氓，汉奸特务，还有演艺明星、富商巨贾，每个人都希望在这复杂环境里浑水摸鱼，捞取更多资本。

　　那个时代的上海滩，要暴富的机会很多，可以走黑道，绑架勒索，也可以走白道，打通官员，股票投机。可是翻船的机会一样很多，有多少名声赫赫的人物在这个时期不明不白地消失。

　　按照陈存仁的观察，随着抗战趋向激烈，后方是富的人更富，穷的人更穷，两者走向极端。富人多了，当然能支撑起高消费，过着奢靡的生活；可路上穷人越来越多，生活都没法保障，绑架暗杀多起来，到后来直接在冷僻路段拦路伤人，只为剥别人一套可以保暖的衣裤。天堂与地狱，只是几步之遥。

　　社会两极分化，金融作为聚敛财富的直接手段，就渐渐失去了控制。像陈存仁这样有些社会地位的人，都知道一点金融的秘密，能感受到金融危机的临近。他们纷纷兑换金条，留下一条退路。普通百姓只能眼睁睁看着法币失去控制，任凭它一路通货膨胀。抗战八年，中国在军事上终于缓过一口气，经济上却越陷越深。日军投降以后，上海的通货膨胀达到高潮，法币一天几涨，最终沦为一堆废纸。日本人的飞机没有毁掉上海，而国民党的法币毁掉了上海。

　　陈存仁对这八年的回忆，也只能是一个普通人对一个混乱时代的无奈。

文：沈伟东 出处：《全国新书目》 2007年第18期
      
　　出版家沈昌文评价这本书：“这样的书，让我这个当年的上海‘小瘪三’大开眼界”，作家阿城说：“写老上海的书，这一本最好！”
　　《银元时代生活史》是理财秘笈——在理财观念日渐深入百姓人心的今天，《银元时代生活史》是一本理财的教科书。阅读中让你得到不少理财方面的启迪。陈存仁出身绸缎庄家庭，后生意破产，父亲病故，生活沦落困境，历经艰辛。在伯父的资助下读完中学后，进入丁甘仁创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学中医。书中，以银元为线索，把升斗小民的日常生活和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写得可谓穷形尽相。后来，他结识了丁福保先生，丁先生是佛学家、医学家、文字学家、理财家，也是出版家，书中谈到丁福保指导他买田置地，从事编辑报刊著述医药词典等出版策划和著述工作，整理拓印古钱……个个都是理财的绝佳案例，“丁福保指导购地”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可以说是理财的生动教材。银元象征的理财成为全书的线索，把民国上海滩知名的巨商的理财之道，兴衰内幕都写了出来。其中对于钱财的观念，理财的思路和方法，都给读者以启发。可以说，本书是理财为线索的生活史。理财背后，有人生别样的滋味，这是令人感到悲悯中的茫然：钱财、情感，生命中的贫贱、浮华，还有无奈。
　　《银元时代生活史》是传奇——轻描淡写中有着人生智慧，也有着乱世中生存的法则，有一个个民国人物的生动写照。他们的人生理想和现实生活，他们的传奇故事，让你感叹不已。本书的传奇性还体现在与陈存仁有交往的吴稚晖、于右任等民国政要的“另类解读”，他们在书中拂去了历史的尘埃，走到生活中来：原来他们的日常生活和行为个性是这样的！让你感到意外。吴稚晖作为民国元老，“党国名流”，却深居陋巷，不受国家俸禄，靠卖字为生。他的玩世不恭，他的人格修养，他的性观念，他对篆文的解读，在妙趣横生的描写中，让读者忍俊不禁。
　　《银元时代生活史》历史——一部生活化的民国中医史，生动再现了那个时代中医的生活状态，中医药行业的情况。本书详细地从一个中医师的生活视角写出了民国上海中医的情况，中医教育、中医书刊出版、中医开业情况、中医药界大事件都有详尽的描写，这些描写还是穿插在生活中。这些活生生的生活史再现了民国上海中医界的生活，是研究民国中医史的重要资料。书中还详细描写了北京、上海中医行业的习俗，悬壶应诊的情况。书中用一章的篇幅记录了民国时期中医界反对“废止中医案”的斗争情况，是研究民国时期这段历史的第一手资料。此外，书中对当时的上海中医界各类人士也多有描写。
　　 《银元时代生活史》是写真——是民国上海世俗生活的写真，也是上海民国时期三教九流各色人等的经济生活写真，具有历史和经济学研究价值。书中记述了各类人的生活，既有于右仁、吴稚晖等“党国名流”，也有丁福保、谢利恒等医界名人，也有黄楚九、荣宗敬等商界人物，更有众多市井人物，卖卜的算命者、卖旧书的小书商、银行的买办、钱庄世家、佛界人士、小市民、妓女等等，而对他们的描写，是放在“生活”中的描写，这样的描写就还原了当时的上海滩的世相，成为民国上海世俗生活的写真，读来让人为书中人物的命运唏嘘不已。
　　 《银元时代生活史》以“银元”为线索，连缀起民国生活的点点滴滴，世相百态，小小的银元包含了人生血泪，倒映出浮世繁华中的悲凉，苦难生涯中的乐趣，也倒映出形形色色的人生故事。读这本关于旧上海生活札记，读出的是历史，是传奇，更是有趣故事背后的智慧，对人生的悲悯和理解。

文：辛晓征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7年10月

　　我对老上海的历史一向很感兴趣。当时买这本书，也是为了收集史料的原因。但是这本书最让我感慨的，还不是史料的丰富，而是中医乃至国粹衰败的命运。

　　作者陈存仁先生，是历史上的最后一代国医。在他这一代结束后，中医就失去了“国医”的资格，只能称为中医。陈存仁是丁甘仁先生的弟子。丁甘仁是江苏孟河人。了解中医史的人都知道，孟河是清代名医辈出的地方。马良伯、马培之、费伯雄、余听鸿和丁甘仁，都能够融合经方与时方，在中医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不过，在陈存仁学医的时候，西医开始逐渐取代中医，中医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自余云岫的《灵素商兑》发表后，很多维新人士都不承认中医是“国医”了，而将中医称为“旧医”。中医的地位从此每况愈下，很多学中医的人都产生了自卑感。1929年，章次公与苏渊雷、徐衡之共同创办上海国医学院时，已经将“发皇古义，融合新知”作为校训，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了。

　　随着中医一起衰败的，还有国学。到了1930年代，国学的日子已很不好过了。章太炎在苏州举办的国学讲习会，已经不复当年之盛。一代国学大师要靠卖字来求活。据陈存仁说，他师从章太炎学习国文时，经常看见师母汤国梨因为付不起房租，潸然泪下。一次他陪章太炎去杭州，有人送了一份贽敬，章太炎正要拒绝，汤夫人却急忙让陈存仁抢先收下，回到房间一看，见是二百元银洋，“不禁展颜而笑”，平时的窘况可想而知。

　　陈存仁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毕业，正式行医不久，就经历了“废止中医”事件。废止中医是国民政府的一项新政。国民政府成立不久，汪精卫就在汉口发表讲演，提出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首先归功于废止汉医。废止中医的动向，已经出现了端倪。1929年2月，卫生部召开中央卫生委员会议，讨论了四项“废止中医”的提案，最后通过了一项逐步取消中医的提案———《规定旧医登记原则》。规定对从业的旧医实行登记，凡经过登记的旧医，除年龄50岁以上、行医20年以上者外，由卫生部统一施行补充教育。补充教育的限期只有五年，民国22年终止。凡教育合格者，发给从业执照。

　　这项议案虽然没有取缔中医，但是限制了中医的发展。消息传出以后，社会舆论哗然，纷纷发表通电，谴责政府措置不当。但是中医界反而无动于衷，没有做出任何反应。经过社会各界的一再敦促和陈存仁、张赞臣的积极活动，才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决定以上海市中医协会的名义，发出“代邮快电”，邀请各省代表来上海召开抗议大会，推翻卫生部的决议案。

　　“代邮快电”发出以后，各省纷纷响应。3月17日，17省的近四百名中医界代表云集上海，在上海总商会大厅召开大会，由上海中药界代表张梅庵带头呼喊口号，反对政府取缔中医中药。最后决定推举五名代表组成请愿团，赴南京国民政府请愿。经过各省代表的推选，上海名医谢利恒被推选为请愿团团长，陈存仁为总干事。

　　后面的请愿活动，一切都很顺利。请愿团到了南京后，首先会见了国民党各位元老。行政院长谭延闿明确表示，“中医非但不能废止，还要加以提倡”。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伧、监察院长于右任也向请愿代表保证，“关于废止中医一案，只是西医的一厢情愿，政府不会主持这件事”。3月27日下午，蒋介石正式召见了请愿代表，表明政府不会废止中医。几天以后，国民政府发表了蒋介石的批谕，废止中医一案以“违背总理遗训”被正式撤销。

　　经过这次抗议活动，中医的处境得到了改善。1930年中央国医馆成立后，制定了“国医条例”，在立法院三读通过。中医的地位在法律上得到保障。卫生部也根据“国医条例”做出行政上的调整，在卫生部附设了中医委员会。陈存仁和谢利恒都被卫生部聘为中医顾问。中医界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也开始加快发展的速度。仅以陈存仁而言，他除了大量搜集、整理中医典籍，主编出版了《中国药学大辞典》和《皇汉医学丛书》之外，还创办了国医研究所，担任中国医学院的常务董事。在“一·二八”事变之前，中国医学院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中医事业的发展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

　　但是，这些法律和事业上的保障，都没有改变中医的命运。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后，再次通过西医牛惠生、颜庆福二人，向立法院提交了废止中医的提案。他对制定“国医条例”尤为不满，在中政会上一再提出反对，认为“此事不但有关国内人民生计，亦有关国际体面，今若授国医行政权力，恐非中国之福”。抗战胜利后，人民百废待举，中医界却再次面临厄运。1946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政令，要求各地中医院校一律停办，禁止中医收徒，停发从业执照。上海最著名的三所中医院校，都被上海市教育局明令取缔。中医被最终取缔的命运，几乎无法改变了，上海中医界普遍感到“心灰意冷，生机断绝”。陈存仁正是怀着这种心情，离开上海前去香港。

　　80多年前，中医经抗争得以保留生存权。但是中医能否振废启衰，仍是让人怀疑的问题。早在废止中医案被提出之前，章太炎在给恽铁樵的信中说：“（中医）欲与西医较胜负，则言论不足以决之，莫若会聚当世医案。有西医所不能治，而中医治之得愈者，详其证状，疏其方药，录为一编，则事实不可诬矣！”

　　然而时过境迁，已经80多年了，中医提出了多少这样的医案呢？记得十年前去一家大医院看病，在偏僻处看到一块指示牌，上面写着“疑难杂症中医科”，这是明白地告诉患者，如果得了疑难杂症，西医实在无法可医，无药可救了，也不妨去中医科看看。中医未来的命运如何，仍有待时间给出回答，当然，恐怕也要看医界人士如何作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