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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书名——《信仰与政治哲学：施特劳斯与沃格林通信集》——似乎已经为我们提示了本书的论题位置：沃格林与施特劳斯的差异，就是信仰与政治哲学的差异——换言之，沃格林一生中的主要著述看起来是在搞政治哲学，实际上是一种信仰的哲学表白。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施特劳斯与沃格林的通信，第二部分由两人的各两篇论文构成，第三部分是两人在美国的后学们对两人分歧的思考。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第二部分的四篇论文的编排是这样的：沃格林的两篇文章被编排在施特劳斯两篇文章的中间，好像处于受到夹击的位置。仅从文章标题来看，施特劳斯的两篇文章就像是对沃格林的两个论题的尖锐挑战——或者说，开始是提醒……然后是批判。

文：Pantagruel 出处：庞大古埃的滑梯 2006年11月

    结束了《信仰与政治哲学》的翻译工作，坐在椅子上望着天花板，觉得无比幸福。幸福是什么？当电影里，范伟用上厕所蹲坑为幸福做注脚的时候，我们可以会心一笑，但是要描述施特劳斯和沃格林给我们带来的幸福，这就一下子变得艰难了。除了完成一项艰巨任务以后的轻松，就要谈谈思想上的收获了。

    为什么施特劳斯和沃格林的通信要以“信仰与政治哲学”为题呢？通常说来，哲学追求的是知识，但是近代以来，对知识的讨论却在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之间纠缠不清，这种局面一致影响着整个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而影响着人们生活中政治、经济的层面，乃至生活本身。比如自由主义的原则和完全的市场经济在理论上就是以主观主义为基础的，而客观主义发展到极端就出现了各种集权主义和计划经济。但是所有的这些选择都是令人不满意的，甚至是错误的。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一些德语国家的学者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开始寻找一种真正科学的知识，并试图在主客二元之间找到一条出路。胡塞尔就提出了“严格科学”的问题，他坚持在主观主义的基础上进行讨论。以他为背景对施特劳斯和沃格林进行理解似乎非常重要。施特劳斯和沃格林都对胡塞尔提出了批评。沃格林认为胡塞尔的工作并不能让人看到本真。通过对大量古典文献的研究，他找到了一种神圣的意识，由于经常使用“luminous”、“luminosity”这样的词汇，有些学者认为，他在胡塞尔的意向性之上又找到了一种更高的意识，在这本中译本中，将它译作“明觉性”。沃格林认为这种神识既是感知现实的器官，又是现实的内容，这种内在于现实的神识始终在阐释现实。显然，沃格林认为这种神识具有普遍、永恒、稳定的色彩，在此基础上，知识产生了，同时在这种思考方式下，一条解决主客二元的道路出现了。但是神识真地能带来客观，带来知识吗？施特劳斯肯定很怀疑。信仰的体验真地可以依赖吗？他用一种怀疑的体验对待沃格林所有体验的成果。他也反感否定客观，以及完全在主观主义的基础上进行探索，因为这很容易带来一种新的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对于驽钝的凡人来说，我们只有在常识的基础上，通过柏拉图的辩证法，才能向超越，向永恒上升。

    我们确实无法说清楚谁对谁错，更应该说，沃格林和施特劳斯为我们展现的是两条不同的道路。在他们的思想中，我们看到了其他许多现代思想家所不具备的丰富性。这种让人感到幸福的丰富性中有神圣，有超越，有永恒，有我们这些现代人通过感官所不能知晓的东西。正是因为这种丰富性，让我想尽快停止言说，因为我总是会想到那句诗：“我说秋天，秋天碎了”。衷心希望各位读者不要只是从这本书中看到一个“碎了的秋天”。

    施特劳斯和沃格林的语言为翻译造成了极大的难度。沃格林的英文怕是英语国家的读者都会不习惯，他的超长短语、复杂的介词结构和特殊的词汇用法总是会让人觉得胸闷，似乎他有意通过这些方式使得自己的文本具有更为广博的含义。施特劳斯的语言是狡黠的，尽管字面上不难理解，但是放在不同的语境下，就可以做出不同甚至相反的解释，我想每一个施特劳斯的译者都会对他的作品心有余悸，要知道，这位思想家有着他自己独特的解释学方法，而当他写作的时候，他会同样把这些技巧运用到笔尖。好在张新樟博士对通信部分的翻译以及何子建、林国荣两位先生的译文极为杰出，从他们的成就中，我获益匪浅。

    但是这本中译本的出版，不仅体现了我们这些译者的心血和汗水。我想我们都会感谢刘小枫老师那么多年来的辛勤工作，他对西方思想的介绍，在每一个被现代性的浮躁烦扰着的心灵中撒下了清凉。在探寻知识的道路上，每当我们手中的明灯熄灭的时候，倪为国老师的安慰和鼓舞总会重新点亮它。本书的编辑万骏先生以他的聪慧和严谨弥补着我们犯下的一个又一个错误。

    此外，我想我们每个人都要衷心感谢许多帮助过我们的人。就我个人而言，更是如此。我是在和陈克艰老师的谈话中，才领悟到为什么施特劳斯认为只有政治哲学才能成为严格的科学和真正的知识。程念祺老师一直关心着我，这让我有勇气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在香港中大任教的吴逢时博士，和她讨论色拉叙马霍斯在《理想国》中的意义，使我学到了很多。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的王郡先生，他的基督教史和近代史知识为我提供了许多帮助，也是他的鼓励，使我放弃对“露才扬己”的顾虑，在这里写下我的一点体会。

    随着读者对许多问题认识的加深，我们翻译中的许多问题会暴露出来，这也是我们期望看到的。从一开始，我们就希望自己的翻译能成为一块砖石，铺垫在各位读者知识探寻的道路上，这样我们就非常欣慰了。最后，再次衷心希望读者们能从此书中获得愉悦和安宁。

文：刘小枫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7年7月

施特劳斯和沃格林作为思想家都充满魅力，他们身上有不少相同的地方，让人抑制不住地要把这两位哲人拿来比较一番——可是，这两人的思想显得非常不同，分歧巨大，又使得任何想要做一番比较的人感到棘手得很。

施特劳斯和沃格林都是犹太裔，都在德语国家长大和接受高等教育，二战前先后从德国和奥地利流亡美国，随后在这个新大陆的学界崭露头角，又碰巧都搞政治哲学：施特劳斯基于１９４９年在芝大的讲座而写成的《自然权利与历史》和沃格林基于１９５１年同样在芝大的讲座而写成的《新政治科学》，也都成为各自思想成熟的标志。两人的思想出发点可以说都是对现代性的哲学批判，而且也都从思想史入手——尼采的现代性批判已然清楚指明：西方的现代性痼疾病入膏肓，没有对整个西方思想史的通盘把握同时又对好些关键性的细部了如指掌，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有资格给现代性把脉看病的良医——２０世纪以后，思想大家必定显身为思想史大家。无论对整个西方思想史脉络的把握还是对各个细部的深入理解，施特劳斯和沃格林都显出敏锐的思考眼光和深厚的学问功夫——尽管两人对细部的掌握各有偏重、对整个西方思想史脉络的把握更是南辕北辙……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把施特劳斯与沃格林作对比观，对于我们深入西方思想史问题的纵深非常有吸引力。可是，要做这种对比谈何容易！因为，需要对比的不是两人的“同”——这方面几句话就可以说完，而是两人的“异”——要把这方面说清楚，我们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甚至世代，而且能否想清楚和说清楚，还不一定。

施特劳斯与沃格林的公开论争，仅见于沃格林给施特劳斯《论僭政》写的书评和施特劳斯在《论僭政》增订版中的简短回应。因此，两人通信的刊布对于我们作对比观照意义重大——从通信中可以看到，两人原来并非老朋友，而是到美国后在学术交往中才相互结识（写信都很客套）。随后，两人之间有过一段时间的思想交流——从两人一生的角度看，这段时间非常短暂，似乎双方都想说服对方，最终不了了之。施特劳斯显得率先放弃说服或交流的意愿，两人的交往日益疏淡，最后干脆差不多没往来……

这倒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在真正的思想家之间，任何相互之间的说服可能都会以徒劳告终，重要的是看清楚对方的立场，从而进一步想清楚自己的立场。对于我们来说，问题便在于：他们两人看清楚了对方的立场吗？如果看清了，双方各自是怎样看的？如果没看清，又是怎样没有看清？倘若仅有一方看清了对方，而另一方并没有看清对方，那么，看清和没有看清的是哪一方……凡此种种都引人兴味。

如果要从施特劳斯与沃格林的对比中有所收获，应该从哪个问题位置入手？

《信仰与政治哲学：施特劳斯与沃格林通信集》一书的编者似乎已经为我们提示了论题位置：沃格林与施特劳斯的差异，就是信仰与政治哲学的差异——换言之，沃格林一生中的主要著述看起来是在搞政治哲学，实际上是一种信仰的哲学表白。

这本书的编排也很有意思：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施特劳斯与沃格林的通信，第二部分由两人的各两篇论文构成，第三部分是两人在美国的后学们对两人分歧的思考。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第二部分的四篇论文的编排是这样的：沃格林的两篇文章被编排在施特劳斯两篇文章的中间，好像处于受到夹击的位置。仅从文章标题来看，施特劳斯的两篇文章就像是对沃格林的两个论题的尖锐挑战——或者说，开始是提醒，然后是批判。

这两个勤勉的思想者虽然擦肩而过，却向我们透露出不少重要的思想史线索。西方思想很早——早在古希腊时代就蛰伏着危机，而危机的根源就在于哲学与宗教的关系。古代希腊的城邦制度毁灭以后，哲学并没有随之入土，而是随着希腊化进入了犹太教、基督教，中古前期又进入伊斯兰教；到了近现代的西方，则形成了基督教哲学，麻烦的现代性问题似乎就是从这种哲学中生发出来的……当哲学进入最后一个古老的文明宗教——儒教时，现代性问题已然成为痼疾。反过来看，汉语思想倘若不突破近现代西方哲学的视界，深入到西方思想的原始冲突中去，就没有可能把自身面临的问题思考得桶底脱落——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如何应对哲学的登堂入室甚至入室操戈，恐怕才为儒学如何应对自身的困境提供了历史的经验教训。

１９５８年，沃格林从美国返回欧洲，在慕尼黑大学哲学系执教，建立并主持慕尼黑大学“政治学研究所“（Ｉｎｓｔｉｔｕｔ ｆüｒ 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达十年之久——令人费解的是，在战后的德语哲学界，沃格林几乎没有留下影响的痕迹。退休以后，沃格林又回到美国，继续据说因建立“政治学研究所”而耽搁下来的《秩序与历史》后两卷的写作。沃格林１９３８年到美国，１９４２年就在美国Ｂａｔｏｎ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Ｌｏｕｉｓｉａｎａ找到了教职——就学界的外在名声而言，沃格林似乎比施特劳斯要大得多，却未能像施特劳斯那样，教出一帮出色的弟子，从根本上修理了美国高等教育中最为核心的要件，其历史意义至深至远——施特劳斯做到这一点，靠的不是创办“研究所”或“研究中心”，而是单枪匹马、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教书，带领一届又一届学生老老实实、一本一本地读我们自以为耳熟能详的古典名著。

１９９８年笔者着手组译本书，何子建译出施特劳斯的《雅典与耶路撒冷》和阿尔提泽的文章，林国荣译出《神学与哲学的相互关系》，随后刊于笔者当时主编的《道风》学刊。何子建因博士课程太忙不能继续翻译，由张新樟博士接手，译出了书信全文（书信编排按施特劳斯的生命时段分期，以便与施特劳斯通信集�煛痘毓楣诺湔�治哲学》（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６）］对应，便于读者对勘；随后张新樟博士因去德国做博士后研究，译稿又搁下来……直到去年，谢华育接手译出余下的全部篇章，并校订了书信部分，全书翻译终于完成——可谓好事多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