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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当代职业科学史家为非专业的读者和大学生们编写的一本世界科学技术通史教材，旨在提供一幅“全景图”，以满足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的需要。本书阐明：科学和技术的关系是一个历史过程，而非总是一成不变地结合在一起的。作者循着科学和技术的沿革，从史前期直到当前，查找出说明两者有时结合、有时分离的那些史实，检讨那种技术即应用科学的流行观点。而且证明：事实上，在20世纪以前的大多数历史条件下，科学和技术一直是处在彼此要么部分分离要么完全分离的状况下向前发展的，而且在智识上和社会学上都是如此。本书的一大特色是：摒弃了 “欧洲中心论”的编史学观点，以全球视角详述了中国、印度、中南美洲和近东帝国等文明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传统。

本书获得2000年度美国世界史协会图书奖，除中文版外，还被译为德文、土耳其文、韩文出版。

文：江晓原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7年7月

通史性质的科学技术史著作，已经有许多了，包括从国外引进的和国人自己编著的，有些还相当有影响。这本书能够给人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首先或许与它的一个作者的不太常见的名字有关（詹姆士·Ｅ·麦克莱伦第三）。但这种著作的编写是不会有止境的，因为每一位科学技术史研究者眼中，都有他自己的一部科学技术史。

就这类著作的价值而言，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是提供科学技术史的一般知识，这只要结构合理，论述准确，通常不难做到。二是给出某种看待科学技术史的独特眼光，或启发读者思考某些有关科学技术史的基本问题，这就不是很容易做到的了。这部《世界科学技术通史》似乎在相当程度上做到了第二点。

“言必称希腊”是以前政治伟人痛斥过的，在他的教导下，几代中国人都耻于“称希腊”，而勇于以“言必称中国”代之。这也不是中国人的发明，以前曾见过一种前苏联学者写的科学技术史普及读物，里面将几乎所有重要的科学技术发明或发现都归在俄罗斯人名下，特别夸张的是，几乎百分之五十（这个百分比只是我的模糊印象，或许也夸张了）被归在了一个叫罗蒙诺索夫的人名下。

可是要认真讲科学史，不“称希腊”是不可能的。在这本为非专业的读者编写的科学通史著作中，作者开宗明义就告诉你：“在古希腊文明崛起以前的那些古代王国，国王们都支持过实用技艺和有用知识的发展，但对抽象研究毫无兴趣。后来，随着希腊自然哲学——非功利性的探索、理论，或者说‘纯科学’——的一步步渗入，终于在伊斯兰世界和欧洲形成了那种‘西方’传统，从而奠定了现代科学乃至我们今天的科学世界观的基础。”也就是说，现代科学的源头在古希腊。

你看，才一开头，启发读者思考的问题就来了：说科学的源头在古希腊，这在西方固然已属老生常谈，但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却仍然有着相当的现实意义——因为科学的源头究竟在哪里这个问题，在中国经常是有争议的。有的学者认为我们中国也可以算源头之一，有的学者认为古希腊也不是源头。在源头的资格竞争中，这种“要么大家都是，要么大家都不是”的局面，一度安慰过我们曾经相当脆弱的民族自尊心。

其实，关于现代科学的源头，另一位政治伟人就有过有利于“言必称希腊”的论述：“如果理论自然科学想要追溯自己今天的一般原理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它也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况且这位伟人还说过“新时代（的科学）是以返回到希腊人而开始的”这样明确的论断呢。

虽然认为现代科学的源头在古希腊，但对于其他古老文明中的科学技术，此书的处理颇有可取之处。

以前有些西方的科学史家写科学通史，经常将中国的部分略去，理由之一是自己不熟悉，实际上有时是因为觉得这一部分无关紧要。在“欧洲中心”的眼光中，希腊固然是源头，巴比伦和埃及也不会被遗漏，因为它们对希腊科学有过贡献；阿拉伯文明也不会被遗漏，因为希腊的遗产是通过伊斯兰世界的传递和消化，才被欧洲人继承的。但是中国和东亚、玛雅之类的文明中的科学技术（如果承认它们存在的话），那在他们看来确实是无关紧要的。

而中国学者自己编写科学技术通史时，有时就“反其道而行之”——将中国部分的篇幅安排得很大，超出合适的比例；将中国古代的成就拔到很高，给出过分的评价，竭力营造出一种“中国古代科学技术遥遥领先于世界”的自我陶醉氛围。

与“欧洲中心”及“言必称中国”这两端的偏激相比，这本书就公允多了。作者将科学技术史置于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中论述时，确实给了欧洲之外的文明中的科学技术足够的关注，几乎照顾到了世界历史上所有的重要文明。例如，作者连玛雅人的有关知识也没有忽略。这样大家都有贡献，大家都能占一席之地，似乎皆大欢喜。

顺便指出，在这样的论述中，“科学技术”这个措词给了作者很大的方便——既不需要陷入界定“科学”与“技术”的泥沼之中，对于那些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科学的古代文明（比如中国），又可以只论述其中的技术成就而没有理论上的滞碍。

本书中译本几年前旧版的书名是《世界史上的科学技术》，是照原文直译的。这次新版更名为《世界科学技术通史》，亦无不可。两个书名都隐含了某种“全球视野”的意思，暗示了作者赞成一种非欧洲中心的科学技术史观。

本书作者看来是持多元科学观的，在全书论述中贯彻着这样的观点。作者认为：“就在不久以前，人类知识和技术的这些不同传统还一直是沿着各自的轨道独立发展的，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是如此。”这样的观点当然比“欧洲中心”或“言必称中国”之类偏激的立场更容易被接受。

本书作者不认为只有西方的现代科学才算科学，而是承认其他文明中的有关知识也可以算。作者认为，说到科学和技术的历史，“既不会仅仅是今天才被称为科学的那个单一的对象，也不会只局限于今天才被叫做技术的那种完全独自进行的活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单一的对象”和“独自进行的活动”这样的措词，都不是没有深意的——这暗示了他们对现今科学技术的某种不无保留的评价。

文：桑小旺 出处：南方都市报
　　
　　在人类文明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科学技术的推动力量不可忽视，尤其是进入十九世纪以来，由新兴技术引发的一系列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在极大地提高物质生产水平的同时，也深刻地改变了人类对整个世界的认知。那么作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200万年以来科学技术又是沿着怎样的轨迹发展的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已经拥有了不同学科的无数专业论著与普及读本，为我们拭去时光落在一颗颗人类智慧结晶明珠上的积尘，将它们呈现在我们面前，而《世界科学技术通史》就是将这些熠熠生辉的明珠串起来的那条丝线。

　　人类使用技术的年代可以追溯到200万年前。在我们的祖先成功尝试了直立行走之后，在我们的祖先举起手边某一块尖利的石头砍断拦路的藤条的那一刻，或者，你更愿意把它叫做旧石器时代的开始。工具与技术在它们作为语词——哦，在本书里你将看到，语言也是一种高明的工具——传承和记录下来之前，就已经深入到了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或许人类并非我们生活的地球上唯一会使用工具的生物，但却是唯一会自觉地使用工具制造工具的生物。这看似细小的差别，却影响深远。
　　
　　科学探索自希腊始
　　
　　继新石器革命之后，城市革命掀开了人类历史新的一页。若干个具有明显相同特征的新石器时代的居民区在集约化农业的基础上合并而成中央集权的王国。在公元前35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在公元前3400年后的埃及，在公元前2500年后的印度河流域，在公元前1800年后的黄河流域，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中美洲和公元前300年后的南美洲，由于水利建设的需要，它们各自独立发展出了自己的文明，在水文地理的影响下，官僚机构、书写、数学、天文学各种各样复杂的技艺等文明的标志相继出现，人类的文明地图第一次成形。尼布甲尼撒高塔、特奥蒂瓦坎的太阳神庙、古埃及的金字塔……科学成就随着文明的发展一批一批地浮现，而最后的抽象理论的提炼，也是最初的科学体系的形成，却是在遥远的与以上古老文明完全不相类似的希腊。在那里，科学理论可以是不为任何国王和民众服务的，它只按自身的价值对自然知识进行追求，这就是自然哲学。古希腊人对宇宙的思索和对抽象知识的非功利追求无任何先迹可循，他们为科学赋予了一种全新的要素，一种让它脱离了任何社会和经济目标、纯粹地为追求而追求的要素，它使科学的历史改变了方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那些基本的、身为人类永远无法回避的问题，关于时间，关于宇宙，关于物质，关于人类。后世一切对自然界、对人类自身有意识的科学探索皆自此时始，自希腊始。

　　从泰勒斯关于元物质的思考到毕达哥拉斯学派对抽象化的理想化的数学的研究，从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的变化之争到德谟克利特的古代原子理论，从柏拉图对几何学的热爱和天体模型的建立，一直到亚里士多德在对自然科学各个方面深入思考基础上所构筑的科学文化的典范，古希腊的思想家们奠定了自然哲学的理性基调，提出了后世科学体系中的每一个疑问，上至宇宙诸神，下至万物兴灭，后来人的一切努力都不过是试图对先贤们所提出的问题作出一个完美的阐释。在他们之前，没有人提出过这些问题；他们说，要思考；于是在他们之后，世界的一切都大为不同了。
　　
　　科学和技术的结合
　　
　　此后直到十六世纪，在宗教与科学的角力中，哥白尼提出了日心说。有趣的是，促使他建立一种新的理论体系的动力只不过是因为他认为，日心说的体系比起盛行了几千年的托勒密体系来说，更加优美，更加和谐，更加赏心悦目，甚至更加经济。而他研究天体运行的初衷，亦不过是为了响应教皇的要求，进行历法改革而已。作为近代科学革命发端的日心说的提出居然始自个性胆怯、出身低微的哥白尼，坦白讲，连教皇本人都不以为然呢。

　　然而正是从哥白尼开始，人类对于自然的探索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种为追求而追求的科学探索的态度一经启蒙，科学的花园便如天国的大门一样向世人开启了。“在决斗中失去了半边鼻子”的丹麦贵族第谷·布拉赫利用昂贵而精密的仪器开始了天文观测；貌似猥琐的年轻的开普勒在第谷去世前两年接手整理大量的观测资料，先后提出了著名的开普勒行星三大定律；在美第奇宫廷中腾挪转移的伽利略从自制的望远镜里看到了天体的表面，他对理论力学的贡献和实验的应用解决了十几个世纪以来亚里士多德的关于物体运动的难题。在他之后，笛卡尔利用以太的概念，建立了一种完全机械的世界观，他广泛包容的世界体系站在了一切科学发明的最前端，取代了之前的亚里士多德等其他一切世界体系。

　　牛顿的出世如同是上帝的旨意，他以一人之力建立了一个完备的、有序的宇宙体系，写就了科学史上最光辉华美的一章；爱因斯坦关于相对论的研究则将固定的严格有序的世界推向相对的、不确定性和多宇宙的思考。这一部漫长的科学史终于写到了现代社会，科学和技术也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开始了大规模的结合，生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奇妙世界。科学革命带来的，绝不仅仅是人们对宇宙概念的简单的思维调整，作为一段人类的历史经历，科学的社会效用地位变迁理应放在一个更大的历史视野中以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衡量和研究。

　　纵观整部《世界科学技术通史》，我们看到的是对科学和技术自始至终的考量，它们在大部分的时间里各自为政，但一朝相遇，产生的力量便足以改变整个世界；我们看到的是对科学体系的整体构筑的历史重现，那些所谓“第一”的发明和发现，与恢弘壮丽的科学体系相比，与古希腊先贤的朴素的自然哲学思想相比，只能显得黯淡和微渺。或许由于主题所限，书中关于人类的社会行为对科学发展之影响的分析并不多见，略有分散之感，然而字里行间所见的科学的严谨之美、和谐之美、简洁之美，足以令人内心向往，在黑暗的年代里，在时间的荒原上，科技之光曾如何瞬间闪现，照亮那些一度年轻而今长眠地下的面孔，照亮人类前进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