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思 郁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7年7月
尽管汉娜·阿伦特在生前一再声称她其实是一位政治家，而不是哲学家，但是她早年师从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这两位大哲学习哲学的经历是众所周知的，在她随后的一系列著作中所显示出的高深的哲学素养让她的文本具有一般的平庸政治家所不具备的那种“沉思的魅力”。在起源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传统中，哲学的生活就是过一种沉思的生活，在古希腊，沉思的生活是一种最高的生活方式。虽然亚里士多德给人下的定义是一种政治的动物，但是和他的老师一样，亚里士多德同样轻视政治。在柏拉图看来，人之所以摆脱不了政治，是因为人们在一起生活，必须要处理人与人之间发生的事情，如果这些涉及公共生活的事情不好好解决，哲学的生活也必定会荒废。另外，相对而言，虽然哲学关系到宇宙之类的永恒的问题，但是哲学家也不得不面对自身生活的现实，“哲学家也是要死的”，所以不免也要涉及政治。按照这种古已有之的传统，就是为了自身能过上一种哲学的沉思的生活，也要参与政治。通俗点讲就是，有人在的地方，就有政治的存在。
在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结中，我读完了阿伦特的《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的传统》。在迄今为止的阿伦特的所有翻译过来的著作中，这本书虽然是阿伦特在大学期间的授课讲稿，行文相对于那些完整的著作比较平易，好像容易理解一些，但是我读的时候依然有些吃力。这种吃力不是源于我对阿伦特思想的隔膜，而是因为相对于阿伦特的其他著作而言，这本书是以一种笔记和断篇的形式进行论述的，要点并不明显。从古希腊的哲学传统，到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再到孟德斯鸠的法哲学理论，阿伦特思维的跨度极大，思想跳跃的速度可谓目不暇接，而且当她一旦发现对以前的论述并不是很充分的时候，会在后面对前篇的论点进行补充论证。所以在阅读过程中我不时地陷入沮丧之中，不知道如何才能跟得上她的思维步伐。但是也正是在这样的挣扎着阅读的过程中，才能意识到这位政治哲学家那种一贯的深邃与高不可攀，让后来人如我辈顿时有高山仰止之感。
根据后来研究者的可靠资料，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末，阿伦特在撰写那部传世的巨著《极权主义的起源》的间隙才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的。在这本给阿伦特带来极大声誉的煌煌巨著中，她提出了“绝对的恶”（还有的译文中翻译为“极端的恶”）的概念，阿伦特原本的写作计划是分为“反犹太主义”、“帝国主义”以及“种族帝国主义”三部分进行批判性的梳理，但是在进行最后一部分的书写的时候，她才开始意识到斯大林主义的命题。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说，虽然很容易被人利用有滑入极权主义的泥淖的倾向（想想２０世纪另外一位哲学家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所描述的现实），但是对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说，还有值得为人类借鉴的地方。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研究，阿伦特在书中对马克思本人表达了她的敬意，称他为“伟大的学者，也是伟大的科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而且与孔德相比，称之为社会科学之父更为恰当”。在她看来，马克思虽然涉及各个领域的研究，但是非要说有一种根底的东西支撑他全部的思想体系，“真要说的话，恐怕是他的政治哲学”。阿伦特以此作为出发点，开始梳理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的传统渊源。
阿伦特选取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三个核心论断和传统思想进行比较，这三个论断分别是“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暴力是每一个孕育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和最后一个也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最著名的一个论断“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阿伦特认为马克思主义正是通过这三个方面对传统提出了挑战。第一个论断中，“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是对古希腊提出的“人是政治的动物”、“上帝创造了人”以及对劳动的蔑视提出了挑战。至于对暴力大唱赞歌，不该轻易地理解为阿伦特提倡暴力，如果结合阿伦特的《论革命》一书的观点可以更好地理解。实际上，对暴力的某种程度上的赞同，除了认为提倡暴力是对传统的反叛，更多的是因为暴力是革命的一种手段。在《论革命》中，阿伦特分析了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革命造成的不同结果的原因。在法国大革命中，革命的暴力并没有解决大众的贫困问题，反而使民众陷入了更大的恐怖之中，这种暴力革命最终葬送了个人的自由；而对于美国独立战争的暴力革命而言，他们在革命后迅速制定一部能划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界限的出色宪法，从而避免和压制了暴力革命的肆无忌惮的特性，保持了美国优秀的革命传统。所以阿伦特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赞成使用暴力手段进行革命。
至于“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一论断，彻底颠覆了古希腊哲人宣称的过一种“沉思的生活”。在开篇的叙述中，虽然柏拉图也参与政治，但是这种有限制地参与公共领域的事务不过是为了过上一种更好的“沉思的生活”，而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要彻底颠倒过来才是一种更好的生活，即哲学家过一种沉思的生活，用自己的方式解释了世界是为了更好地改变这个世界。阿伦特之所以认同这种彻底颠覆传统的观点，是因为这种观点和她所提倡的“积极生活”的态度有关。在《人的条件》这部阿伦特“最具哲学抱负”的著作中，阿伦特提出了她的“积极生活”的理念，主张通过捍卫公共领域“积极生活”的尊严，反对自以为是的“沉思的生活”。她正是想通过这种区分，希望用不曾被哲学家蒙蔽的眼睛去审视政治。也许这个时候，阿伦特想到的是她的老师和情人的海德格尔。正是这位被誉为２０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的海德格尔，一贯在沉思中生活的海德格尔，后来成为了纳粹的帮凶，成为了极权主义的真正牺牲品，这种打击对阿伦特而言才是最为致命的。
阿伦特在《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一书中说，在近代社会中，传统的丧失经常被表述为等同于权威的崩溃。马克思虽然和基尔凯郭尔以及尼采一起被认为是挑战传统、颠覆权威最彻底的人，但是权威的丧失并不代表传统的消匿。事实上，根据已经被马克思继承并发扬的黑格尔的辩证法逻辑来讲，挑战传统以及颠覆传统正是为了建立新的传统，权威的崩溃正是为了建立新的权威。阿伦特的一系列著作在大陆的汉语学界悄然风行，思想日益深入人心，这种传播的过程不知是否可称之为一种新的兼具理性与自由的新传统的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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