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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奏折》的姊妹篇。所谓嘉言钞即语录，作为近代中国文化巨子，梁启超所编的这部曾国藩语录，有着远过常人的选家眼光。
    本书一仍前两部书的风格，评点者立足于对曾氏长期研究的扎实基础，结合自己的阅历和思索，向读者娓娓道出曾氏丰富而深刻的人生思想，老到而圆融的办事手法，打开曾氏既宽阔浩大又城府重重的内心世界，追索其灵府深处对生命价值的真正取向。
    本书信达雅的译文，不仅可以为当代读者扫除阅读上的障碍，还可以帮助大家更好地领略这位文章大师的行文技巧。

文：李湘树 出处：岳麓书社 2007年6月

    唐浩明、梁启超、曾国藩，三人人生相隔数十年，分属于晚清，近代和当代的不同年代，岳麓书社的这本书，把他们联在了一起。三个姓名并列成为书名，不嫌书名过长，当然一定是这三个姓名均可以作为品牌，去打响市场与经营天下，否则，书名就不会是这样了。事实也的确如此，这就是本书的特点与卖点。三个姓名如雷贯耳。
    曾国藩这个名字无须多说。曾国藩在今天的读书界，红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使以往的这个历史人物，获得今天雅俗共赏的名声，得力于唐浩明是现代小说的刻划与推崇，这个“齐家治国平天下，样样干得都像话”的大儒，于是在今天的朝野都有激赏专美乃至专宠的声名，官商士民争读曾国藩，这的确是一种谜一般的历史文化现象。一个小说作者（唐浩明其实更是一个学者），利用自己的小说成就，再由对这个历史人物的学术解读，造成波诵起伏激浪相接的文化现象，只能说这位历史人物和这个当代小说家，都相当不凡，都几乎是独一无二。
    本书还扯上了另一个历史人物梁启超。这在近现代也是一个如雷贯耳的人物。从政治分野上说，梁氏与曾氏分属不同阵营。梁氏的振臂疾呼变法与共和，与曾氏的兢兢于保皇，观点形同冰炭水火。可是梁氏晚年，却辑录了这部曾氏嘉言，以修身齐家匡时济世，足见在政治分野的表面流波内里，还有着潜在的心灵相通的声应气求。以梁氏自己的话说，是曾氏“所言，字字皆得于阅历而切于实际，故其亲切有味，资吾侪当前之受用”。这种声应与气求，应当说牵涉到的就是中国传统文化长河内里潜存而被普遍认可的核心价值。这种核心价值，处于文化的最里层，政治见解的相去万里，并不影响内里核心价值的相同指向，这是属于人格和人心层面的东西。如唐浩明所说，人类文化中的精粹，是从来不受政治观念和时空限制的。这是梁氏青睐曾氏的原因所在，这也是今天曾氏被当代各阶层人士追捧的根本原因所在。因此，岳麓书社即便仅仅是再次推出梁氏辑录的这本嘉言，也已经为今天的文化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当然，这里还有唐浩明的解说评点。一位历史大儒，以其跌宕一生的经历和终生不变的内心追求，说了太多可圈可点的话；一位呼啸前行、似乎是反向相求的变革者，在历演了大起大落的历史活剧之后，发现了这位大儒的诸多闪光，辑录了这本嘉言以“扭转时风”；再由在艺术上复活这位历史大儒的音容笑貌与流韵时风气息的当代学者，来作知人论世的解说，这就是我们说的三美并举。
    有这个解说与没有这个解说是完全不同的。举一例。曾氏言：“耐冷耐苦，耐劳耐闲”，此为曾氏赠友人黄延赞赴任苏州时所作。短短八个字，唐氏解读道：“官场是最为露骨最为严酷的名利场。此场可得名与利，但不是人人均分，厚此薄彼、尔荣我枯是它最大的特点。志得意满者从来都是少数，压抑郁闷者却是多数”。“自古官吏都对老百姓作威作福，这事除开道德的原因外，还得从心理上去寻找原因。小官小吏在场内屡屡受上司的训斥，时时没有自我，心里的委屈、愤懑和自尊的失落感，便只好对场外的平民百姓去发泄，借别人在他面前的卑躬屈膝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其实，整个人类社会就是一个名利场，只是相对于官场来说，显得较为隐晦一点罢了。它同样存在着冷与热、苦与甜、劳与逸、清闲与显要等等不平等，在许多时候，个人对这种不平等是无力改变的，也只能奉一言以行之，曰耐”。解读洋洋洒洒，通透洞达，简直是一剂痛救官场痛疾的深入心灵与心理分析的绝妙灵丹。这正是从绝小处识绝大文章的知人与论世。这样的解读，可以在在击节赞赏。唐氏评点过曾氏的家书，也评点过曾氏的奏折，如今又不嫌麻烦再来评点梁氏辑录的“嘉言”，在他自己而言，是他和梁氏都共同认为，曾氏之学是犹于“布帛菽粟”一样不可须臾离开的东西而有益于世道人心，在我们而言，则是在这种独有的选编眼光和解读功力之下，能更轻松自如地走进曾氏之学于今有益的核心价值中去。传统士大夫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核心其实集中在修身齐家上，修齐治平四个字，并非平列，而是步步扩展递进开去的，核心在修，“治大国如烹小鲜”，身不“修”则无以“齐、治、平”。曾氏之学，正是在“修齐”二字上下足了功夫。人可以对曾氏的治国平天下持异议，但人却不能不对曾氏的“修齐”投以钦敬，这就是唐氏梁氏对曾国藩的“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神往心至的所在。还不要忘记了，特立独行者如毛泽东，也说过“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公”的话的。在这里，几位智者达到了高度的一致。

记者：|田伟青 出处：《出版人》杂志2007年第9、10期合刊

                                   唐浩明：梁启超向曾国藩学什么？

    “当官要学曾国藩、经商须如胡雪岩”，今天，提到曾国藩这位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同样也富有争议的人物，唐浩明的名字马上会浮现在很多人的脑海里。人们都说唐浩明是曾国藩的异代知己，每每听到这个评价，唐浩明总会感到欣慰，这个与他朝夕相处了20多年的历史人物，早已融入他的血脉之中。1984年，唐浩明编写的《曾国藩家书》出版，此后《曾国藩全集》、《曾国藩》小说三步曲、《唐浩明点评曾国藩家书》、《唐浩明点评曾国藩奏折》逐一面世，在连续的时间里唐浩明笔下的曾国藩以各种形态出现在全国乃至海外读者面前，并掀起了一阵曾国藩热潮。4月的全国书市上，唐浩明的新作《唐浩明评点梁启超辑曾国藩嘉言钞》又作为岳麓书社的重磅产品推出，一如既往地引起了广泛关注。
    《曾文正公嘉言钞》于1917年由商务印书馆印刷发行，是梁启超在当时繁忙的政务、著述之余，亲自摘抄部分曾国藩言论汇编而成的，在这本书中，两位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思想家得以相遇。只是，他们应该没有想到，时光荏苒，90年之后还会与一个叫唐浩明的湖湘文化人再次相遇，并在他的解读与传播中与更多后世的中国人完成跨世纪的相遇。

                               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后一个集大成者

    《出版人》：你专治晚清历史，20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对曾国藩更称得上是情有独钟，你为什么如此推崇曾国藩？
    唐浩明：这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因为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其二也是因为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我一直觉得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代表，可以说他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后一个集大成者。他是在晚清这段历史中，完整并彻底地接受着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成长起来的，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也完全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1840年后，西方思想在中国传播，当时他已经30岁了，在朝廷为官，思想体系已经形成，没有受到西方文化的太多影响。而比较他的后来者如康有为、梁启超等，后者的思想体系中能很清楚地看到西方文化的影子。所以，曾国藩是很纯粹的中国传统培养出来的人，研究他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具有典型意义。
    《出版人》：从1984年以来，你就开始孜孜不倦地著书立说，在国内广泛地推介曾国藩，你期望他对国人产生怎样的影响？
    唐浩明：正如我刚才所说，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虽然负面的东西在他身上也有体现，但主流的还是优秀的。我20多年来做的这些工作，是因为想让更多的中国人接触到这样一个人物的思想，理解并接受他，这对提高今天国人的人文素质会有一些帮助。

                                           异代里的知己

    《出版人》：有评论称你是曾国藩百年之后的“异代知己”，还说“曾氏当时的内心世界，唯有唐浩明知道”。你怎么看这种评价？曾国藩对你个人的影响有多大？，
    唐浩明：这真是过誉了，应该说是我长时间地研究他，可能比别人了解得多一点。当然，在曾国藩去世的100多年里，20多年潜心研究他，通读他的全部文字，作他的全集，以他为主角塑造文学人物的，可能除我之外真是没有第二个人了。我这些年来天天跟他打交道，体味他用文字构筑的博大的世界，潜移默化地受到曾国藩很多影响，为人处事也会不知不觉地以他为榜样。比如说，他为文的风气阳刚正气、刚建雄直，我也喜欢并经常实践这样的文风；曾国藩的为人处世是收敛式的、低调的，我也非常认同这样的方式，不喜欢张扬高调。
    《出版人》：那在你眼里曾国藩是怎样一个人？
    唐浩明：曾国藩“既是普通人又不是普通人”。说他普通是因为他并不是所谓的天才，天赋异禀，他出身一个普通家庭，先天条件也很一般。但是，他又是不普通的，因为他从小有一个远大而坚定志向，以圣贤为自己最高的目标，立志成为一个无愧于父母天地所生的优秀人物。我认为他思想的核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积极地面对人生的态度，他始终坚持一个人要积极地投身于社会，为大众做贡献；第二，不断向好的目标去努力，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知识分子在担负社会责任的同时要学会自律、克己，比如说做官要廉洁、忠于职守，做普通人要勤俭、谦虚，这是中国圣贤的目标，曾国藩一辈子都在这样努力；第三，对人生要有好的认识，比如，处在高位的知识分子要有“求缺”、“惜福”的思想，也就是说人生的最佳状态是在“花为全开月未圆”之时，这是很高的境界。他的思想中很多体现的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好的一面，是值得今天的我们去继承的东西。

                                陶铸世风：两个历史巨人的心灵契合点

    《出版人》：你已经点评过《曾国藩家书》和《曾国藩奏折》，这次为什么选择点评梁启超所编的《曾文正公嘉言钞》？
    唐浩明：在点评完那两本之后，还有很多值得评点的，曾国藩的日记、诗文、书信等等，但我想不能就这样一本本做下去，应该做一个综合的系统的东西，把曾国藩思想中能对今天有所启发的挑选出来进行评点，介绍给读者。后来，我发现梁启超已经做了这样的事情。他的《曾文正公嘉言钞》刚好与我的想法契合。我非常看重梁启超的这个本子。梁启超是文化巨人，有很高的眼光，他的挑选更有水平，在此基础上我来再评点一下效果更好。梁启超从曾氏的书信、家属、日记、文集中把自己认为好的言论都挑选了出来，但唯一遗憾的是他没有评点，只有个别地方进行了很少的按语，还需要有人做一些工作。
    《出版人》：这部作品跟前两部有什么区别？你以后还会再点评曾国藩吗？
    唐浩明：点评系列的受众定位是大众读者，如今很多人希望了解曾国藩这个历史人物，但是没有时间和读全集甚至选集，我的评点可以使他们全方位地了解他并消除时间带来的隔膜。这部是前两部的姊妹篇，包括对《曾文正公嘉言钞》和《曾文正公嘉言类钞》的点评，分上下两卷，有90多万字，都是我自编自点评，所以用时很长，从2004年就开始进行了。
    这里有一个疑点，当年梁启超亲自选编了《曾文正公嘉言钞》，并写了序。之后的1934年，上海大达图书供应社出版了一部名曰《曾文正公嘉言类钞》的书，无编者署名。1993年岳麓书社重印此书，以梁启超作为此书的选编者。梁启超是否此书的选编者虽是疑点，但此书所选的言论却的确出于曾氏全集，且此书所选嘉言颇多，又分类汇编，有利于无法通读全集的读者更好地阅读曾氏。所以这次也把它收入其中。它是我“曾国藩点评”的封笔之作。如果以后有精力，我还会再写一点历史文化散文。
    《出版人》：在《嘉言钞》中，可以说你与曾国藩和梁启超这两位历史巨人相遇了，你怎么看这次的相遇？
    唐浩明：我更关心的是梁启超向曾国藩学什么？作为比曾国藩晚生几十年、对社会和国家有极大责任感的政治活动家和文化巨人，梁启超一直都非常崇敬曾国藩，他在《嘉言钞》序言中说曾国藩是“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他们都想要担当起扭转社会风气的担子，这一点，或许正是这两位历史巨人最大的心灵相通之处。梁启超选编《嘉言钞》时40多岁，已经是社会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了，他认为自己要担当起陶铸世风的责任。而曾国藩是主张以道德的力量来转移社会的，即先做到自我道德完善，再以此来感化身边人及属下，然后再靠他们去影响更大的群众面。梁启超非常认同曾国藩，认为他是做得最好，以他为榜样。所以梁启超选的时候是希望能影响社会的道德人心，从而影响世风。
    陶铸世风一直被中国传统中文化修养最高的人引为人生最大的成就，这是两个人能够相遇的原因，也是我今天做这件事的原因。当然，这是一个不断的过程，我们今天的社会风气相比他们所处的时代有很大的进步，但中国世世代代人有一个止于至善的追求，这是一个永远都没有止境的目标，今天的我们也一样。

——唐浩明评点曾国藩三部曲访谈录

记者：奉荣梅 出处：《长沙晚报》 2007年5月

    岳麓书社4月推出的《唐浩明评点梁启超辑曾国藩嘉言钞》，在重庆全国书市上引起广泛关注。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蒋建国在书市上亲自为该书“吆喝”： 唐浩明宣传曾国藩，我就要宣传唐浩明！
    的确，十几年来，唐浩明对曾国藩的研究可以说是立体的、全方位的：从编辑《曾国藩全集》，到创作长篇小说《曾国藩》三部曲，再到推出《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以下简称《家书》）、《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奏折》（以下简称《奏折》）和《唐浩明评点梁启超辑曾国藩嘉言钞》（以下简称《嘉言钞》）。5月18日，本报记者就评点曾国藩三部曲的完成，对省作协主席、岳麓书社首席编辑唐浩明编审进行了专访。
                                 曾氏家族崛起的原因有四个

    奉：您的“评点三部曲”分别从家庭亲情、社会责任和道德榜样的角度对曾国藩进行文化解构，在体例和解读风格方面是承续关系吗？
    唐：三部书的风格不同。第一部书只是评点，没有翻译，就是写信里信外的东西，试图从他个人的家书中破译出曾氏家族崛起的密码，并希望探索中国文化的底蕴。因为我考虑到我的读者，有很多政界人士、公务员，第二本就选择了对曾国藩奏折的评点。我认为曾国藩作品中第一精彩的是家书，第二精彩的是奏折。评点奏折时，增加了几个新内容，除了译文外，后面还附有“写作简析”和“要言妙道”。“要言妙道”，就是警句。我希望读者在读奏折时不只是对当时历史和文化有所了解，我还希望这些奏折能够给他们写报告作“范文”。《嘉言钞》是综合了梁启超编辑的《曾文正公嘉言钞》（191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和《曾文正公嘉言类钞》（1934年上海大达图书供应社出版，无编者署名）两本书来点评，收录的条数大概有一千多条，有点类似《曾国藩全集》的节选本。
    奉：曾氏家书在清末明初乃士大夫必读之书，您从千余种家书中精选了300多封作评述议论。您破译的曾氏家族崛起的密码简而言之是什么？
    唐：曾氏家族崛起的原因有四个：一是有比较良好的社会教育；二是有比较优秀的家风；三是家里有一个首先冲出来的引领；四就是恰逢一个机遇。若没有这样的机遇，这样的家庭也会很好，但是就没有曾氏家族这样的光彩、灿烂。曾氏家族有非常典型的意义，中国式的家族崛起就是由这四种因素促成，像李鸿章的家族也是这样兴盛的。
    奉：《嘉言钞》是从曾国藩的丰富而深刻的人生思想方面入手的，追索他的灵府深处对生命价值的真正取向。一个是保守派，一个是维新派，而梁启超将曾国藩引为人生的榜样，那么他们的共通之处什么呢？
    唐：他们的共通之处在于，梁启超非常认同曾氏的道德品行，而且他希望以道德品行去移风易俗改造世界。他不是把曾氏的做事摆在第一位，而是把他的做人放在第一位。梁启超晚年时都在赞赏曾氏的以德化人的理念。而且曾氏影响的一班人包括左宗棠、胡林翼在内，一班子书生居然做成了大事业，他们坚定执著地要用他们迂腐书呆子的东西，来推动社会的进步。梁启超最佩服他的就是这一点。

                                     我不认为曾国藩是圣贤

    奉：世人公认您是曾国藩的异代知己。但也有人说，你过高推崇和赞美了曾国藩。缘于你对曾国藩多年的研究，您是否渗入了自己的情感，对他有偏爱？
    唐：不是的。在对曾国藩的研究和以他为题材创作时，我尽量避免个人的情感因素。主要是过去人们对曾国藩的认识，就认为他是个反面人物，这种认识很强烈。而现在有一个人来把曾国藩真实的历史面目推介出来，跟过去的认识反差很大，他们就难以接受。有的人研究曾国藩还是用过去的观点来研究的。
    我对他的认同是比较多，但从我的主观来说，我不认为曾国藩是圣贤。在我的评点中，我提到过他也有些做得不对的地方，或者他也有虚伪的地方。但是不可否认，曾国藩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优秀的人，他拥有很多好的东西具有穿越时空的意义，不能以某个阶级和集团、阶层来界定。再就是他对社会起了很多推动作用，别的不说，近代的开办洋务，发起者就是他。他创建了“湘军”，“湘军”本身对中国的军事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中国后来的军队组建很大程度上是按照“湘军”来建制的。
    奉：您还会将对曾国藩的研究进行到底吗？譬如说，写一本或者几本“曾国藩背后的故事”？就像您2003年为我报撰写的随笔专栏《〈曾国藩〉的三个抄稿人》一样，反响很大，被转载，获得省里和全国的大奖。
    唐：我要看看，现在还很难说。因为我近几年要集中精力做一件大事，就是计划修订《曾国藩全集》，正在制定方案，估计在两年内补充整理完毕。主要有这么两大任务要做，一是要把原来出的全集通读一遍，改正差错，二就是就是增补十多年来发现的一些佚文。原来出了30册，大概会新增内容一册。关于写散文随笔，就要摆在以后了。

文：唐浩明

　　一九一五年四月五日，湖南一师教授杨昌济与他的得意弟子毛泽东聊天时，谈到毛的家世。杨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
　　这一年，曾国藩（涤生）去世四十三年，梁启超（任公）也刚好四十三岁初度。将梁与曾氏并列作为农家子弟中的卓异代表，大概不会始于杨昌济，但二十二岁的毛泽东，此时很可能是第一次从他所崇敬的师长口里听到二人并提的话。
杨昌济并列曾梁，着眼于同是农家子弟同样声名卓著，至于其他方面并没有过多论及，当我们稍稍接触一些梁的文字后，便可以明显看出曾梁之间还有另一层关系，即曾氏对梁影响甚为深远，或者说，梁刻意向曾氏学习。
　　梁是广东人，因地域及由地域而产生的种种隔阂的原故，他直到二十八岁才在国外读到曾氏的书。光绪二十六年春夏间，旅居美国檀香山的梁启超。在给其师康有为及朋友的信中，多次谈到初读曾氏家书时的震动：“弟子日间偶观曾文正公家书，猛然自省，觉得不如彼处甚多。”“弟日来颇自克励，因偶读曾文正家书，猛然自省，觉得非学道之人不足以任大事。”
　　从那以后，梁便将曾氏引为人生榜样。直到晚年，其对曾氏的景仰之情依旧不改。他对人说：“假定曾文正、胡文忠迟死数十年，也许他们的成功是永久的。”
　　梁启超为什么会如此推崇曾氏？他在曾氏身上学到些什么呢？一九一六年，梁在政务著述异常繁忙之际做了一桩大事，即从曾氏全集中摘抄部分语录，汇辑成一部《曾文正公嘉言钞》，并为之作了一篇序言。从梁的这篇序文和他所选语录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他对曾氏的认同之处。
    梁认为，曾氏不仅是有史以来不多见的大人物，也是全世界不多见的大人物，而这个大人物，并没有超伦绝俗的天才，反而在当时的名人中最为鲁钝笨拙。那么是什么使得曾氏能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呢？梁说曾氏的“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他自己首先在这一点上着意向曾氏学习。
曾氏初进京时刻苦研习程朱之学，并身体力行，要做一个无愧天地父母所生的人，同时对自己身心各方面提出严格要求，且撰《五箴》即立志箴、居敬箴、主静箴、谨言箴、有恒箴以自警。梁也“以五事自课：一曰克己，二曰诚意，三曰立敬，四曰习劳，五曰有恒”，并效法曾氏以日记作为督察的方式：“近设日记，以曾文正之法，凡身过、口过、意口皆记之。”
　　人的一生最难做到的是“恒”字。曾氏以梁所谓的钝拙之资成就大事业，靠的就是这个“恒”——数十年如一日的劳心劳力。梁虽天资聪颖，但只活了五十六岁。自从二十多岁成名后，一生便在忙碌中度过，除大量的政事、教学、社交等占据他许多宝贵的时光外，还要承受动荡不安的流亡岁月的干扰，而他却留下一千四百万言的精彩著述，其内容几乎涉及到文史哲的各个领域。如此巨大的成就何以取得？靠的也就是持之以恒的勤奋。他说他“每日起居规则极严”，“所著书日必二千言以上”。他的学生说他“治学勤恳，连星期天也有一定日课，不稍休息。他精神饱满到令人吃惊的程度。”梁的精力充沛或许有天性，但更多的则是出于自律。他在给朋友徐佛苏的信中说：“湘乡言精神愈用则愈出，此诚名言，弟体验而益信之。”湘乡即曾氏。曾氏所说的这句话，见于咸丰八年四月初九给他九弟的信。梁不仅将这话记于心付于行，而且又将它抄下来，编于《嘉言钞》中，提供给天下有志于事业者。
　　从梁所辑录的这部《嘉言钞》中，我们看到梁大量摘抄曾氏关于立志、关于恒常、关于勤勉、关于顽强坚毅方面的嘉言，足见梁对曾氏这些方面见解的看重。随着这部《嘉言钞》的问世，也可以让更多的读者看到曾氏当年“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的具体做法，在一段鲜活的历史过程中，得到对当下生存的启示。
　　作为近世一位卓越的政治活动家，梁更看重学问的经世致用。他在序文中说：“夫人生数十寒暑，受其群之荫以获自存，则于其群岂能不思所报？报之则必有事焉，非曰逃虚守静而即可告罪明矣。”以自己所做的实事来报答社会，这是梁启超的人生选择。接下来，他谈到自己从政二十年来的重要体会：既要做事，“于是乎不能不日与外境相接构，且既思以己所信易天下，则行且终其身以转战于此浊世，若何能磨其身心，以自立于不败？若何而后能遇事物泛应曲当，无存挠枉？天下最大之学问，殆无以过此。”梁的意思是，要做事，便得与浊世打交道，在此浊世中如何让自己的身心得到磨炼，从而立于不败之地；如何能很好地应付方方面面，不致于受挫受阻。这就是人世间的最大学问。他认定曾氏便是这样一个拥有最大学问的人。
　　曾氏是近代湖湘文化的典型代表。湖湘文化最突出的特色是注重经世致用。过去都说曾氏是理学家。其实，他对理学的学理并没有大的推进，他的贡献是在实践上。在如何将理学用之于身心修炼及事业建立这方面，曾氏是一个成功的践履者。曾氏以中国学问为教材，不仅尽可能地完善了自我健全的人格，而且成就了一番事功，并因此改变近代中国历史走向，这就是所谓的“内圣外王”。除此之外，在平时生活中，他也是一个好儿子、好兄长、好父亲、好丈夫、好朋友。曾氏认为，人生的“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在这一点上，曾氏与梁启超的看法完全一致。于是，我们在这部《嘉言钞》里，可以看到曾氏是如何修身的，又是如何办事的。这事情中既有掀天揭地的军国大事，也有木头竹屑的零碎小事。梁启超说曾氏“所言，字字皆得之阅历而切于实际，故其亲切有味，资吾侪当前之受用”。既亲切，又实用，这就是当年梁读曾氏文字的感受。
　　此外，我们读《嘉言钞》时还有一个强烈感觉，即梁特别注重曾氏对当时堕落风气的谴责以及对扭转时风的自我期待与担当。梁不惜反复摘抄曾氏在不同时期对不同人说的有关言论，于此不仅能看出梁对曾氏这些议论的认可，还可感受到梁本人对移风易俗改造社会的责任感。这一点，或许正是这两位历史巨人最大的心灵相通之处。
　　梁在《说国风》一文中说：“吾闻诸曾文正公之言矣，曰‘先王之治天下，使贤者皆当路在势，其风民也皆以义，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既衰，所谓一二人者不尽在位，彼其心之所向，势不能不腾为口说而播为声气，而众人者势不能不听命而蒸为习尚，于是乎徒党蔚起，而一时之人才出焉’……夫众人之往往听命于一二人者，盖有之矣，而文正独谓其势不能不听者何也？夫君子道长，则小人必不见容而无以自存，虽欲不勉为君子焉而不可得也；小人道长，则君子亦必不见容而无以自存，虽欲不比诸小人而不可得也。”
　　显然，梁是在引曾氏之说来为自己的文章立论。曾氏认为，处在众望所归之地位的一二人，对一时的社会风气是负有引领之责的，而风气一旦形成，便又会影响各个层面上的人，从而形成强大的社会力量。曾氏一向是以“一二人”自期的，作为名满天下的维新派领袖，梁又何尝不隐然以“一二人”自许呢？在这一点上曾梁之间可谓猩猩相惜。
　　“一二人”靠什么来扭转风气呢？理学家曾氏是主张以道德的力量来转移社会的，即先做到自我道德完善，再以此来感化身边人及属下，然后再靠他们去影响更大的群众面。对此，曾氏有过表叙：“天之生斯人也，上智者不常，下愚者亦不常，扰扰万众，大率皆中材耳。中材者，导之东而东，导之西而西，习于善而善，习于恶而恶……由一二人以达于通都，渐流渐广，而成风俗。风之为物，控之若无有，鰌之若易靡，及其既成，发大木，拔大屋，一动而万里应，穷天下之力而莫之能御。”
    革新家梁启超对曾氏这种以德化人的理念甚为赞赏。临去世的前两年，他曾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们，有过一次恳切的长谈。他说：“现在时事糟到这样，难道是缺乏智识才能的缘故么？老实说，什么坏事不是智识分子的才能做出来的？现在一般人根本就不相信道德的存在，而且想把它留下的残余根本去铲除。我们一回头看数十年前曾文正公那般人的修养。他们看见当时的社会也坏极了，他们一面自己严厉的约束自己，不跟恶社会跑，而同时就以这一点来朋友间互相勉励，天天这样琢磨着，可以从他们往来的书札中考见……他们就用这些普通话来训练自己，不怕难，不偷巧，最先从自己做起，立个标准，扩充下去，渐次声应气求，扩充到一般朋友，久而久之便造成一种风气，到时局不可收拾的时候，就只好让他们这般人出来收拾了。所以以曾、胡、江、罗一般书呆子，居然被他们做了这伟大的事业。”
　　梁早年系维新变法派，后来转为共和制度的坚定拥护者，对于张勋复辟清王朝的作法持坚决反对的态度，而曾氏则是彻底的大清王朝的保皇派。在某些人看来，梁不应学曾氏而要咒骂他才对。其实，人类文化中的精萃是从来不受政治观念和时空限制的，梁所看重的那些曾氏嘉言，正是属于人类文化精萃的部分。梁说曾氏是“尽人皆可学焉而至”的，他自己学习而有成效，于是想让大家都来学习，遂在百忙中抽空编了这本《嘉言钞》。梁认为他所编的这部书，对于中国人来说，好比穿衣吃饭一样的不可一刻离开。笔者也一向认为曾氏可学而至，且有感于“布帛菽粟”这句话，遂在评点曾氏的家书、奏折之后，不嫌一而再、再而三的麻烦，又来评点一番梁所辑录的这部《曾文正公嘉言钞》，无非是想让梁启超的意愿在二十一世纪的读者中得到更好的实现。
　　最后，还有两点要向读者诸君交代。
　　一、梁启超对他所辑的《曾文正公嘉言钞》还有过体例上的说明，为方便读者阅读，择其重点如下：“是编从金陵刻本曾文正全集中书札、家书、家训、日记、文集五种摘钞。其余嘉言散见他种遗著在则付阙如。”
　　“是编所取自便省览，故务求简要，往往一段之中仅节数语，不嫌割裂，但求受用耳。亦有因此一义而屡见屡抄者，以存文正强聒不舍之真，亦使读者得日习而悦之益。”
　　“文正居大乱之世，半生治军，是编所抄言战事者亦什之一二。其为军人宝鉴而无待言，即非军人，亦当涵咏其理而善推之于用。盖人生天地间，本以奋斗为生涯，何时何事非在战争中者？是编所抄关于军事诸条，吾确信凡任事者苟能体其意而服膺之，必终身受益不尽也。”
　　“是编所抄关于观人用人之诸条，读者可以为文正秉权势居高位故能尔尔，吾侪则无需此。其实不然。人无论居何地位执何职业，皆须与人共事，求友求助。苟善读此，无往而不自得师也。”
　　“文正于学术文艺独得处甚多，垂训亦至精，今所抄从略。”
　　二、梁启超所编的《曾文正公嘉言钞》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于一九一七年出版。一九三四年，上海大达图书供应社出版了一部名曰《曾文正公嘉言类钞》的书，无编者署名。一九九三年，岳麓书社重印此书，以梁启超作为此书的选编者。梁启超是否此书的选编者虽是疑点，但此书所选的言论却的确出于曾氏全集，且此书所选嘉言颇多，又分类汇编，有利于无法通读全集的读者更好地阅读曾氏。鉴于此，笔者亦对此书加以评点，并附录于后。此书也有“割裂”“屡见屡抄”的现象，其用心当与梁氏所说者同。另，这两本书免不了有重复之处，为保存原貌，亦不作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