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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罗敏 吴楚 出处：第一财经日报 2007年8月

　　对于当代以色列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阿莫斯．奥兹来说，写作是为了找寻人生意义和求得内心安宁，而“家庭”则是他创作的核心。在新作《爱与黑暗的故事》的中文版发布前夕，奥兹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专访

　　“如果你想知道我所书写的是什么，用一个词告诉你：‘家庭’；如果用两个词，就是‘不幸的家庭’。如果用更多词，我想告诉你：家庭是宇宙中最神秘的细胞。家庭充满悖论，既充满喜剧色彩，又充满悲剧特征。夫妻、父子、兄弟总是生活在矛盾中。”一直把中国怀揣在梦里的奥兹也在中国文学里看到同样的主题：家庭复杂、充满矛盾，子女挑战父母的权威、妇女的不幸、沉默……“这是以色列家庭与中国家庭之间的共同性”

　　“我希望你们能读我的作品，因为我的作品描写了某些你们在新闻中读不到的以色列，因为它讲述了一些普遍性的东西。”厚厚的镜片下，68岁的以色列作家阿莫斯．奥兹目光恳切。首度来华、“依然如在梦中”的他设想作品如同一张旅行票、一个邀请，“邀你进入一个陌生家庭的各个角落。”

　　创作有《我的米海尔》、《黑匣子》、《莫称之为夜晚》等十一部长篇小说的奥兹是当代以色列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近些年，当每年的秋季，全球媒体热切猜测那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时，奥兹总出现在名单中——这位深深植根于民族传统、颇具人文关怀的作家，从1968年的《我的米海尔》开始塑造他善写女性的特色，又在《鬼使山庄》等作品中展示其关注犹太历史与现实的一面。“若问我的风格，请想想耶路撒冷的石头。”奥兹曾对《我的米海尔》等作品的中文译者钟志清表示。而将于9月2日中文版首发的最新长篇《爱与黑暗的故事》，则是一部“包含我个人的故事、也包含我们家三代人的历史以及整个国家的历史与生活”的作品，曾为其赢得2005年“歌德文化奖”，并入围2007年“布克国际奖”。

　　“每个家庭都包含生者与死者。在《爱与黑暗的故事》中，我唤回了死去的母亲、死去的父亲以及死去的爷爷奶奶，请他们到我家中做客，坐下来喝杯咖啡。我对这些死者说：坐下来和我聊聊天，因为在你们活着的时候我们交流得并不够。我们虽然说得很多，但说的都是一些不足挂齿的区区小事。”

　　“家庭”是奥兹创作的核心。尽管奥兹曾经参加过1967年的“六日战争”和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并从1977年开始，作为“今日和平”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写作了不少政治评论文章，这个步履略显蹒跚的老者始终认为，他的小说没有一部直接涉及政治。奥兹笔下的耶路撒冷是一个被人围观的“受伤女人”，迷离、阴冷、令人伤心；基布兹的压抑就如同他母亲的压抑……

　　“如果你想知道我所书写的是什么，用一个词告诉你：‘家庭’；如果用两个词，就是‘不幸的家庭’；如果用更多词，我想告诉你：家庭是宇宙中最神秘的细胞。家庭充满悖论，既充满喜剧色彩，又充满悲剧特征。夫妻、父子、兄弟总是生活在矛盾中。”一直把中国怀揣在梦里的奥兹也在中国文学里看到同样的主题：家庭复杂、充满矛盾，子女挑战父母的权威，妇女的不幸、沉默……“这是以色列家庭与中国家庭之间的共同性。”

　　所有关系都可还原为家庭关系

　　《第一财经日报》：你曾说过，你的小说的主题是“家庭”。你是否认为，所有的关系都可还原为家庭关系？所有的矛盾亦可以用解决家庭矛盾的方式解决？

　　奥兹：是的，我相信世界上所有的关系都可以还原为家庭关系，甚至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家庭对一个人成长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们待人接物的方式最初都是从家里学到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我们从他们身上学习。

　　关于矛盾的解决，我不知道是否所有的矛盾最终都能得到解决，但是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可以把它们还原成家庭矛盾来看待。比如，我经常谈到以色列与巴基斯坦，它们同时声称这个国家属于自己，我认为他们需要平心静气地“协商离婚”，将一栋房子公平地分成两个部分，这就是用处理家庭矛盾的思维来处理国际关系。

　　《第一财经日报》：能谈谈你的家庭对你的影响吗？你多次提到过你母亲，她对你的影响主要在哪些方面？

　　奥兹：我的母亲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她极具讲故事的天赋，我一直觉得她应该成为一个作家，但她从未有时间和精力把她所讲述的东西写下来。她给我讲很多神话、传奇，这些故事给我印象很深，对我后来的写作有很大影响。母亲在我12岁那年的自杀，改变了我的生活，直接把我推向了写作的道路，因为从那之后我一直很困惑，进而开始在写作的过程中找寻人生意义的答案。

　　《第一财经日报》：你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与你的母亲有关系吗？

　　奥兹：几乎所有的女性角色都与我母亲有关联。当然不是说所有的人物都是我母亲，但是每一个形象都包含我母亲的一些特质，有特殊的关联。

　　我笔下有很多爱做梦的女人，追求梦想的女人，因为我母亲是个梦想家；我常写的女人都是悲伤的，因为我的母亲经常是悲伤的。我写得最多的就是经常幻想着一个不同的世界、幻想过另一种生活的女人，因为我的母亲就是那样的。

　　《第一财经日报》：那么你的妻子呢？她对于你的写作又有什么样的影响？

　　奥兹：（笑）她就坐在那边，你应该去问她而不是我，因为我们在家约好的，不对彼此相互评论，各自回答各自的问题。严肃地说，她是我生命安宁的源泉。她能让我感觉到平和，给我灵感，思考的灵感，写作的灵感。

　　每个人的内心都需要寻求安宁

　　《第一财经日报》：你所有的作品中，哪一个人物与自己最接近？

　　奥兹：每一个形象上都有我自己的影子。举个例子，《沙海无澜》中的主人公与父亲有隔阂，离家出走。我在14岁那年就与父亲吵架，离开了家。那之后再也没有完全回去过，住在离家乡很远的地方，住了几十年。表面上看，我确实再也没有回去过，但是，其实我用另一种方式回去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的父亲是一个学者，一个语言学家，与他的隔阂让我从小就下定决心绝对不从事这一行，然而最终却还是成为一个与文字打交道的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还是回去了。

　　《第一财经日报》：既然已经创作了这么多具有个人色彩的作品，你为什么还要创作《爱与黑暗的故事》这一具有自传性质的作品呢？

　　奥兹：经过这些年，我开始领悟到我需要寻找一份安宁，我与我的父亲、我的家庭之间的安宁。我相信在每个人的内心都有寻求安宁的需求，写作《爱与黑暗的故事》是我的方式。在此之前的很多年里，我与父亲的关系非常紧张，我们相互生气，不能谅解，我希望通过这部作品求得我们之间的安宁，从而也得到我自己内心的平和。

　　《第一财经日报》：《爱与黑暗的故事》将“爱”与“黑暗”两个词并置，在你看来，它们是否都含义模糊，边界暧昧？二者之间有如何的关系？这是否也能概括你对耶路撒冷的感受？

　　奥兹：是的，每一种爱都有黑暗的一面。爱是自我的，爱是自私的，因此爱也会抹上黑暗的影子。我对于耶路撒冷的感情也是如此，我爱耶路撒冷，我也知道它的黑暗。

　　《第一财经日报》：耶路撒冷在你的父辈那里曾经代表信仰与追求，而在你少年时，它也是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城市。你后来参加了战争，战争对你而言，是否意味着这个信仰的失落？

　　奥兹：不是的，我参加战争是为了追寻信仰，战争并没有浇灭信仰，相反正是在战争中，我发现了自己内心对于和平的渴望，从而对追求和平有了更多的热情。

出处：广州日报 2007年9月

　　以色列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有力竞争者奥兹到访中国接受本报专访

　　应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8月26日以色列著名作家奥兹踏上了他梦想的中国土地。在北京访问期间，这位被誉为当今最富有国际影响力的希伯来语作家、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竞争者在北京国际饭店里接受了广州日报记者的专访。

本专题采写：本报记者 柳建云

　　阿摩司·奥兹（Amos Oz, 1939年~）出生在耶路撒冷,其父母分别从波兰和俄国移居到那里。奥兹童年时代的耶路撒冷由英国托管，人们的日常生活蒙上了一层英雄主义色彩：地下活动、爆炸、宵禁、英国兵、阿拉伯帮、迫在眉睫的战争与恐惧……古老的英雄神话仿佛成了现实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奥兹的母亲范尼亚美丽贤惠，多愁善感，父亲是一位通晓十几门语言的学者，但在耶路撒冷不是很得志。在奥兹12岁那年，母亲因不堪忍受没有色彩的生活自杀身亡，对奥兹的心理产生了强烈震撼，影响到他的全部人生和创作。

　　多年来他发表了十二部长篇小说，多部中短篇小说集、杂文、随笔集和儿童文学作品。他的许多作品，为中国读者所熟悉的《我的米海尔》、《了解女人》、《费玛》。他的许多作品都与女性主角息息相关，在他看来这与母亲的影响有着直接的关联。

　　奥兹可以说是当代以色列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也是最富有国际影响的希伯来语作家，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希伯来文学系终身教授。他的作品被翻译成30多种文字，曾获多种文学奖，包括法国“费米娜奖”，德国“歌德文化奖”，“以色列国家文学奖”等。近些年，当每年的秋季，全球媒体热切猜测那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时，奥兹总出现在名单中。

　　如今68岁的奥兹回望漫长的人生旅途，如何消除那段母亲自杀带来的童年记忆的阴影才是此生征服自己的标志，终于在沉默了半个多世纪后，奥兹第一次通过自己优秀的作品《爱与黑暗的故事》面对人之初的心灵创伤，对母亲的自杀进行哲学意义上的探讨，如泣如诉，感人至深。

　　阿摩司·奥兹小传

　　作家奥兹与政论家奥兹

　　他是一位能时刻触动你心灵的作家，母亲的自杀成为他不幸的童年的起点，随后伴随他的是父子情感的隔阂，如今年近古稀的他却终究以不可思议的乐观，用笔挥洒并记录下当年的那些痛楚；他是个喜欢用排比表达的健谈者，让人很容易从对话中感受到那份与常人不一样的迥异。虽然历经沧桑，却依然激情饱满；为了写好女人，为了写这个世界上最基础单位“家庭”中最特殊的角色，他更多的时候将思维让位于女性视角，也许是对女性富有想象力的需要，在他作品中，没有人会否认他笔下的作品极富想象力。他的名字叫阿摩司·奥兹。

　　奥兹从1968年的《我的米海尔》开始塑造他善写女性的特色，又在《鬼使山庄》等作品中展示其关注犹太历史与现实的一面。“若问我的风格，请想想耶路撒冷的石头。”奥兹曾对《我的米海尔》等作品的中文译者钟志清表示。政治评论家是奥兹作为作家之外的另一个身份。他用柔情而感伤的小说隐喻政治，又用泼辣而极具攻击性的评论直击政治的软肋，也许因为他经历和思想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让他的作品在犹太文学中独树一帜。

　　奥兹的“中国梦”

　　社科院的钟志清是这部最新进入中国读者视野的作品——《爱与黑暗的故事》的译者，在此前，她曾翻译了奥兹的两部重要作品：《我的米海尔》、《黑匣子》。钟志清与奥兹的相识是在她赴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求学期间。

　　钟志清说，奥兹与中国的渊源由来已久:他的父亲能讲十几门语言，却始终没有攻克中文这道难关，于是滋生起对坐落在亚洲大陆另一端的遥远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神往。奥兹本人也渴望认知与了解中国。在他看来，中文和希伯来文两种语言都留下了世界文学中最伟大的创作，双方有许多地方需要互相了解。

　　他曾将自己的中国心结比做“中国梦”。但由于创作累身，教务繁忙，加上以色列大学严格的规章制度，奥兹不得不多次婉拒以色列外交部和作家协会等部门向他发出访问中国的邀请。

　　在经过漫长的等待和挂念后，此次《爱与黑暗的故事》中文译版问世，就像一张从中国发来的邀请卡，让他顺利圆了中国行的梦想。

　　采访过程中，阿摩司·奥兹对中国文化好奇的神情，如孩子般天真的发问，以及谦和友善的态度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交谈中，奥兹时刻不忘自己以色列人、犹太人的身份，他希望这经历漫长等待最终得以成行的中国之旅，能收获更有意义的结果，就是通过带来这部畅销世界的作品，让中国人更多了解以色列人和以色列文化。

　　本报记者对话阿摩司·奥兹

　　“我总是努力

　　像女性那样去思考”

　　“创作灵感来自母亲”

　　广州日报：在您的许多作品中，女性角色一直为你所重视，为什么？

　　奥兹：当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我就对女性非常感兴趣，我总是努力让自己试着像女性那样去思考。所以在我的许多小说中，主角往往是个非常有想象力和非常敏感的女性，这些灵感来源是我的母亲。我母亲正是这样的女人。

　　广州日报：几乎在您的每部作品中，都能触摸到您自己的背影，许多故事也因此带着浓厚个性化的色彩？

　　奥兹：文学就是个性化的，这是文学的主题。文学的主题不应该是反映政治，而应是反映个体，应是有关家庭，包括政治在内的国家，只是故事的背景。非洲与中国是否越来越相似并非世界最关心的问题，但我感兴趣的问题是非洲女性遇上中国男人。

　　广州日报：您此次带来的《爱与黑暗的故事》中，首次将您母亲自杀的经历写入这部带有自传特点的小说，是什么迫使或让您有勇气重现这段令人辛酸的往事？

　　奥兹：许多年来，我对我母亲的自杀感到内疚，我对父亲眼看着母亲的离去感到气愤，我对自己感到内疚，认为自己是个坏孩子，因为我相信，如果我是个好孩子，母亲会跟我在一起。在我真的能放下这份内疚之前，我需要有足够的阅历，变得足够的成熟。

　　只有我完全宽恕这一切了，我才能开始描写这段往事。所以在《爱与黑暗的故事》里，我对待活在记忆中的父母，就仿佛他们成了我的孩子，我描写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就像描写发生在我子女身上的故事一样，我带着怜悯，宽恕和幽默，记录下了这一切。

　　“我描写人类的苦难，就好像我已经原谅了这些苦难和造成苦难的原因”

　　广州日报：您认为童年的不幸有无给你的创作带来影响？

　　奥兹：我童年的不幸为我非常清晰地展示了什么是人类的不幸。我描写人类的苦难，但是总是含着微笑去写，我描写人类的苦难，就好像我已经原谅了这些苦难和造成苦难的原因，我从不带着愤怒写故事，除了我所写的抨击政府的政治随笔。

　　广州日报：是否您更钟爱给笔下许多故事一个悲剧结局？

　　奥兹：是的，比起善恶冲突的故事，我对两个善者之间的冲突更感兴趣，比如当一个好丈夫遇上一位好妻子最终却酿成了悲剧。

　　广州日报：您因悲剧而享誉世界，那么生活中的您是一个悲观的人吗？

　　奥兹：不，我不是一个悲观感伤的人，相反我是个快乐的人，善写悲剧的人并不必然就是性情悲观的。

　　“脑海里存在3种中国印象”

　　广州日报：您曾说过，你希望《爱与黑暗的故事》能帮助中国人更深层次地了解以色列？

　　奥兹：这本书既是家庭故事，也是民族叙事，通过讲述我家三代人，实际上是在讲述以色列移民的历史，关于以色列人来自何方，为何来以色列，讲了以色列建国，因此，我希望这本书能称为以色列和中国相互理解的桥梁。

　　广州日报：来中国一直是您童年的梦想，来到中国后，您留下什么印象？

　　奥兹：现在在我脑海里存在着3种中国印象，第一个来自我的母亲，我小的时候，她为我勾画了一个充满神仙、巫师、智者等奇幻故事的中国；第二个印象来自中国文学，通过中国现代作家描写的世界，我读到了中国人民的苦难，读到外国列强的侵略、国内革命战争、饥饿和文革，现在我亲眼看到是第三个印象，在北京和上海，看到以前从未见过的生机勃勃的景象，因为我没有去过乡村，所以我只能谈这两个城市，通过这两个富有活力的城市，我感到乐观。

　　广州日报：在以色列，中国文学是否流行？哪位中国作家给您留下深刻印象？

　　奥兹：有近四十部中国作品被翻译成希伯来语，中国文学在以色列拥有广大读者。我最近读到莫言，读过沈从文，我欣赏中国作家，除了文学，中国电影在以色列同样非常流行。

　　“用家庭的语境表现国际关系”

　　广州日报：同时拥有作家和政治评论家的双重身份，您如何区分这两者？

　　奥兹：当我百分之百确定我的主张时，我就不写故事，我写随笔，有时甚至扬言把政府送进地狱，但是描写故事时，我并不是那样义愤填膺，我只是讲故事，因为我喜欢讲故事。

　　广州日报：您的作品常常将复杂的故事梳理成家庭关系，那么对待巴以关系时，是否同样适用这样的方法？

　　奥兹：我在写政治评论时，我用家庭的语境表现国际关系，能够表现国际性的冲突。我所有的作品都是描写家庭的，如果要用一个词来解释我的作品是什么时，我会说“家庭”，如果用两个词，我会说“不幸的家庭”，如果要用更多的词语，我会说“家庭是构成世界的细胞”。

　　广州日报：谈谈您的新作品？

　　奥兹：我刚完成一部长篇小说《咏叹生死》，几个月前在以色列问世，正在被十几个国家翻译成外文。故事讲述一个作家在一个夜晚被邀请去会场宣读作品，在路上，他来到一个咖啡馆，听陌生人聊天，他开始构思新的故事，最终他因此没赶上演说，但是他却因此拥有新的收获。故事的结局是，他所描写的故事变成真实的现实。这本书正是要描写文学和现实的关系。

　　奥兹日前在华首发的最新长篇《爱与黑暗的故事》中文版，用作家自己的话来讲，是一部“包含我个人的故事、也包含我们家三代人的历史以及整个国家的历史与生活”的作品。2005年8月28日，阿摩司·奥兹因为这部作品，从德国法兰克福市长手里领取了著名的歌德文化奖，并入围2007年“布克国际奖”。

采写记者：邢宇皓 出处：光明日报 2007年9月

　　阿摩司·奥兹,以色列文坛泰斗。他的作品多部被翻译成中文,其中包括译林出版社出版的《何去何从》（姚永彩译）、《我的米海尔》（钟志清译）、《沙海无澜》（姚乃强、郭鸿寿译）、《了解女人》（傅浩、柯彦玢译）、《费玛》（范一泓、尉颖颖、徐惟礼译）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黑匣子》（钟志清译）等。《爱与黑暗的故事》是作者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被公认为奥兹的巅峰之作，目前已被翻译成20余种文字。

　　“他们像潜入似水年华的巨人，同时触及间隔甚远的几个时代，而在时代与时代之间被安置了那么多的日子——那就是在时间之中。”合上阿摩司·奥兹的自传体长篇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脑海中萦绕的，竟是这样一段文字。当年，普鲁斯特正是用这个句子结束了他那伟大的划时代作品《追忆似水年华》。

　　68岁的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有着无数令人羡慕的文学桂冠——法国“费米娜奖”得主、德国“歌德文化奖”得主、“以色列国家文学奖”得主、“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得主，“当今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希伯来语作家”，然而，如果你能写出《爱与黑暗的故事》这样一部沉郁博大的作品，即便是“诺贝尔文学奖最有力的竞争者”这样的“头衔”，也已经显得无足轻重。

　　当写作与生命熔铸在一起，任何世俗的荣誉至多不过是锦上添花。

　　日前，受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邀请，阿摩司·奥兹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和着刚刚出版依然泛着墨香的中文版《爱与黑暗的故事》，阿摩司·奥兹谈起了他的文学与人生。

　　“我们之间的交谈，没有任何秘密可言”

　　“文学的魔力，在于它能把陌生的地方变得熟悉。我读莫言的作品，就仿佛被他带到了中国的乡村，触摸到那里的人们，甚至闻到了那里的气息。除了文学，其他方式很难让人能做到这一点。”

　　“成就伟大的文学作品的奥秘，就是作家以另外的眼光、立场来审视自己。”奥兹说，“我从小就有一种奇怪的冲动——愿意赋予某件事情第二次机会，当然，它不可能拥有这次机会——至今，这样的冲动仍驱动着我前行，不管我何时坐下来写小说。”写作《爱与黑暗的故事》，正是这样的一次尝试——

　　“我把那些已经过世的亲人请回我现在的家里，和他们谈论那些在他们生前我们从未谈论过的话题。我们有许多话要说，我有许多问题要问。在那些年，在我的童年时代，我们从来没有交谈。一次也没有。一个字也没有。没有谈论过他们的过去，没有谈论过他们的梦想、梦想如何破灭，没有谈论过他们的感情、我的感情。而在今天，我们之间的交谈，没有任何秘密可言。”

　　正是这样的交谈，使作者分享着家族三代人的记忆，一起寻求那些曾经并依然困扰着犹太民族的问题答案。这使整个作品焕发出史诗的光泽。正如《华盛顿邮报》所评论的那样：“奥兹以无止境的深刻和宽广，为我们展现了这个时代和他那片地方的精彩场景，并且避免教条式答案的诱惑，使他那些问题的范围无限深远。”

　　“这是一部爱与黑暗的历史”

　　“伊斯坦布尔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我依附于这个城市，只因她造就了今天的我。”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在他的自传性作品《伊斯坦布尔》中这样写道。在帕慕克笔下，写尽的，是对伊斯坦布尔的迷恋、挚爱与哀愁。而同为自传性作品，奥兹《爱与黑暗的故事》中的耶路撒冷所显现的，却是犹太民族的迷茫、不安与心灵挣扎。

　　“整个犹太人的历史，就是一部爱与黑暗的历史。在漫长的岁月里，我们没有自己的家园、没有自己的语言、没有安全感。除了书籍，我们一无所有。

　　我小时候希望自己长大以后成为一本书，而不是作家。人可以像蚂蚁一样被杀死，作家也一样，但书呢，不管你怎样试图要将它灭绝，却总会有一两本伺机生存下来，在某个鲜人问津的图书馆的某个角落里享受上架的待遇。”

　　“想成为一本书”的背后，竟是一颗如此忐忑不安的幼小心灵。

　　“《爱与黑暗的故事》写的是犹太人如何回到家园的故事，也是犹太民族的梦想变为现实的故事。但事实上，梦想和现实之间依然有很大的距离，因此，我的故事也在悲剧和喜剧间徘徊。”

　　在奥兹笔下，长辈们在内心深处，依旧对他们曾经生活的欧洲充满依恋，尽管在那里他们并不能获得认同；脚下的以色列土地，是他们的终老之所，但长达2000年的放逐，让他们隐隐感到与这片曾经朝思暮想的土地之间的隔膜。尽管有诸多不适，但精通多国语言的父辈，却不愿孩子学习希伯来语以外的其他语言，怕的是他们禁不起由此带来的外部世界的诱惑；年轻一代，虽然渴望成为拓荒的犹太英雄，但最终又发现，“即使我的皮肤最后晒成了深褐色，但内心依然苍白”。在奥兹的笔下，充满了矛盾纠缠的悖论。

　　“如果用一个词描述我的作品，那就是‘家庭’；用两个词描述，那就是‘不幸的家庭’；允许用更多的词，那就是‘家庭是宇宙中最神秘的细胞，家庭最充满悖论，每个家庭都包含着生与死’”。

　　“这部作品是我自己的‘和平进程’”

　　“母亲的死和她所讲述的故事让我变成了作家。我的写作，就是为了回忆她、理解她。”奥兹的这段话不禁让人想起《爱与黑暗的故事》中，在耶路撒冷的雨夜，奥兹与病中的母亲相互温暖的凄美时光。然而，同样是悖论，母亲以自杀结束了生命。对此，奥兹无法原谅母亲。正如巴以两个饱尝流离之苦的国家却无法达成和解一样，父母这对好人却不能平和地生活在一起也成了他无法释怀的心结，直到他完成了《爱与黑暗的故事》。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创作也越来越个人化。在写我的家庭之前，我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我意识到，在每个人心中，都有两个灵魂在对话。只有学会与自己生活，才能与别人友好相处。今天，我能够理解和原谅我的父母。《爱与黑暗的故事》就是我自己的‘和平进程’。”

　　《爱与黑暗的故事》并不完全按照时间顺序来叙述，母亲的自杀是作者最后一个章节，虽然只有短短的两页，却足以让人为之动容。作者对母亲痛彻心肺的呼唤，令我们的泪水无法与作者的文字一道戛然而止。

　　“我是带着微笑写作的，即使是在写那些令人痛心的时刻，比如母亲的自杀。当我是一个年轻的作家时，我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或许，只有经历过漫长的爱与黑暗的煎熬，才能体会。

——奥兹与莫言对谈

翻译整理：钟志清 出处：文学报 2007年9月

    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邀请，以色列当代诺奖热门作家阿摩司·奥兹于今年8月26日至9月9日访问中国。8月31日，奥兹在国子监街留贤馆会晤了我国当代著名作家莫言。

    耶路撒冷不仅是一个城市，它也是个有生命有情感的人物

    莫言:您作品的中文译本也翻译得非常好。(尤其是钟志清小姐翻的)因此，我尽管没有去过以色列，没有去过耶路撒冷，但是读过您的作品之后，我仿佛成了一个土生土长的耶路撒冷人。茶道在这里(您的作品里)演示得这么精细，而我在家里时拿个大杯子，放进茶叶，倒上水，一饮而尽。

    奥兹:我们在家里也是这样。非常简单。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旅行的最好方式不是买一张国际旅行机票，而是买一本书。因为你买一张机票到另一个国家旅行，看到了那个国家的纪念碑，博物馆，与那里的人们相遇；如果你买了一本书，那么等于邀请你走进一个家庭，看到这个家庭的客厅、厨房和卧室等很多细节。

    莫言:是这样。

    奥兹:您在从事创作的时候一定做了大量的学术研究。

    莫言:我做了一些关于地方历史的调查工作。研究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阅读关于地方历史的书籍，另一部分就是倾听老人们口头讲述，讲述他们的历史故事。我认为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讲，老人们口里所讲述的历史故事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讲更有意义。在《爱与黑暗的故事》(以下简称《爱》)里您讲述了祖父、祖母家族在敖德萨的故事，讲述了外祖父、外祖母一家在波兰的故事。这些遥远的故事和资料我想主要通过老人们的口头讲述而获得的。

    奥兹:我们两人拥有一个共同之处，把死者请到家中，来理解他们。

    莫言:是的，奥兹先生有一个观点我很赞同，他在写作，在讲故事时，把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当作自己的孩子看待。小说中描写的他们青年时期的生活，而现在我们的年龄已经超过了他们当时的年龄，把长辈当成孩子来写，对于作家是很有意义的。

    奥兹:我在读《红高粱》时，也意识到，您在写我爷爷、我奶奶、我爹等几代人的时候也是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孩子来写。

    莫言:有时我把他们当成我自己的孩子，有时我把他们当成我自己来写。

    奥兹:读了您的两部作品之后，确实感到老一代人已经复活了。

    莫言:是用文学的方式使他们复活。此时，从个人体验说，他们是我们的母亲、父母亲，但是从文学角度来说，他们是活生生的人，是小说中的人。

    奥兹:我特别欣赏您笔下的自然风光，您笔下的农村风情，令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莫言:因为我从小在那片土地上出生长大，对那个地方的一草一木，每个人物，每条街道，每条河流都具有一种很深厚的感情。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纯粹的风景描写是不存在的。

    奥兹:对此我非常赞同。

    莫言:小说里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景物描写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读过您的许多作品后，我逐渐发现，耶路撒冷不仅仅是一个城市，耶路撒冷是个有生命有情感的人物，耶路撒冷的每座建筑物就像人的一个器官，每一条街道就像人的一根血管。所以整体上说她是有生命的。

    艺术家应该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对错综复杂的关系做包容性描写

    莫言:我在写《红高粱家族》和《天堂蒜薹之歌》时，以及我以前的一些创作中，描写了悲剧和战争，不过，我在处理这些事件时剑拔弩张，慷慨激烈。您在创作时也处理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而采用的则是一种非常宽容舒缓的笔调，我觉得您这种手法比我要高明，所以我说您是我的老师。

    奥兹:我们的创作技巧不尽相同，但我不能确定是不是我的创作手法就比您的高明。我在阅读您的作品时，有一点感触很深，即使您在描写特别残酷、特别血淋淋的场景时，依然透露出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这种把怜悯与残酷结合在一起的描写手法，从创作角度来说，也是很高明的。

    莫言:确实有难度。既要描写残酷场景，揭示人物的悲惨命运，又要充满了悲悯的情怀，要把握好这个分寸感。

    奥兹:我们都曾经是军人，但是时至今日，我从来也没有一部作品描写战争，描写军旅生涯。而您却成功地描写了军旅生活，这一点确实令人羡慕。尽管我也多次尝试着描写军旅生活，但始终没有如愿以偿。

    莫言:实际上我也没有描写自己的军营生活，我写的是历史上的战争。

    奥兹:战争记忆具有某种与众不同之处。营造出战争气息并非一件轻而易举之事，我个人的词汇表里尚未储存有如此丰富的词汇。

    莫言:我从军22年，但在部队里主要从事文职工作。我没有上过战场，我在打靶时从来没有打中过，所以我不是个好兵，所以我写战争，只能写过去的战争，写想象中的战争。

    奥兹:我虽然上过战场，但是我从来写不出战争。我也不是个好兵。在战场上诚惶诚恐。

    莫言:我个人对中东战争颇为关注。中国在80年代曾出版了许多描写中东战争的书籍。但是很奇怪，我个人没有去过以色列，也没有去过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但是感情上却和小孩看电影一样，站在阿拉伯一边。我看到在一次次中东战争中，一开始是阿拉伯人占据上风，我就非常高兴。可最后阿拉伯国家经历惨败时，我心里就感到很难过。我就不明白我为什么先入为主地同情阿拉伯世界，仔细想想可能和中国当时的宣传有关。当时我们是这样划分世界的，苏联美国是第一大超级大国，欧洲许多国家属于第二世界，中国、非洲和阿拉伯国家我们都是第三世界。当时即便一个没有文化的中国人，在思想感情上也是天然地偏向阿拉伯一方。

    到80年代中期，我听了一个中东问题专家讲了两堂课，改变了我的观点。这个专家讲述了犹太人数千年来的悲惨遭遇。他们数千年来流亡异乡，没有安身立命之处。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屠杀他们，斯大林也屠杀他们，因此他们去往当时的巴勒斯坦这小片土地上。我想这么多犹太人希望建立自己的国家，希望有自己的祖国，是非常正义和正当的要求。所以您在《爱》中关于联合国表决之夜那激动人心的场面描写确实非常震撼人心。反过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阿拉伯国家也很有道理。去年我看到一个电视场面，以色列重炮轰击贝鲁特时，轰炸尚未结束之际，一个阿拉伯老太太搬着纸箱出来卖蔬菜。面对着记者摄影机的镜头，阿拉伯老太太庄严地说，我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谁也不能把我们赶走。我们即便吃这里的沙土，也能活下去。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说，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以色列犹太人似乎都是受害者，似乎都有自己正当的理由，难以简单做出究竟谁对谁错的判断。因此我尤为钦佩您在《爱》中描写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以色列犹太人时，能够站在一个很高的角度。

    所以，从总体上说，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是势不两立的，是仇人。但是具体到每一个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是一样的人，都是好人。我刚才说这么多就是要表达这样一个感受，我特别敬佩您不是站在犹太人立场上来进行民族主义的描写，而是作为一个有良知的艺术家，站在了全人类的高度上，对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问题，对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关系进行包容性的描写。因此，我在文章中说不仅犹太人要读一下您这本书，而且阿拉伯人也要读一下您这本书。尤其是各个国家的政治家应该好好读读这本书。

    奥兹:我非常感谢您刚才说过的话。我不能用某种黑白分明的方式来描写阿以关系。也希望世界上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不要以某种黑白分明的方式来对待对方。每场悲剧基本上都是正确者与正确者之间的冲突。许多中国人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许多人把以色列当成第一世界，把阿拉伯国家当成第三世界，这种观点有偏颇之处。称其偏颇，主要是因为居住在以色列的许多犹太人以前都曾经是被逐出欧洲的难民。从这个意义上说，以色列也应该属于第三世界。

    小说从家庭出发，实际上描写的是一个民族的历史

    莫言:您的作品没有特别描写政治，但处处充满了政治；没有刻意直面描写宗教，但却处处洋溢着宗教气氛。这也是一种以小见大的艺术表现方式。从家庭出发，实际上描写一个民族的历史。

    奥兹:这种说法带有普遍意义，任何伟大的作家都能够管中窥豹。从描写家庭，延伸到一个民族，您的作品也是这样。描写一个农村小伙子爱上一个姑娘，但遭到家庭反对，描写一个农民去卖大蒜，但却让人看到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场景。

    莫言:就像少年奥兹和阿爱莎一样，虽然说的是两个小孩子的小故事，但却表现出一种广大的背景。阿爱莎背后站的是阿拉伯民族，奥兹后面站的是犹太民族。历史、现实、友谊、仇恨、理解、误解、痛苦、负疚表现得淋漓尽致，因此我认为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小说家。用一个很小的细节，表现出非常重大的问题。

    奥兹:谢谢。我相信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将来能够解决。希望巴勒斯坦建国，两个民族在一片土地上和平共处。

    莫言: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就像中国一则童话中描写的两只黑山羊，试图跨越一个山涧。山涧上横着一座独木桥，两只羊就站在独木桥之间，顶住了，谁也不肯退后一步。

    奥兹:二者都可以跨过山涧，但不能同时通过。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一种妥协，但是狂热主义者们总是想把这种冲突转化为宗教战争。其实，应该把这片领土一分为二，让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都有自己的居住地。尽管这片土地很小，但对两个愿意和平地居住在那里的民族来说已经足矣。就像把一个房子分成两个不同的单元。因为有两家人要居住在同一房子里，就得合住。

    莫言:合住的两家人也会磕磕碰碰。

    奥兹:所以要把房子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给以色列，一部分给巴勒斯坦。

    莫言:这种理想的模式听来简单，但要执行起来就困难了。

    奥兹:两只黑山羊的比喻倒是贴切。如果一个先退回去，另一个先跨越山涧则比较容易；但两只羊想同时过，就比较困难了。

    莫言:尽管文学不能改变社会，但文学应该能够发挥其作用。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希望双方政治家和老百姓都要读读奥兹先生的作品。

    奥兹:但是希望政治家对文学感兴趣。您知道吗，这部作品的阿拉伯文版将于明年出版，而出资赞助的则是一位阿拉伯富翁。

    莫言:那太有意思了。正是这部小说的延续。出版本身变成了小说的最后一章。

采写：钟志清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7年9月
　　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邀请，当代以色列杰出作家阿摩司·奥兹已于8月26日抵京，开始了为期两周的访华旅程。奥兹将于8月28日至8月30日访问上海，与上海万语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译林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及部分驻沪作家、文化界人士和媒体见面。返京后将于8月31日参观在京举行的国际图书博览会，会晤莫言等当代著名作家。奥兹和中国读者的渊源由来已久：他的父亲能讲十几门语言，却始终没有攻克中文这道难关，于是滋生起对坐落在亚洲大陆另一端的遥远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神往。奥兹本人也像他的父亲一样，渴望认知与了解中国。在他看来，中文和希伯来文都存在了数千年之久，两种语言都留下了世界文学中最伟大的创作，双方有许多地方需要学习，有许多地方需要互相了解。他曾经将自己作品被翻译成中文这一普通事件诗意化，称之为“从亚洲最西部的一个小国到坐落同一大陆上的东方大国旅行”，“架设世界上两个最古老文明之间的心灵之桥”，“在两种文化间进行私人交谈”。并且，试图求得与中国读者达到心灵上的切近与沟通。阿摩司·奥兹不仅是一个天才的作家，而且是一个出色的社会活动家。虽然参加过1967年的“六日战争”和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但一直呼唤阿以和平，呼吁在以色列犹太人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建立一种“和解”。

阿摩司·奥兹(Amos Oz1939-)

　　当今以色列的杰出作家，早年曾经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攻读文学与哲学，多年在基布兹任教。后为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希伯来文学系终身教授，是目前最富有国际影响的希伯来语作家。他的作品被翻译成30多种文字，曾获多种文学奖，包括法国“费米娜奖”，德国“歌德文化奖”，“以色列奖”、拉美世界最有影响的“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以及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等。

主要著述

　　迄今已发表了《我的米海尔》（1968）（有中译本）、《黑匣子》（1987）、《了解女人》（1989）（有中译本）、《爱与黑暗的故事》（2002）（有中译本）、《咏叹生死》（2007）等12部长篇小说，《胡狼嗥叫的地方》（1965）、《直至死亡》（1971）、《鬼使山庄》（1976）（有中译本）等中短篇小说集，《在炽烈的阳光下》（1979）、《在以色列土地上》（1983）、《以色列、巴勒斯坦与和平》（1994）等杂文、随笔集和儿童文学作品。

　　问：在过去的十几年间，你曾经向我谈起过你自幼便梦想有朝一日走访中国，现在你已经梦想成真，脚踏中国的土地，你能告诉我你现在的感受吗？

　　奥兹：我首先告诉你我为什么对中国充满了向往。我曾经对你说过,我父亲懂十几门语言,但始终没有攻下中文这道难关,于是滋生起对坐落在亚洲大陆另一端的遥远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神往。我自幼读了许多描写中国历史的书籍，那些书籍中充满着对那个遥远而陌生国度的描述与想象。尽管它们未能勾勒出一幅幅清晰的中国画面，但是在我的心目中形成这样一个印象，那是一片神奇而奇妙的土地。我清楚地记得，我开始学习英语时，是在20世纪40年代，当时巴勒斯坦由英国托管，第一篇课文中写的便是，有一个人住在非洲，去中国寻找神灯。对于一个小孩来说，中国则是神灯之邦，如果你想寻找神灯，就要去中国。当然，从那时起，我也渴望了解认知中国，渴望有朝一日前往那个神奇的国度。而今，我终于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我的梦想真正化作了现实。我现在还无法说出我对中国的感受，因为我刚到中国几个小时，回答这个问题有些为时过早。但我仍然怀着强烈的好奇与愿望要去了解中国。

　　问:在20世纪90年代，你曾经把译林版五卷本奥兹作品集的问世比作“从亚洲西部的一个小国到同一大陆的东方大国旅行”。而今，你的九部作品已经翻译成中文，你自己也到中国旅行，你想对中国和中国读者说些什么吗？

　　奥兹：我只想重复在致中国读者中所说过的话，希望我的文学创作能够为架设世界上两个最古老文明之间的心灵桥梁尽微薄之力，因为不同的民族互相阅读对方的文学或许是了解对方思想与灵魂的最佳途径。也希望我的来访能在这方面做点微薄的贡献。阅读文学确实是了解另一个民族的良好途径。我读过沈从文的作品，写湘西地方风情，极其富有异国情调。我刚读过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和《天堂蒜薹之歌》，结识了他笔下的乡村世界。

　　问：在你描写童年的作品中，曾提及为中国的苦力而吃饭，那就是你幼时对中国的想象吗？

　　奥兹：在我童年时代的想象世界里，中国到处是古老的宫殿，到处是琼楼玉宇，田野里稻菽滚滚，苦力们拖着一桶桶水。之所以出现苦力这一意象，是因为我父母从我很小时就不断地警告我，你必须把盘子里的东西吃干净，因为世界上有贫穷和困苦，中国的苦力根本没有饭吃,我们有责任不浪费,所以我必须为了中国的苦力把盘子里所有的东西都吃光。

　　问：与你想象中的欧洲完全不同？

　　奥兹：对，欧洲在我的生命轨迹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尽管我本人出生在以色列，但我父母都是受教育程度很高的欧洲犹太人，热爱欧洲。他们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便从欧洲移居到以色列土地，但欧洲对他们来说是一片禁止入内的应许之地，是人们所向往的地方，有钟楼，有用古石板铺设的广场，有电车轨道，有桥梁，教堂尖顶，遥远的村庄，矿泉疗养地，一片片森林，皑皑白雪和牧场。在我整个童年时代，“农舍”、“牧场”、“养鹅女”等词语一直对我有着诱惑力，让我兴奋不已。我无数次喃喃自语“牧场”——我已经听到脖上挂着小铃铛的母牛们的哞哞叫声，听到小溪的汩汩流水。我闭上双眼，便可以看到打着赤脚的牧鹅女。而中国是个遥远的所在，一切都充满了神秘色彩。

　　问：因此欧洲文化在你幼时的教育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奥兹：但是这种教育本身充满了矛盾。我父母崇尚欧洲文明，是热诚的亲欧人士，他们可以使用多种语言，倡导欧洲文化和遗产，推崇欧洲风光，欧洲艺术，文学和音乐。他们把自己视为欧洲人。但欧洲并未以爱来回报这些犹太人，并在20世纪30年代将其逐出欧洲，这对他们来说是件幸事——因为倘若他们没有在20世纪30年代被逐出欧洲，就有可能像成千上万的犹太人那样在20世纪40年代丧生。这种经历使之对欧洲的情感颇为矛盾，既思念欧洲，又怨恨欧洲，对欧洲充满失望的爱。

　　我父亲总是苦涩地打趣，三类人住在捷克斯洛伐克：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和捷克斯洛伐克人——后者就是我们，犹太人。在南斯拉夫有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波斯尼亚人，也有南斯拉夫人——我们，犹太人。许多年过去后，我才理解在妙语连珠的背后，隐藏着多少悲哀、痛苦、伤心和单恋。

　　问：那么以色列文化，我是说希伯来文化，在你的幼时教育中又占据了什么样的位置呢？

　　奥兹：我自己是以色列教育制度的产物。这是一种鱼水相依的关系。希伯来语言是我的母语，希伯来文化融入到了我的血脉之中。我很小的时候，便听说在加利利等地云集着大量的拓荒者，他们皮肤黝黑，坚韧顽强，沉默寡言，与大流散中的犹太人截然不同，是一种新型的犹太英雄。我当时向往的便是像他们那样成为战斗的国民，要成为和父母完全不同的一代犹太人。但是，要想只用一代人就实现这种变革绝非易事，变革是几代人的事情，身为中国人，我想你非常了解这些。

　　问：是的，因此这两种文化传统在你的创作中就这样相互交织在了一起？

　　奥兹：是的。我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欧洲文化传统与我自己所成长的以色列文化环境在我的创作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

　　问：《爱与黑暗的故事》在这方面颇富代表性。你曾经说过，若是问你哪部作品最好，就像让你说出哪个孩子最好一样困难。但是当《爱与黑暗的故事》发表后，许多文学批评家认为这是你最优秀的一部作品，对此，你有何评价？

　　奥兹：我现在还是难以回答我哪部作品写得最好。我不敢说这是我创作中的一个高峰。但是，显然这部作品卖得非常成功，仅次于多年前发表的迄今最为成功的《我的米海尔》。也许随着时光的推移，它卖的册数会超过《我的米海尔》。但是，若是让我根据个人品位进行判断的话，我非常喜欢《一样的海》，这是一部诗体小说，融入了我对人生的特殊感受与理解，在表达方式上也极其特别。我本人为这本书自豪，可它卖得却不太好。

　　问：你最早构思这本书是什么时候？为什么？

　　奥兹：我最早构思《爱与黑暗的故事》是在1995年，我写了几年之久。这是一部回忆录，写作的目的是为了追忆过去。

　　问：你为什么给这本书取名叫“爱与黑暗的故事”？

　　奥兹：因为“爱”与“黑暗”是这部书的两个主题。它囊括了我许多的爱，比如说，爱父母，爱祖父母，爱我的出生地耶路撒冷，爱书；也囊括了许多黑暗，包括因我母亲之死给我童年世界造成的黑暗，以及我父母对欧洲那种遭到拒绝的爱。

　　问：是否可以说这本书中的小主人公具有双重家园，或三重家园，即自己，父亲、母亲和家族，民族，以及个人的心灵世界？

　　奥兹：这是个相当好的描述。本书写的是一个立志要成为作家的孩子，他疯狂地阅读，观察世界，这就是他个人的童年。这本书也写了对语言的爱，孩子像自己的父母一样热爱学习语言，尤其是希伯来语。这本书还描写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当然还有胡尔达和以色列的其他地方，铸造了他。他爱耶路撒冷，在某种程度上，耶路撒冷成了犹太民族的一个象征。我希望中国读者通过读这部作品，能够对以色列人的生活和以色列人的心灵世界有更好的了解。

　　问：在以色列政治似乎成了个人生命中的一部分，身为以色列作家，你对此有何感受？

　　奥兹：对于我来说，从童年时代起，政治就成了个人内在生活的一部分。每天父母、亲人、街坊邻里谈论的就是时局与政治。甚至连小孩子也参与政治讨论。而今，政治不是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不是出现在另外一个世界，而是终日影响着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问：那么你认为你童年时代的政治信仰是什么？后来是否发生了变化？而今的主张是什么？

　　奥兹：我很小的时候由于受父亲家族右翼人士的影响，是个小民族主义者，小爱国主义者，认为犹太人都是对的，而其他世界都是错的，非常简单化，一刀切。可是当我十二岁多的时候，我母亲突然自杀身亡，我开始反叛父亲的世界，也反叛他的政治信仰。从那以后，我开始从伦理道德角度思考巴以两个民族这一错综复杂的问题。也许最后这两个民族能够找到一种相互妥协的方式，达成和解。

　　问：你在《爱与黑暗的故事》中谈到，是舍伍德·安德森的作品启迪你走上文学创作之路，你的许多作品都以描写典型的以色列日常生活见长，作为作家，你意识到“自己身在哪里，哪里就是世界中心”，对此，你希望对中国作家和读者做进一步的解释吗？

　　奥兹：作家应该描写他或她最为熟悉的世界，描写他的邻里、家人、国家以及所熟悉的人。我十六七岁的时候，认为自己当不了作家，因为我生活在偏僻的基布兹，而真正的世界在巴黎、马德里、纽约、蒙特卡洛、非洲沙漠、斯堪的纳维亚森林。也许可以在俄国写乡村小镇，甚至在加利西亚写犹太人村庄。但是，在基布兹，只有鸡圈，牛棚，儿童之家，委员会，轮流值班，小供销社。疲惫不堪的男男女女每天早早起来去干活，争论不休，洗澡，喝茶，在床上看点书，十点钟之前便筋疲力尽进入梦乡。我没有像第一代以色列作家那样拥有战争经历，生活中缺少激情。是舍伍德·安德森的《小镇畸人》让我改变了上述观念。在《小镇畸人》中，我认定有损于文学尊严、被拒之文学门外的日常生活中的人与事，占据了中心舞台。于是我意识到，自己身在哪里，哪里就是宇宙中心，即使你生活在一个小村庄，这个小村庄便是你的宇宙中心。如果年轻作家到我这里来询问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作家的话，我就会告诉他，“年轻人，请描写你身边的世界。你的家人，你的村庄，你自己的世界。”

　　问：正如中国小说家莫言在评论《爱与黑暗的故事》中所说：“这里的确是人类灵魂的演示场，这里也的确是人的光荣和人的耻辱表现得最充分的地方，这里毫无疑问是文学的富矿，这里应该产生伟大的文学，但写作的难度之大也是罕见的。奥兹先生担当了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代言人，用他的一系列作品，尤其是这部《爱与黑暗的故事》，完成了历史赋予文学的使命。”

　　奥兹：我非常感谢莫言先生这段优美的文字，我在读他的作品，他是位非常优秀的作家。但我有一点想指出的是，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以色列国家的代言人。我认为，每位作家都是一位代言人，但是任何作家都难以成为总体代言人。因为约书亚·凯纳兹描写的世界与阿摩司·奥兹的世界截然不同，我们代表的分别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

　　问：但是，希伯来文学批评家施瓦茨教授也曾经说过，如果说是谁在创作中代表着“以色列民族意识”，是奥兹和约书亚。

　　奥兹：我并不觉得我个人能够成为代表，许多作家的创作组合在一起方可代表某种民族意识或某一国家。我不认为哪位作家可以代表着中国。个体作家只能代表着他的世界。莫言,出色地表现出他的故乡，他的村庄，但是我们只能说他在某一方面表现出中国社会生活。文学表达形式与内容多种多样。作家不像文化大使，中国只有一位驻以大使，以色列也只有一位驻华大使，但是作家们却不是这样，确实有很多作家都可以成为代表，为表现某个国家或者某个民族的文化而奉献着。

　　问：安德森之后，契诃夫的世界又将你深深地吸引，阿格农等希伯来语大家也使你获益，请对中国读者具体谈谈他们对你的影响。

　　奥兹：契诃夫让我认识到日常生活琐事的伟大意义，教会我如何含着微笑描写令人伤心的生活。我的祖母曾经说过，当你哭尽了眼泪之后，就不会再有眼泪了，那么就开始微笑吧。契诃夫就是这样的作家，含笑运笔，描写人生的悲怆。诺贝尔奖得主阿格农教给我如何运用反讽艺术手法，他是一位讽刺大师。当描写严肃的生活事件时，往往以某种戏谑的方式，妙趣横生，余味无穷。别尔季切夫斯基教我挖掘人性深处，包括人性中的黑暗面。

　　问：《爱与黑暗的故事》后半部分非常感人，曾经令我在翻译时忍不住落泪，我真难以想象你如何度过那段艰难的写作时光。在创作一部小说时，你的日常生活，包括家庭生活，情感生活等是否受到影响？

　　奥兹：我想在创作这部作品时，我是想和父母实现一种和平。大家都在讲实现中东和平进程，而我却在通过写作寻找与父母之间的和平，寻求心灵的一片宁静。在过去的五六十年间，我一直在心灵深处不肯原谅我那自杀身亡的母亲，不肯原谅她弃我而去，也不能原谅父亲任其离开我们。而在写作过程中我的情绪逐渐平静。

　　我写此书把死去的亲人请到家中做客。此次，我是主人，而他们，死者，则是客人。请坐。请喝杯咖啡。吃蛋糕吗？也许吃片水果？我们必须交谈。我们有许多话要说。我有许多问题要问你们。毕竟，在那些年，在我的童年时代，我们从来没有交谈。一次也没有。一个字也没有。没有谈论过你们的过去，也没有谈论过你们单恋欧洲而永远得不到回报的侮慢，没有谈论你们对新国家的幻灭之情，没有谈论过你们的梦想，梦想如何破灭，没有谈论过你们的感情，我的感情，我对世界的感情，没有谈论过性，记忆和痛苦。我们在家里只谈论怎样看待巴尔干战争，或当下耶路撒冷形势，或莎士比亚和荷马，或马克思和叔本华，或坏了的门把手、洗衣机和毛巾。

　　那么请坐下，亲爱的死者，跟我说说以前你们从未向我说起的东西，我也会讲述以前不敢向你们讲述的东西。之后，我将把你们介绍给我的夫人和孩子，他们从来也没有真正了解你们。如果他们和你们相互之间了解一些或许是件好事。而后你们结束来访，将会离去。你们不会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只是要常来看看坐上一会儿，而后离去。我不想让死人影响我当今的生活。

　　问：许多人，包括批评家，都想问你这样一个问题“身为男性作家你为什么如此了解女人”？

　　奥兹：我只能通过想象和猜测。我不是女人，但我可以想象并猜测女人；我不信教，但我可以想象并猜测他们的心地；我30岁时，也是这样想象并猜测老人。无论在喝咖啡，或者在沙漠中漫步时，我都在想象。就像你在我书中读到的那样，我自幼就形成了这种习惯。无论身处何处，都像做间谍。想探测别人的生活与心灵。

　　问：你的母亲对你整个思想和创作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奥兹：对。我母亲对我的人生影响很大，她是个讲故事的高手，这些故事启迪我的奇思妙想。而她的自杀，给我留下了永远的痛。写作也是一种疗治心灵创伤的方式，我想很多作家会对此产生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