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维 舟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7月
严格来说，这是一本未完成的著作。其中所收录的有关中国与西欧交流的论文，无一例外都是在抗战前后的十年之内写就的，另外占全书五分之二篇幅的，则是一系列的档案材料和笺注——它们本应是一部完整的中西交通史有待利用的原材料和草稿，但由于作者种种遭际的变故，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十年里，始终未能完成这一愿望。
那么，重印这样一本未完稿，有何意义？
阎宗临先生是中国近代能运用中西史料俯瞰这一领域的第一代学人。阎先生治学以重视档案著称，注重西欧天主教会文件及清廷奏折诏书等，颇能以原始材料发覆析疑；在这个特殊领域，如果不能熟练运用西方史料，就根本不能成其为“中西交通史”了。
中国传统史学一向重内轻外，中外交通乃是史学中极冷僻的园地，所谓四夷传诸卷，在正史都附列最末。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中西交流的记录、总结，一直是西方人采取较为积极的态度，尤其是天主教会，国人则泯然无知。阎先生早年留学法国、瑞士，运用材料深得其便，但也不免受此种史学编纂思想影响，在论文中时常流露出一种“从西向东看”的潜在逻辑，不自觉地偏重于叙述西方向东寻找神秘中国、而中国又如何予以西欧社会以冲击；对中国承受冲击的叙述则侧重于上层活动。这实际上是第一代汉学家(传教士)所遗留下来的视觉角度，也是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一种叙述方式。他也因此承袭教会的说法，过高地估计了试图“把科学和理性灌输给执政者”的耶稣会士们在中国的成功，事实证明那不过是沙滩上的城堡而已，旋起旋落。
明清之际中国受西方文明影响，除了上层外，以边缘性人物居多，虽激起一阵波澜，却远未造成全面动摇。这个社会仍是铁板一块，只不过犹如沾了水的鹅卵石，表面湿润，内里仍是坚硬干燥无比。一个缺乏有力社会组织、又对宗教的政治影响力抱有强烈警惕心理的文明，是不可能全面接受异质的基督教文明的。历史上外来宗教渗入中国社会往往是在中原动乱、政治控制力大大下降的时期，一旦动乱结束，就会谋求重新树立政治权威。西方传教士常盛赞康熙，在他身上寄托了中国基督教化的全部希望，但康熙看待这些金发碧眼的西洋人的态度却是工具性的，在他内心深处只怕从来也没有认真考虑过会皈依天主教，因此一旦礼仪之争威胁到中国传统秩序，他就毫不犹豫地下令禁绝天主教、驱逐教士。
西方抵达中国的第一波浪潮是缺乏根基的。第一批到西欧的中国人，大多是随从返回欧洲的传教士作被动旅行的较底层人物，既缺乏欧洲人东来那种强烈的金钱欲望或传教理念所具备的内在驱动力，回国后往往也湮没无闻。本书中提及1707年去欧洲，十二年后才东返的樊守义，归国后除谒见康熙皇帝面陈游历经过外，“并无什么可叙述的地方”，这与西欧人对“中国报道”的热切舆论形成极为鲜明的对比。从各个角度来说，中国直到晚清时对西方的那种热切了解才能与西欧启蒙时期的中国热相比。
作为中国衰弱时留洋的学者，阎氏笔底难免流露民族主义情绪。他乐于提及中国文化对启蒙时代法国政治社会的冲击，认为正是启蒙哲学家们取法中国以抨击法国社会的努力促成了法国大革命。看到中国受人如此美化，的确使人感到与有荣焉，对惨败之下的国人自尊心也颇有安抚。然而更深一层来看，虽然当时西欧热烈谈论中国文明，但正反双方都只是将之作为一个空洞能指的符号，如孟德斯鸠和伏尔泰均不认识一个中国字，却都敢于深信不疑地谈论中国。“中国”实际上是一面旗帜，不同的人以此为掩盖来兜售其自我的主张。
阎氏论文于中西交通的梗塞、重开，双方的渗透、冲突，均有要而不烦的叙述。在十五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前，欧洲人对中国了解之肤浅幼稚，并不下于中国人对欧洲的了解。然而此后西方人积极进取，至康熙时代竟达到“欧人了解中国较之欧洲许多省份更多更明晰”的程度，而1784年清廷圣旨中却还以为西洋人和穆斯林“本属一教”，官修《明史·意大里亚传》中谈到西洋传教士的世界五大洲说，仍将信将疑，认为“其说荒渺莫考”。西方人对中国曾有许多极可笑的错误认识，但细查起来，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实在也好不到哪里去。这一点在本书中所谈不多，不过从心态史的角度来看，却是一个绝佳的切入角度。作者侧重的是作为事件的器物、思想的传播影响，多谈“交通”少谈冲撞，更少深入讨论人们交往背后的内心冲突或催发异国形象的心理机制。
中西交通史本是一个交叉性的边缘领域，史料搜集相比起来尤为重要，其中中国方面的史料更难搜罗。阎氏早年颠沛流离，中年后僻居山西，到他1978年辞世，学术生命恰巧贯穿了中国近现代最动荡的年月，不必说搜集相关史料，即使搜集到以后，如何保存都是一大问题。1950年代末，他曾向人抱怨在山西“连《圣经》都见不到，不能读”，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苦恼，溢于言表。
如今这一领域相关史料的发掘已近不遗余力，但另一问题是永远存在的：如何看待史料的慧眼。的确，如今历史学的方向已经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过去，历史首先(常常完全)是叙述，现在，它首先(常常完全)是分析。老问题‘发生了什么？’和‘它怎么发生的？’已经为‘它为什么发生？’的问题取代了。”(《新旧历史学》)从这一意义上说，阎先生是解决“老问题”的第一代学人，而解决新问题则需要更多的心理学、社会学乃至人类学的知识，人与人的交往永远是既困扰又激发我们的常问常新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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