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 昕 出处：书屋 2007年第7期
在抗日战争期间，隐居在美国华盛顿的高宗武先生撰写的回忆录《日本真相》，尘封六十余年之后，现在终于有机会公开出版，应该说这是一件好事。作为高宗武的孙子，我愿借此机会，把我所知道的关于《日本真相》（英文稿名《深入虎穴》）的撰写以及出版波折的背景情况，如实地提供出来，或许能为治史者起到一点参考作用。
1994年9月24日，爷爷高宗武逝世；2004年3月26日，奶奶沈惟瑜逝世。二老去世之后，家人在清理遗物时，发现了大量的文电手札（日记）及照片等新史料，更让我们惊奇的是，发现了他撰写的回忆录《深入虎穴》（Onto the Tiger's Den）的英文打字稿本两份。一份是用硬壳布面包装，另一份则尚未装订。之后，我们又发现他手写的中文初稿（即原始稿《日本真相》），约十五万字，内容比英文稿更为详实丰富。可能由于时代背景的关系，有些内容当年未被译成英文。
爷爷和奶奶生前都未曾提及此书稿。通过阅读他们的日记和来往信函后，才知道爷爷的著书、译书以及出版过程中的一波三折。
与美国作战情报处合译的英文稿（第一版）
爷爷写作开始于1942年5月27日。当时新上任的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建议尽快赶在珍珠港事件一周年之际出版，并答应对爷爷本人及在华亲属的安全负全部责任。爷爷下笔后，便欲罢不能，到1943年2月完成了中文稿。魏大使介绍美国朋友约翰·库尔格伦（John Kullgren）帮助编辑此稿，并联系出版。库尔格伦当时在美国作战部军事情报处工作（War Department of Military Intelligence Division）（作者注：War Department在二战期间统辖全美国除海军之外的一切军事行动，该部部长是内阁成员之一。美国国防部是在1947年才成立的）。库尔格伦曾在中国住过十几年，能说中国话，也会读中文。他住在华府，和爷爷奶奶是朋友，经常往来。在他的帮助下，爷爷与美国作战信息处（United Stateds of America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简称O.W.I.）签订合同，将中文稿译成英文。负责该项工作的是林白乐（Firse Lieutenant Paul M.A.Lineberger）。主要翻译官是陈爱丽（Ai-li S.Chin）。该机构除了提供信息外，也做配合战争所需的对内与对外的宣传。林白乐在1943年6月4日给爷爷的信中，曾讲述了这项翻译工作的性质。他写道：“陈夫人已经开始翻译你的书稿。她是一个非常聪敏、能力很强的年轻女子。她很快投入翻译。我告诉她，这些资料必须视为秘密军事情报处理。她的丈夫是一位美国政府的雇员，她要求能允许得到她丈夫的帮助。我认为应当同意，但是我要陈夫人写一备忘录给你，现附上。如蒙同意，请打电话告诉我。”
陈爱丽曾告诉爷爷，她深知保密的重要性，因为她在沦陷区上海也有家人。她的丈夫陈郁立先生（Robert Chin）出生在美国，就职于联邦通讯部对外广播处，专门研究和分析日本内外的广播节目。他对翻译的质量提供了很多帮助，尤其是将当时译法很不统一的日本的人名字翻译得比较准确。文稿译出后，时任O.W.I.太平洋海岸分处主任的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Director，Pacific Coast Branch）也很感兴趣，提过一些修改建议。在美国国务院任职的另一位老朋友劳伦斯·索尔兹伯里（Laurence E. Salisbury）也很关心并鼓励尽快出版。这一工作进行到八月，正在联系出版商时，忽然接到O.W.I.的通知：“国会取消了O.W.I.在国内宣传的权力，不能以官方名义与出版机构签订合同，所以不能用任何方式促成该书的出版。”因此，O.W.I.在履行了翻译合同后，没有再过问本书的出版事宜了。
斯塔尔参与编辑的英文稿（第二版）
斯塔尔先生（Cornelius Vander Starr，也称为史旦，1892—1968）大名鼎鼎，是个传奇人物。1919年，他带着全部家当美金一万元，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California）到上海推销保险。他于1921年开创了亚洲人寿保险公司（Asia Life Insurance Company简称ALICO），十年内便由上海扩展到东南亚各国。二战后，他回到美国，收购了许多保险公司，并在美洲、欧洲、中东、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设立分行。1951年亚洲人寿保险公司改名为美洲人寿保险公司（American Life Insurance Company简称仍为ALICO）。斯塔尔先生还是个著名的慈善家，他于1955年就出资建立了斯塔尔基金会（Starr Foundation）。从那时起到今天，该基金会为亚洲的教育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上世纪六十年代，他创立了控股公司美洲国际集团（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简称AIG）。
日本侵华战争使斯塔尔先生在上海的保险事业一度陷入困境。幸有当时浙江兴业银行总裁徐新六先生的帮助，才渡过难关。所以斯塔尔对徐先生感恩戴德。徐新六先生遇难后，斯塔尔对其子徐大春百般照顾，优礼有加。爷爷在上海时，先与徐新六先生相识，并成为好友，继而又与斯塔尔先生相识。斯塔尔先生除了做生意有方之外，还热衷于新闻业。1931年，他在上海创办了《大美晚报》（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该报曾不留情面地揭露了日本扩张主义，致使其一名编辑遭到枪杀。
1943年8月25日，爷爷在斯塔尔先生当时的办公处——纽约市第五大道101号拜访了他，并告知写书一事。斯塔尔对此极感兴趣，希望尽快看到书稿，并当即邀请爷爷到他的农庄度周末。临别时，斯塔尔将爷爷送至大楼的门外。爷爷几次三番客气地请他止步，不要再送，但斯塔尔一直坚持，并很幽默地说，如果我不送你到门口的话，我就白在中国呆那么多年了。当时门口挂的招牌是Starr，Park & Freeman，In,. C.NY（斯塔尔、帕克、福瑞曼有限公司）。同时，也是《大美晚报》美国办事处的所在地。
爷爷回到旅馆后，马上打电话给在华盛顿的林白乐，请他将书稿用快递寄到纽约。第二天上午十一时，书稿即被送到。中午，爷爷请斯塔尔先生到旅馆共进午餐，并将书稿交给他。午餐期间，斯塔尔先生看了爷爷写的序言，马上坦率地指出，序言写得太客气，太中国味，解释自己太多，美国人不会感兴趣。
29日，爷爷会同胡适、徐大春先生等人乘火车抵达布鲁斯特（Brewster），然后改乘斯塔尔的汽车抵达农庄。这是一个占地一百七十五英亩的大农场，三名花工、两名厨师均是中国人。在此次会面中，斯塔尔先生说：“如果你的书未经修改就出版的话，你将来一定很会失望。”
第二天，他对爷爷说，他要组织一些人来编辑这本书，出一本好书。他推荐芙瑞妲·奥特丽（Freda Utley）小姐负责编辑，并请《大美晚报》编辑利夫（Earl Leaf）协助。
奥特丽出生于英国，毕业于伦敦大学历史系，参加过英国共产党，1930年到苏联，曾在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工作，并与俄国人结婚。居住莫斯科六年，曾和其夫去日本呆了一年。1936年，其夫被关进苏联集中营。此后她便携幼子回到英国。1938年，她作为伦敦新闻记事的通讯员被派到上海。她1939年到美国，前后出版过China at War（战火中的中国，1939）和Last Chance in China（中国的最后机会，1947）等。
此时，奥特丽正在波士顿（Boston）忙其他事情，几天后才拿到稿子。利夫先读了爷爷的书稿。他对徐大春先生说，这可绝对是个极好的材料。回到纽约后，爷爷写信给斯塔尔，表示感谢并请他对书稿多提意见。
最先读过爷爷书稿的胡适先生在给斯塔尔的信中称赞此文“绝对是第一手材料”，相信“它是战时最重要的书籍之一”，并答应为该书写一序言。
9月1日，爷爷回到华盛顿。此次纽约之行，使爷爷大为振奋。回来的头几天，爷爷几乎每天都写一封信去纽约询问编书的进展情况。在给斯塔尔和利夫的信中，他说如果此书能在缅甸战役越打越好之际出版，应引起公众的更大兴趣（作者注：缅甸战役，即The Burma Campaign，1941年12月至1945年8月，此战是由英军向日军发起的。目的之一是确保盟军对中国的陆地供给线。但日军很快就占了上风，使英军丢尽面子。出兵助战的还有缅甸、印度、中国、美国、加拿大）。爷爷每逢时局变化时，都要删除过时的东西，添加新的内容。
9月14日傍晚，爷爷应众人之邀抵达纽约。15日，他到奥特丽的办公室与她见面。爷爷发现她仍不知这本书的全部故事。爷爷认为她还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才能完全了解它。16日，他们见面后谈了一小时。奥特丽也认为她自己还需要一些时间，爷爷没有必要留在纽约。于是，他当晚就扫兴而归。
在等待奥特丽的同时，爷爷重写了书的序言。
9月27日，爷爷再去纽约，与奥特丽和利夫一起工作。奥特丽提出很多自己的观点。利夫不以为然，当着大家的面对奥特丽说，这是高先生的书，不是你的书。你最好不要把你的意思都加进去。9月30日，他又借爷爷请他吃中饭之机说：“奥特丽是个很有主意的人，她认为她必须把她的想法加到你的书里去。斯塔尔先生曾对她说，这是高先生的书，如果你有什么特殊的东西，你最好另写一本你自己的书。”
奥特丽和爷爷工作了几天后，很有信心地告诉爷爷，她可以在两个月内编完这本书。
10月5日，爷爷回到华盛顿后，还是按照奥特丽的要求改写了书的序言。她看后，在信中写道，我很喜欢你的新序言，你写的正是我们需要的。就这样，俩人各在一方，各写个的。爷爷改完一章，就给奥特丽寄去。
一个月后，奥特丽也开始陆续给爷爷看她改的书稿。爷爷一方面很满意她对文章的润色，另一方面很反感她的添油加醋。他请她更改，但她总有她不改的理由。在这种情况下，爷爷就请库尔格伦来帮忙。库尔格伦判断比较客观。他曾建议爷爷要奥特丽删去有关“西安事变”的一段。他也支持奥特丽要爷爷尽量多写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实在争执不下时，奥特丽就会说，让出版商作最后决定。有一次，爷爷带着奥特丽去大使馆，请魏大使“评理”。
奥特丽想将这本书写成一部学术著作。她认为爷爷的书稿太肤浅。爷爷在给她的信中写道，我尽量避免使用学术语言，这大概就是你所担心的没有深度。这书讲述的是我的亲身经历和我所了解的日本。我是以一个记者的身份，而不是一个学者的身份来写这本书的。
奥特丽努力要将这本书写成一部畅销书。爷爷十分同意，但同时认为，时间绝对不能拖得太长。
但是，感恩节过去了，圣诞节过去了，新年过去了，春节也过去了。奥特丽还没将书改好。爷爷知道奥特丽改书并非易事，但他还是忍不住多次催促她，抱怨她，甚至求她快点改完。
1944年3月23日，爷爷接到奥特丽的一封快递，要爷爷务必到纽约来一趟。爷爷冒雨急忙去了纽约，先去见了胡适。爷爷在胡适先生家中惊悉，奥特丽提出要以合著者（co-author）的身份出书，并要分享版税。爷爷说，钱还可以考虑，但她决不能成为我的书的合著者。胡适先生说，斯塔尔先生已经否定了她对钱的要求。
24日，爷爷给奥特丽打电话，表明自己的态度。她又打电话给胡适先生，胡适先生重申，钱的事可以商量，合著者的事没有商量的余地。
25日，胡适先生打电话告诉爷爷，奥特丽又打过电话给他。他要爷爷小心。他认为这件事已经发展到很严重的地步了。
回到华盛顿后，爷爷先找到索尔兹伯里。索尔兹伯里觉得奥特丽太荒唐，并鼓励爷爷不要放弃，继续争取。爷爷找的第二个人就是库尔格伦，当他听说奥特丽的要求后，反应比爷爷还强烈。他认为奥特丽毫无资格做合著者。爷爷又去了大使馆，与徐公肃、崔存麟、傅安明等商量，大家一致认为不能妥协，并劝他想办法尽快将书稿拿回来。爷爷马上给胡适先生打电话，请他通过福瑞曼将书稿拿回。爷爷不放心又将电话上所谈之事写了信寄去，同时附上一封给斯塔尔的信。
胡适先生29日离开纽约去芝加哥，临行前给爷爷发了一封电报。电文为：“与福瑞曼谈得很好，火车上给你写信。”3月30日，胡适先生又发了一封电报：“与福瑞曼午餐后接到你的信（作者注：指29日），我现在芝加哥大学四方俱乐部，将于4月13日返回。我告诉福瑞曼，在斯塔尔回来前你不会与出版商接洽。福瑞曼也将告诉奥特丽不和出版商接触。福瑞曼和我一起回纽约。但是我希望你别要求Doubleday（作者注：双日出版商）立刻退回稿件。这样会引起争执，并可能伤害你将来同出版商的交易。不要担心手稿，我负责。我没有修改你草拟给斯塔尔的信，因为我认为没有必要给他写信。”爷爷复电：“感谢来电，完全同意。我之目的是在斯塔尔回来前完全摆脱奥特丽的控制并防止她做我的代理人。感谢福瑞曼的理解，但希望在Doubleday十天后答复时，他能秉公处理。”
4月7日，斯塔尔从古巴回来后，给爷爷来了一封信，提出：“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是你把她补充的材料退还给她，她退回你的原始稿件。”同时，婉转的谈到支付赔偿费问题。费用包括奥女士的六个月工资、秘书工资、打字费等共二千八百八十美元。斯塔尔对奥女士提出的合作者要求也并不认为不合理，强调他们以前也如此操作。斯塔尔说：“很抱歉，我们的努力以这种方式结束。”
奥特丽也把出版公司的信转寄给爷爷。出版公司的借口是“纸张短缺”，不能出版。
4月12日，爷爷给胡适先生写了一封信，商量如何处理这件事。现录如下。
适之先生：
计程你今天可以返抵纽约，我本想前来候驾，无奈兴趣索然。我自1940年1月3日离开上海后，没有和人家争过，而且立志不与人争，今忽因出书事发生意外的、不必要的纠纷，累及你们各位，心中非常的不愉快，因此，也就懒得动了，不过我自信在不愉快之中，尚能坚持我所说的“不伤感情”之诺言，这一点也许对得起你。
一、若史旦对拙作尚感兴趣，而欲负责出版，则我很愿意将出版事情请渠代办，极端相信，以期吾人做事，有始有终，唯最终稿须由我本人亲自决定，奥女士的工作从此告一段落，今后一切修订由我自己负责与出版家直接商谈，她不得干预，若史旦本人太忙，同时亦无其他可托之人，不愿负出版之责，则我亦不敢勉强，一切出版事务由我自己直接与出版家交涉，奥女士不得干涉，或设计取得agent（作者译：代理人）资格。
二、对奥女士的酬报问题，我自动在序文内表示谢意（英文略去，作者译：最后，我要表达对美国在华的首要报纸《上海大美晚报》的业主史旦先生的深刻谢意，感谢他鼓励我在美出版此书，并推荐奥特丽小姐协助编辑工作）。
为什么我要把史旦的大名也放进去呢？因为这完全是事实，我应该这样做，同时可以免得奥女士在外招摇的许多麻烦，我想史旦以报馆社长的立场来助我出版此书，于史旦个人积极的方面有什么好处，当然我不敢说，但在消极方面，我相信不会有什么不利的地方，若史旦对此点要求解释，请以我的真意告之。在物质方面，若史旦认为有另酬她的必要，只要史旦认为合理，我自然可以接受，但以一次完结为原则，否则拖泥带水，则不胜其麻烦，奥女士于接受钱时，需以书面证明受酬之理由，籍清手续，以免纠葛。
钱的数目，我本来可以不必较量，但从现在的情形论，似乎也不能太随便，否则我虽克己，她倒误解我钱多，那是不合算的，至若她真的像她所说分文不要，则我对她自应加以新认识，肃然起敬。
三、以上第二点所说的办法，就常理论，则本问题可以圆满解决，万一奥女士不讲理不肯让步，则我据现在考虑所得，只有三种办法，（一）删去奥女士所自称“她自己的材料”，这办法最说的通，但事实上她并无任何重要材料在我书上，渠之提此点，无非是一种托辞，所以要史旦向她说明自今后不得存意捣乱，硬说我的东西是她的。（二）我仍旧用我的原稿，自己花点钱，另请一人重写一下，这是奥女士在电话上和你说过的，我想也不失为一办法，不过奥女士需将我原稿以及我过去六个月中给她的两百多页新增材料即日寄还，同时不能盗用我的材料，或借辞攻击中国政府或我个人，以作渠自己个人之宣传。我呢？自然可以把她的稿子还史旦，这当然不但有负史旦及各位过去善意帮忙之盛意，而且也枉费我自己半年来静候此Bohemian（作者注：波西米亚人，意过流浪生活的）女作者之苦心，但天下之事，在无理可说时，只好自承倒霉。（三）暂不出版，或完全放弃出版此书之企图，此层于我，似也并无十分困难。
上述的（第三点）三种办法，皆是指史旦不肯控制奥女士以及我自己不肯伤感情的消极办法，不然若就美国商业习惯，据Salisbury（作者译：索尔兹伯里）对我说，奥女士根本无发言权，其他更谈不到，至若奥女士所说在书面上写In cooperation with Freda Utley（作者译：与芙丽妲·奥特丽合作），不论字形大小或物质报酬之有无，在我皆是绝对无考虑之余地的。
四、不论奥女士对我的态度如何，以及我这一册书的出来与否，我对史旦pure friendly（作者译：纯友情地）善意帮忙的动机，决不会有任何的误解，而且我总是感激他的。
在过去两星期中，我除于3月31日发一电报给Freeman（作者译：福瑞曼）外，任何方面都未去接洽，已经应过的Macmillan（作者译：麦克米兰出版公司）稿子，也未寄给他们，给Freeman的电文如左：（英文略去，作者译：胡博士已告诉他与你的谈话，我将按你建议，在史旦回来之前不与任何人接洽，但望你在收到Doubleday答复时能予以关注。Doubleday允诺十天后回复）。
我应否前来纽约，则专候你的信，匆匆不尽万一，顺颂著安。
宗武
4月12日
胡适先生继续与斯塔尔接触，想挽回残局。他于5月19日打电话告诉爷爷：昨日他与斯塔尔谈了一个多小时，斯塔尔仍坚持奥特丽应以合作者（In cooperation with Freda Utley）的名义出现在书中，如爷爷不同意，请将原手稿取回。胡适先生也只得选择将原稿取回。挂了电话后，爷爷便请库尔格伦到家中商议如何走下一步。爷爷认为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将手稿交给一个可靠的文化机构，不再过问；二是请人重新编辑。
5月20日，爷爷经过一夜的周密思考，决定继续出书！于是，库尔格伦、索尔兹伯里和其他朋友都开始替他物色编辑人选。5月23日，爷爷打电话给索尔兹伯里，想请他有空一同吃晚饭。他说这周太忙，并请爷爷到他办公室去一趟。爷爷奶奶一起去见了他。他告诉他们，他将要离开国务院了。爷爷为他深感遗憾。因为，他是爷爷在美国最亲密的朋友之一。
7月3日，斯塔尔来信暗示奥特丽愿意妥协。但爷爷已无兴趣。第二天，爷爷回信谢绝了他们。
索尔兹伯里农庄的最终英文稿
劳伦斯·索尔兹伯里曾任美国国务院远东部助理（Deputy Assistant Chief，Division of Far Eastern Affairs，1941—1944）、太平洋关系研究所美国委员会远东观察杂志主编（Far Eastern Survey of the American Council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1944—1948）。从1920年到1928年，索尔兹伯里作为美国国务院外国服务部的一位官员，曾在中国和日本服务多年，并于1933年至1938年在日本任翻译和国外服务局官员。这些经历使他对中国的命运非常关注。他与爷爷1936年在中国就相识了。1942年又在华盛顿重逢。此后，他们便成为彼此家中的常客。
1944年6月10日，索尔兹伯里打电话来，要求帮助爷爷重新编辑。爷爷非常愿意与他合作。索尔兹伯里先回到他的农庄，并邀请爷爷日后到农庄来一起工作。爷爷随后将手稿和纸张给他寄去。索尔兹伯里于7月13日，即爷爷未到之前，就已重编了第一章。
索尔兹伯里（简称Larry）的农庄坐落于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的黑岗（Higganum），距麦迪生（Madison）开车约三十分钟。从1944年7月18日至9月2日，爷爷每天除写作外，或晒晒日光浴，或到附近的小城镇游览。他去过的有新海文（New Haven）、新伦敦（New London）、克林顿（Clinton）、瓦朗福得（Wallengford）等。他与附近居民相处很好，经常被好客的邻居请去小坐。小镇居民不但好客，也很乐意帮忙，一位戈登（Gorden）夫人和她的侄女，曾为他们的译稿义务打字。索尔兹伯里非常认真修改文稿，两人常讨论至深夜。他认为，该书很有价值，没有可与之相比的类似著作。9月1日，全书编辑完毕，共二百五十四页。奶奶读后，在9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这次Larry差不多完全重新写过……写得很好，很容易读，富有兴趣及幽默。”奶奶是金陵女子大学英文系毕业生，平时爱好中外文学，很难得夸奖他人。
紧接着，他们开始联系出版公司，询问出版程序，寻找代理人，一些朋友也帮助打听此事。书稿送出后，回音却令人失望，他们接洽的六七家公司均以各种理由，拒绝出版爷爷的著作。这确实应验了胡适先生的预感：“可能伤害你将来同出版商的交易。”
以后的一年中，世界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1945年，德国先被盟军占领，日本随后投降。爷爷和索尔兹伯里都认为，此时错过了出书的最好时机，故不再努力寻求出版。索尔兹伯里在1946年2月5日给爷爷的信中，仍耿耿于怀地说：“我至今不明，为什么你的书不能出版，这使我感到很苦恼。”
六十年后重新整理中文原始稿
我想爷爷为其书不能出版也一定深感苦恼。这里，我再次引用爷爷为其书所写的序言中的一段话：“我的个性，遇事若主观的觉得可以去做，我必尽心力而为，即逢一切困难，也在所不顾。一旦我自己失去了自信，就放下来，不愿再去提它，甚至希望别人也不要再提。”但我还是将发现爷爷遗著之事，告诉了他生前在华盛顿的朋友们。他们都支持我尽快将这部尘封六十余年的回忆录付梓出版。我希望爷爷在天之灵，不会怪罪我们重提此事。
在我们整理爷爷的遗著和文献过程中，得知陶恒生先生从美国史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获得爷爷《深入虎穴》的英文复印稿，并花费了近一年时间译成中文，陆续在台湾《传记文学》上发表。我们非常欣赏陶先生对这段历史的执著研究、严谨翻译以及详细的注释。陶先生在得知我们保存有爷爷遗著的中英文原稿，并已与《书屋》杂志社谈妥出版事宜后，表示“尊重高府后人的意见”，并停止了出版爷爷遗著的计划。在此，对陶先生的理解，我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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