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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盛之阴：中国医学史中的性（960-1665）》属’海外研究中国丛书’之一，该丛书系统介绍海外的中国学，意义重大。海外中国学的学术水平，足以提醒国人如何’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繁盛之阴》在国际医学史界、人类学界、汉学界的医学人类学界享有盛名。作者费侠莉集二十年之功，翻阅大量中医典籍、医案、秘方和手册式文献，完成这部中医妇科学著作。全书共收入九章：黄帝的身体、宋代妇科的发展、宋代医学中的怀孕和分娩、反思明代的’妇科’、养阴、’养生’等。《繁盛之阴》既重技术的历史，也重社会与文化视角，作者更从性别角度出发，探讨了女性在中医学中所承当的文化角色。

——从费侠莉的《繁盛之阴》谈中医学的价值 文：王一方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6年12月

　　对待中医的学术态度，“民族主义”与“科学主义”的道路都是误区，必须走“第三条道路”，那就是“人文主义”的研究姿态与方法。来自美国南加州大学历史系的费侠莉（charlotte Furth）为我们做了一个十分漂亮的“示范动作”。这位对中国社会、文化抱着强烈兴趣的美国老太太早年曾在北京大学讲授美国史，继而聚焦于“中国女性道路”的研究，由女性革命史、社会史，到文化史，一路走来，风光无限，不经意驻足于中国医学史的范畴，挖了一口“深井”，撰写了《繁盛之阴——中国医学史中的性（960～1665）》。该书采取女性主义视角，而非纯粹技术史的方法，通过宋明两朝理学压抑下女性俗世生活的分析，以及杂病遮蔽下中医妇科的成长，透视了中国医学特有的女性躯体认知，生理、疾病理解与治疗学说，同时，也找到了深入解读中国医学学术性格的“钥匙”。在她的研究中，坚持从史料细节中捕捉话题，极力避免玄妙的哲学论证与二元范畴演绎（如传统与现代、科学与迷信、东方智慧与西方霸权等），她认为“不加批评地接受传统是危险的”，反对以辉格史观来研究传统中医，主张回到女性的医疗“生活”之中去寻找“微妙”，因此，在她的书中，“复活”了许多医学典籍与医案记录中的“细节”，因此，这是一部具有独特研究径路与角度，“洞小识大”的文化史力作。

　　不得不惊叹费侠莉非凡的洞察力与领悟力，她秉承李约瑟之后海外研究中国医学的“内在论”策略——从中国本土文化的概念框架及其叙述者的文化假设，来解释中国医学的特质。费侠莉首先发现了一个理解、解读中国医学奥妙的大前提——不同凡响的“躯体模型”与“认知模型”，她定义为“黄帝的身体”（中国人独特的主、客观融合的躯体理解），这个以中华医学的始祖轩辕黄帝命名的“身体”，显然不是“希波克拉底”（古希腊医学）的身体，不是“盖仑的身体”（古罗马医学），不是“达芬奇的身体”和“维萨里的身体”（文艺复兴时期解剖学精密化描述的医学），也不可能是“魏尔啸的身体”（细胞生理与病理分析的医学），更不可能是沃森、克拉克的身体（双螺旋与基因水准研究的医学）。不同文化境遇中的“身体”，解释的向度与理解的径路就迥然有异。隐藏在“黄帝的身体”里的“思维密码”，既有医疗思维，又有养生思维。既是现象的世界，也是体验的世界，还是臆度的世界，一部《黄帝内经》可谓博大迷离，它作为中医学的原典，展示了中国古代的先哲与先民对生命、疾病图景的独立、独到认识和驾御。不承认这一点，则无法对中医学的价值与意义做判断。

　　身体仅仅是生命认识的起点，恰恰在这个起点上，中西医学，也是古今医学存在着分歧。我们自身的躯体，已经虔诚地交给现代解剖学与生理学了，生物学的还原论者为我们开出了长长的“节目单”，由形态到代谢、功能，由大体观察到显微镜下，由光学显微镜到电子显微镜，由器官到组织，再到细胞、亚细胞、分子、基因。“洋葱皮”剥到了尽头，身体的认知也就完成了。而在费侠莉视野中，“黄帝的身体”提供了别样的路径，它是被观察的“身体”（譬如五脏、六腑、气血津液），也是被“思辨”的身体（譬如阴阳、五行、运气学说的比附），还是被“体悟”的身体（譬如“经络躯体”的体认）。经络学说后来成为针灸学治疗体系重要的学理基石，也是中医妇科认识“月经”、“妊娠”、“分娩”的钥匙，以及“带下”（妇科）疾病治疗的“秘诀”。中医妇科讲的“调经”原本有两重意义，一是病人需求的解读，即对女性个体月经周期的调节，另一个是医理的阐述，即对“奇经八脉”中“冲脉”、“任脉”、“督脉”及“肾脏”的功能调适。“女子以血为本”，“血室”的生理理解，“痰瘀”的病理与治疗思路都与这些至今“实体”不明的经脉有关。更令人费解的是中医妇科临床的“显著疗效”（有临床案例与统计资料支撑）大多缘于“调理肝肾”、“祛痰逐瘀”，而中医语境中的“肝”“肾”“痰”“瘀”都与现代医学的概念与理解相距甚远。

　　近百年来，中医学的境遇是从主流医学地位逐步被“边缘化”，费侠莉认为是全球化知识霸权的产物。如今，现代医学占据了中国医学教育科研、社会价值认同与传播、医疗服务市场的主导地位，传统中医与现代医学的情势就像费侠莉著作中宋明时代的妇科与内科杂病的关系。但中医学护佑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繁衍进步，一定是“真”的医学，“活”的技艺，至今仍然是临床上有用、有效、有根的治疗体系。作为有特色的临床技术与艺术，它从来没有宣称自己是“科学”，也无须宣称自己是“科学”（现代医学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即使是“思辨”的身体与知识体系（阴阳、五行、运气）也属于自然哲学（前科学哲学）的研讨范畴，没有被贴上“伪科学”标签封杀的道理。中医学本质上属于人文主义的医学，主体是一种“非”科学的知识与经验体系，但是，不排除其中包含相当多“前”科学与“潜”科学，甚至“后”科学（如经络传感现象与学说，至今是待解之谜）的知识与经验模块，它必将成为当代中国医学（包括中国本土的现代医学）创新的重要知识、经验储备和宝贵的理论假说库，也是中国有望对于世界医学做出杰出贡献的重要阶梯。

文：张  璐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6年11月

《繁盛之阴》取材于大量的医书、纪闻、方志、文学作品，甚至家传的小册子，展现了一幅中国古代宋至明末时期中医妇科学发展的历史长卷。作者费侠莉是一位著名的美国汉学家，她的研究兴趣一直在性别与文化领域。写作这本书，缘起于１９８０年代在北京图书馆查阅资料时，无意中看到的一本指导受孕与分娩的小册子，正是这本小册子，将她引入了中国妇科学。然而作为一名女性主义学者，费侠莉更倾向于以女性主义视角看待中国古代妇科理论与实践中的诸种问题，这些思考集中体现在对女性身体的探讨之上。

本书由三条线索贯穿，也即作者在三个学术领域的长期探索：中国医学史、女性主义对中国性别问题的解释以及身体的文化史。作者从对“黄帝之身”的建构入手，首先介绍了阴阳互补的身体理论，其次详细梳理了由宋朝至明近７００年间中医妇科发展的理论脉络，再次以大量医案为基础，分析女性作为病人和治疗者在具体医疗实践中作用和地位。

作者在开篇介绍了中医的基本理论，将气、阴阳、水火、五行建构的身体取名为“黄帝之身”。与西方生物学完全不同，中医理论与中国古典哲学一脉相通，“天人合一”的思想被中医学家们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中医看来，人的身体就是一个小宇宙，与自然的大宇宙相通。例如：怀孕时上天所馈赠的一点气进入人体作为“元气”，维持着人的生命。人的五脏分别与五行相对应，同时象征五颗天星。黄帝之身犹如一幅太极图，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互补。这些玄妙的天才的想象的确与基于解剖结构的生物学相异甚远。中国的性别差异正是建立在玄妙而充满哲思的阴阳之上。总的来说，阴阳并非实指，而是一种辩证关系。中医认为女子“以血为主”，在血气关系中，血被认为是气的阴的方面，因而女为阴，男为阳。本书以“阴”作题目，意指探讨的是女性问题。

接下来，作者精心梳理了宋至明末中国妇科史发展的理论脉络，也溯及到东汉张机与唐代孙思邈、巢元方等人的妇科思想。宋代强调女性以血为统帅，妇女许多疾病都是由血功能失调所致，从理论上阐述了月经调节对女子健康状况和生育功能的重要性；认为“寒邪”与“风邪”等外因能够激起血气不稳；对妇女使用不同于男性处方的“别方”。引人注意的是，现存的宋朝产科著作将怀孕和分娩高度哲学化，将其隐喻为宇宙创生的过程。而现实中，分娩又被看成是一件危险的会带来污秽的事情，需要隔离与诸多禁忌，与之相应产生一套复杂的分娩仪式，包括分娩历法与方位。这种悖论显示出女性的悲哀。

在费侠莉的论述中，明代妇科临床水平有所下降，原因在于“男女授受不亲”的思想使得男医生与女病人之间的社会屏障日益加深，影响了医生的正确诊断。因而医学理论转向男女同治，妇女“别方”的范围缩小。疾病根源由“气”“风”外因转向情志内因，“心火”“肝火”被更多地用来解释病因。这与新儒家伦理提倡颐养寡欲，加强妇女贞节观的理念相应。至于分娩，医生不再重视仪式转而强调产后气血双虚，表现出摆脱宇宙论的趋势。

在该书的最后部分，作者列举了大量的医案，以程茂先和谈允贤的医案为代表，分别描述了男医生与女病人的冲突和女医的社会地位与分类，以及掌握话语权力的男医与稳婆之间的紧张关系。不同于生物医学依赖于标准的物理测量，中医中病人的自诉是重要的。而问诊时性别障碍产生的冲突，限制了医生获取信息。这种情况下，女病人更倾向于求助女医。在男性权威话语之下，“稳婆”“产婆”成为处理分娩或提供江湖医术的女性的称谓。费侠莉则倾向于将这些拥有或高或低治疗技能的人统称为“女医”。通过大量的医案说明这些女医的存在价值与存在的合理性，但也指出这些被俗称“婆”的女医与谈允贤那样的儒医之间的地位差别。

费侠莉的创新之处可分别从她论述的三条路径体现出来。从医学史的路径看，不同于传统医史注重精英著述，费侠莉格外注重医案的研究，一是如她自己所说，作为一位讲英语的美国人，正是大量的医案阅读帮助她“从生物学系统中解脱出来，而真正进入中医宇宙观的系统”。二是基于对社会性别的考察，医案可以帮助她在具体的医疗实践当中还原历史情境，倾听女性作为病人和治疗者的声音。在对妇科史进行梳理的过程中，费侠莉反对以西方生物学为标准衡量之，突破了将中医二元化为传统与现代、科学与愚昧、进步与落后的东方主义话语模式，而是给予其充分的历史肯定。例如在对待宋朝分娩时的种种禁忌措施与历法方位的描述上，一般医学史将其评价为巫医不分，而费侠莉只是中性地将其称为带有宗教色彩的“分娩仪式”，而不将其作为巫术进行贬斥性的批判。

从性别史的路径看，费侠莉分析了医学中的性别观念。基于男女皆为阴阳互补的“黄帝之身”，女性的不同在于“以血为主”，怀孕与分娩造成了女性身体的虚弱和不洁，因女性的柔弱而强化了男权。而对女性生育的唯一回报便是“母亲”的家庭角色。这与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等级造成的性别差异是相对应的。另外，作为一名女性主义学者，费侠莉力图恢复妇女在历史上的主体性与能动性。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众多有着不同经历的鲜活的女性个体。例如对广大稳婆的生动的描述，弥补了女性史和医学史中对此领域的缺口。虽然她们并未像谈允贤那样的才女留下自己的医案，然而从男性话语对她们形象的攻击中，我们足以感觉到稳婆对男医构成的紧张关系，由此判断稳婆有其不可替代的社会价值与社会功用。

从身体史的路径看，费侠莉强调从中国医学史自身透视对身体的文化建构。费侠莉批评高罗佩以佛洛伊德性心理学的问题研究中国古代的身体是一种误读，因为那些问题不是中医理论体系所关心的对象。而儒家的医学理论主要关心的是家庭和社会关系的和谐，将身体看作表彰孝行的场所。道家理论则将身体置于养生术的框架之下，也就是将身体作为上流男性自身修炼的场所。

这三条路径相互交汇，相互融合。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费侠莉的研究除女性主义之外同时具有后殖民主义倾向，即关注在统治结构中被边缘化的“他者”的研究，否定男权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共同基础——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

尽管如此，本书仍旧具有可商榷之处。例如费侠莉贯穿全书的“ａｎｄｒｏｇｙｎｙ”一词，本身是生物学用语，指身体中同时具有男女的器官，在解剖学语境中，它着眼于长在身上的男女生殖器。康正果先生已经指出了这点，然而康正果先生也这样写道：与西方医学那种“单性”的身体形成明显的对比，费侠莉称“黄帝之身”为双性身体。这里似乎混淆了中西思维。因为从西方医学发展脉络来看，按照拉奎尔的观点，文艺复兴之前是单性（ｏｎｅ－ｓｅｘ）的身体观，那时的理论为男性的身体是理想标准的结构，女体或是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结构不完美（ｌｏｓｔ），或者如盖仑认为的男体的变体�煟铮簦瑁澹颉。晃囊崭葱酥�后，基于解剖学的发展，发现了男女身体结构的根本不同，因此可称为双性的身体观。然而在中医理论中，男女皆为阴阳互补的身体，这既不同于同时具有男女器官的“ａｎｄｒｏｇｙｎｙ”�熞膊荒芗虻サ爻浦�为双性身体。可见尽管费侠莉力图摆脱生物学的语境来探讨“黄帝之身”，但是因为用英文写作，所以仍免不了因为语言而使人发生误读的问题。

其次，作者力图反映女病人和女医的真实面貌，可是书中对女病人、女医和广大稳婆的描述，大部分仍然是从男性口中叙述出来的，并不能反映她们自己的声音。这当然是受材料所限，却也成为一种遗憾，实际上，这不仅是费侠莉的，更是历史的遗憾。

总而言之，费侠莉的研究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她将人类学对身体的关注，及社会学对性别的思考与医学史对妇科的论述融为一体，给我们研究历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视角与问题。或许，本书最大的价值并不在于它的结论，而在于那些别开生面的问题的提出，它们必将会促进人们进一步的思索并提出更多的问题。

文：□江晓原　■刘兵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7年1月

    □刘兵兄，还记得几年前，有一次在北京，你和章梅芳花了快两小时时间，竭力试图说服我认识到“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的意义和必要，遗憾的是结果因为我“顽固不化”，你们没有成功。近年常见你在文章中提到美国女学者费侠莉(charlotte  Furth)的工作，这本《繁盛之阴》一出来，马上使我想起上述往事。恰好此书又横跨我的两个研究领域——科学史和性学，更因为最近甚嚣尘上的“中医是伪科学”、“废止中医”之类的争论，这都使我很想和你来讨论此书。

    此书作者多年来致力于研究中国妇女解放、中国女性与身体等问题，此书想必也可归入“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的范畴。在本书第一章就提出的“黄帝的身体”概念，又使人联想到关于身体的研究，正是当下在国际上相当热门的领域。事实上，现今国际上时髦的学术路数，诸如性别、身体、文本、建构、解构、后现代……大量出现在这本书中，这是否表现了美国学者与中国学者的差别？

    ■是的，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那次讨论。只是不知现在你的“顽固”是否已经“化”了一些否？

    不过，在直接回答你前面的提问之前，先容我说几句不算题外的话。早在十多年前，我写第一篇有关国外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的述评文章时，在快结尾时，曾有这样一段话：“1988年，女性主义科学史家希宾格尔谈到：我们还没有关于中国古典科学的社会性别的研究，也没有关于印度次大陆的妇女，及关于非洲或中美和南美洲的科学中妇女(或社会性别)的研究。当然，如果女性主义科学史确有生命力的话，这些研究的出现也只是时间问题而已。”这虽然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预言，但还是给说中了。

    如今，《繁盛之阴》的中译本能在国内出版，是很有意义的事。这能够让更多中国读者了解西方学者对中国科学史的女性主义研究。我当然无保留地认同此书属于“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的范畴，但需要说明的是，它与你说的“性学”，至少是与那种传统的、狭义上的性学，还是有些区别的。这或许也和书名中的一处误译有关。此书的副标题应该译成“中国医学史上的性别”，而不是“中国医学史上的性”。因为gender这一现在已经成为女性主义特有概念的词，译成“性”会给读者带来一系列严重的误解。

    □关于此书副标题的译法，我倒觉得并无不妥。此书中确实毫不躲闪地处理了某些“传统的、狭义上的”性学课题。如，在第六章“养生：明代生殖和长寿的身体观”，作者相当内行地讨论了“内丹”——这正是中国传统性学中的典型题目之一。费侠莉正确指出了内丹修炼者的宗旨“并不仅限于延年益寿，而是在于返老还童以至长生不老”——当然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一个外国人对于“内丹”这样连许多中国人也搞不清楚的话题，居然讨论得相当详细深入，谈得头头是道，还基本没有外行话，那是很不容易的。我看至本书的第六章，开始对这位费侠莉有点佩服起来了。

    ■恰恰是标题现在的译法，会使人将注意力更多放在“性学”上，而不是性别上。

    说到中外学者的差异问题，或者说，在涉及到性别研究，或涉及到与性别有关的研究，或涉及到可能与性别有关的研究时，显然差异是巨大的。去年，曾有一篇我与我的学生章梅芳合作的文章发表在《中国科技史杂志》上，题为“女性主义医学史研究的意义——对两个相关科学史研究案例的比较研究”，说的就是中外两个在主题上很相似的医学史研究(其中一个恰恰就是费侠莉的研究)之间因有无性别视角而导致的明显差别。虽然像你所说的那样，“身体、文本、建构、解构、后现代……，大量出现在这本书中”，但此作者最突出的特点，还是性别的视角和理论，这本来也是在题目中所要点明了的。

    □我至今认为“性别”的视角可能不是必要的——“性别”的视角能够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在传统的视角中都可以得到。我想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别对“性别”太在意了？当然，从宽容和多元的立场出发，我即使自己不使用“性别”的视角，也不会反对别人使用。

    即使我仍然“顽固不化”地用传统眼光来看这本《繁盛之阴》，吾兄也不必为费侠莉女士抱屈——因为我即使这样看这本书仍然感觉非常有价值。

    如在本书中，作者看来是自觉地、而且相当成功地避免许多西方学者常有的西方中心主义视角。所以在谈论中国古代医学时，能在很大程度上“以中医之是非为是非”，而不是将西方现代科学的某些现成理念简单地往中医身上一套了事。这种简单一套的结果，通常只有两种可能：或者宣称中医就是科学，或者宣称中医是“伪科学”。

    这当然会使我们联想到最近甚嚣尘上的所谓“废止中医”、“中医是伪科学”之类的争论。其实，与其为中医是科学还是伪科学争执不休(这种争执又经常要滑向意气用事)，何如采纳费侠莉的做法，将中医当作中医去理解呢？反正有这样一门学问，它能治病，有疗效，并得到民众普遍的信任，那它就值得研究，它是不是科学则并不重要。

    ■你的这个说法我无法同意，尽管我也可以不反对你以你的视角来解读此书，这亦有你的价值。但实际上，在许多女性主义著作(当然也包括女性主义科学史著作)中，如果没有了性别视角，一是不再成其为女性主义的研究，二是也绝不可能得出其中许多有新意的结论——这些结论在传统视角中是绝不可能得出的。实际上，这里涉及到的是理论与观察的基本问题。正像物理学家海森堡曾讲过的，是理论决定了人们能够观察到什么。没有性别视角，就不可能看到在性别视角中看到的许多东西。正如没有人类学的视角，也无法得出人类学影响下的科学史研究的许多东西一样(费氏的此书亦有人类学视角的存在问题，只是没有性别视角那么突出而已)。

    说到这里，我倒是似乎明白了你在回答中没有说出的东西：我们在性别视角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其实还是表面的，如上所述，我们之间有更本质的分歧——很可能是在科学编史学层次上的。

    仅仅一本书能引起如此之多的讨论和问题，且不说还有那些我们一致同意的、有新意的结论，这本书的价值应该是颇为重大的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