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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花落孟加拉国经济学家穆罕默德·尤努斯及其亲手所创办的格莱珉银行(孟加拉语意为乡村银行)。尤努斯创办格莱珉银行数十年，一直致力于为贫困阶层的人群服务，成功为全世界树立了通过小额信贷来实现减贫、扶贫目标，同时还能实现商业上盈利的典范，这个由尤努斯创立的模式便被称为经典格莱珉模式。

然而，经典格莱珉模式并非没有问题，当1998年孟加拉遭遇特大洪水灾害时，格莱珉银行也触发危机。由此，尤努斯决心改造格莱珉模式，使其更灵活、更贴近穷人的需求。历经四年的改造，他们成功地建立了被称为第二代格莱珉银行的新业务模式。

本书就是描述这个大型金融机构在危机中力挽狂澜、浴火重生的精彩历程，它独特的员工激励计划、业务管理模式和风险控制机制。

文：苏小和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8月

　　关于穷人的两个故事
　　
　　关于穷人，有两个故事令我辗转不眠。

　　第一个故事来自《穷人的诚信——第二代格莱珉银行的故事》：一个名叫希曼的女人，做过多年的女仆，常年洗碗使她的手受损严重，由于双手感染，她不能再做女仆工作，只能以乞讨求生。她已经五十岁了，尽管生活艰难，她仍然保有自尊。这个女人的生活遭际悲苦。她二十岁出嫁，由于丈夫的虐待，婚后不到一年，便回到了父母的身边，一年后，她嫁给别人做小妾。在这次婚姻中，她受尽了原配夫人的虐待，尤其是生下儿子而得到丈夫更多的关怀之后，她受到加倍的摧残。五年后，她又生下了一个女儿，然而她的丈夫死了，原配夫人将她扫地出门。可怜的希曼只好再次回到娘家。这个时候，她的儿子结婚了，希曼指望儿子能给她带来幸福，可是半年之后，儿子就撇下她与岳母一起生活，希曼只好与女儿女婿住在一起。这个时候，她只能靠女婿来供养，而女婿不过是一个没有土地的、收入低下的劳工。

　　另外一个故事来自我的老家，湖南北部一个偏远的小村庄。一位年过六十的老妇人，她有四个儿子，可是儿子们都不愿意奉养母亲，理由很简单，儿子们自己生活已经非常艰难，成群的儿女需要抚养，因此只能将老母亲弃之不顾。老人甚至没有自己的床，每天晚上只能将自己的一套破被子放在临时搭起的门板上。一日三餐也是个问题，每次儿子、儿媳和孙子们吃饭的时候，她只能远远地观看，只有在他们吃完了以后，儿媳才很不耐烦地将剩菜剩饭端过来。我一直不知道这位老母亲的名字，只知道她姓覃，多年来所有人都叫她覃小姐，即使六十岁之后，仍然如此，因为她出身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一家殷实的小商贩家庭，从小下人即以小姐尊称。印象中，她上过学，一手不错的刺绣手艺，可是这些却没有换来她晚年的粮食和床。她整日坐在儿子的屋门口喃喃自语，除了已经睡着，从来不停止口中的絮叨，偶尔还会对着路过的行人发出一声大吼，大家以为她疯了。

　　如何解读这两个故事，是个问题。多数人倾向于道德批判，把矛头指向这两个女人的儿子，认为他们不孝顺；当然也有人谴责这个国家的养老制度，认为正是社会保障体系的不作为，才导致了老年妇女悲凉的晚景。但是格莱珉银行的管理体系不这么看问题，至少这家银行不参与到简单的、情绪化的道德批判之中，也不参与对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批判之中。它选择了具体的金融行为来拯救穷人。尤努斯说得好：“如果你能够相信穷人，尊重他们为过上体面生活而付出的奋斗和承担的责任，一定会收获良多。”相信穷人，对穷人的关怀和尊重成为尤努斯工作的第一出发点，继之，则是一家银行机构通过自己的金融产品向穷人们提供支持。现在看来，这样做的效果非常好：在孟加拉，希曼这样的穷困妇女本来极有可能不被小额贷款机构接纳，但是格莱珉银行相信希曼的诚信品质，也相信她的能力。随着银行技术的创新，西曼现在成为了格莱珉银行的会员，她在自己的村子里自营了一家小百货店，经营资金来源于格莱珉银行提供的无息贷款。她的客户则是她曾经上门乞讨的家庭。

　　相比之下，覃小姐的遭遇就太悲惨了。一直到死去，她几乎没有得到过任何人和机构的援助。好心的邻居曾经将一间废弃的旧屋腾出来给覃小姐住，结果被她的儿媳妇们责怪，认为邻居多管闲事，存心和他们过不去。我春节的时候回老家，看见她在屋檐下绣花，还把她的作品买了下来，给了她50元现金。事实上，那是一件相当粗糙的作品，覃小姐没有基本的材料，只是在一些旧的衣服上折下一些黑色或者是灰色的线头，彩色的棉线肯定是没有了，所以她只是在一块破旧的布上绣上了几朵没有颜色的花儿。她快死之前的几天里，突然不絮叨了，整个人像一根安静的木头，她的儿媳妇们非常不习惯，对着她嘲笑：这老东西是不是快死了，怎么不说话了？等到第二天中午过了，孙子给奶奶送饭吃，才发现老人早就在破旧的被套里断了气。
　　
　　与穷人有关的指标
　　
　　《穷人的诚信》的中文翻译者朱民先生有一句不错的感叹：“当我们在无数个激动的不眠之夜后终于得以为最后一行文字画上句号时，我们都经受了一次人文道德和银行服务及管理理念的洗礼。”我注意到，朱先生把人文道德这样的抽象概念放在了专业概念之前。这正是格莱珉银行的伟大之处：它首先是一家典型的扶贫银行，其次才是一家必须要努力赢利的银行；它首先是一家关怀人的价值的银行，其次才是一家有着卓越金融技术的银行。尊重穷人的价值，成为格莱珉银行的最好目标，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像希曼这样孤苦无助的孟加拉老年妇女，才可能进入到格莱珉的银行体系之下；否则，任何的金融技术分析，都不可能将希曼拉入一个现代化的银行体系中。而所谓尊重穷人的价值这样的表述，显然必须包括尊重穷人的诚信品质，给予穷人必要的发展机会和发展成本，最终通过金融手段来捍卫穷人的自由经营权利和自由生存权利。

　　需要重点指出的是，格莱珉银行对穷人生命价值的尊重，绝对不是某种道德高地上的姿态，不是基于一个地理区域的形象性救助，而是落实到了每一个具体的穷人。在这一点上，格莱珉银行进行了非常到位的细分。比如，格莱珉银行关心的是那些寡居、离异和被遗弃的妇女，乞丐、保姆、信差、清洁工，独居或住在娘家但生活条件凄苦的妇女，居住在房顶渗漏并且不足以遮雨挡风的房屋里的人，通过在别人家提供体力劳动谋生的人，没有能力满足基本开支、没有能力供养子女读书或者将子女送到别人家工作的家庭，人口多但只有极少收入获得者的家庭，有成员可以工作但是由于缺乏资本不能赚钱的家庭，没有男性可以工作的家庭，投入生产型的获取收入工作但是没有资本、通过向他人借贷小额资金维持生意的妇女，必须购买全年粮食的家庭，必须通过借钱种植庄稼并且收割以后必须还钱的农民，男子为打短工、搬运工、人力车夫的家庭，女子通过小手艺、缝纫、刺绣养活家人，但是收入过低的家庭。

　　在如何界定一个穷人已经摆脱贫困的问题上，格莱珉银行也制定了非常翔实的细节性指标。格莱珉银行建立了一个清晰的贫困审计制度来跟踪借款人经济状况的变化，并用指标来评估他们是否摆脱了贫困。

　　书中罗列了这样的业务指标，似乎有点枯燥，但仔细一想，这正是格莱珉银行的伟大之处：他们深入到了每个穷人的生活细节，深入到了每个穷人家庭的点点滴滴，他们的银行业务终点不是一个区域，不是一级政府，也不是一个企业，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穷人。正是通过对每个人的生活细节的关怀，格莱珉银行才调动了穷人的生活力量和创造力量，同时也极大地提升了穷人的诚信品质。

　　也就是说，在格莱珉银行金融服务的角度看，穷人的诚信问题，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模糊的道德问题，而是一个可以操作的细节问题、技术问题。
　　
　　需要引申的话题
　　
　　有必要提到正在广袤的中国农村风起云涌的新农村建设。

　　相信有很多出生在农村、此时在城市里生活得比较舒适的人们，在近一年之内都不同程度地接到过来自家乡的求助电话，大致内容是：国家开展新农村建设，每个村庄都能享受到政府的资金支持，基本原则是，在村子拥有一定资金储备的前提下，政府会就具体的项目进行一定资金的配套支持。但是现在，政府的配套资金就摆在那里，可是村子里却没有自有资金，这让村支部书记和村长们都急白了头。

　　我的村长当然也是三番五次地给我电话，希望我能给家乡寻找到一笔资金。在电话里，村长焦虑地说道，乡政府管理的公路都修好了，全是水泥路面，路的两边还修了花池；邻村的村级道路也都修好了，钱多的打了水泥路面，钱少的，也铺上了沙子，只有我们这个村还是泥巴道路，汽车还是开不进去，乡亲们出门，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意见很大。

　　我哑然，一些疑问随之而来。美好的新农村建设，难道仅仅是给农民修几条马路么？有没有更能改善农民具体生活的手段？能不能像格莱珉银行那样，设计出具体的技术指标，找到需要帮助的一个个具体的人，用具体的市场手段，比如小额贷款的金融手段来改变农民的生活，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是用行政的手段、施舍的手段？

　　或者，我们有必要再思考，当政府用财政拨款的方式来周济农民，有没有想到过，我们是否低估了农民的创造能力，低估了农民的道德水准？或者，我们更进一步推想，在广袤的乡村修建一条条平坦的公路，农民固然能够体会到方便，但更多的是不是为了展示政府的政绩和慈悲？

　　格莱珉银行前主席雷曼·苏班教授曾经说过：“不管格莱珉的命运如何，为穷人设计共同基金的概念创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制度化机制，使穷人可以走出乡村经济，融入到更有活力的公司部门，使穷人可以拥有相当比例的公司财富。在国民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将最穷的农村家庭转变成利益相关者，这不仅使穷人的结余扩充了储蓄基础，而且增大了整个社会的投资能力”。

　　这段话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制度设计，通过尊重穷人的权力来谋求穷人的幸福指数，强调的是要把穷人纳入到市场经济的体系中去，让穷人成为利益博弈的一个方面，并最终让农民成为市场的投资者，而不是被施舍、被同情的弱势群体。

　　这是一个可以展望、可以努力建设的利益链，而在格莱珉银行看来，金融手段可能比行政手段、慈善手段要有效率得多！沿着这样的思路，尤努斯和他的格莱珉银行坚定地认为，无论穷人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如何艰苦，他们都愿意偿还贷款，他们还会存下很多钱。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已经处在一个良性运转的市场利益链里，一旦放弃诚信，自己就会被这个利益链放弃，而这样的代价是一个具体的穷人所接受不了的。所以，穷人不需要我们的同情，他们只需要一只援助之手，以金融服务的方式给予援助是最重要的一种方式。

　　如此看来，我们与其站在道德的高地同情农民、施舍农民，不如相信农民，相信他们的创造能力，相信他们的诚信品质，而这样的信任，也是农民最重要的幸福指标之一。　

尤努斯教授献给这个世界的最伟大的礼物

文：葛传红 出处：上海证券报 2007年8月

　　自古以来，贫困、疾病和战乱就是人类的公敌，成为压在人们头上的“三座大山”，但相较于战争和疾病，对于人类而言，贫穷则是更加难以融化的冰山。根据世界银行2006年的报告，全世界目前至少有12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线以下。这个事实告诉人们，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远不是一个和谐的世界。面对穷人的声声哀号，我们更不能轻言这是一个乐观的时代。

　　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穷人都多于富人。那么，究竟哪些国家应该被定义为穷国呢？印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泰戈尔早在上世纪初叶便说过，“答案在于穷人没有机会获取收入致富的国家就是穷国”。然而，问题在于，穷人在没有任何财产的情况下如何能够致富呢？有一种假设是，穷人能够获得某种援助，这便是全世界所有国家扶贫的真正核心问题，但悲怆的现实却是，发展中国家的扶贫基金往往捉襟见肘。另一方面，与之形成残酷对照的则是现代金融机构（主要是银行）却为大量无法有效增值的货币而发愁，是什么阻挡了它们向穷人贷款呢？关键还是穷人的诚信始终无法有效地落实。

　　在现代金融体系中，贷款需要抵押担保已经成为一种顽固的习惯。银行家用繁密的法律条款来限制客户，以确保自身不受损失。在未获得任何抵押的情况下向穷人发放贷款，一向被传统的银行家认定为一件行不通的事。因为，在这些人看来，穷人的信用是无法靠道德来保障的，甚至他们根本就认为穷人无所谓有没有道德。这也正应了孟子 “有恒产者有恒心” 的名言。因此，向这些穷人贷款注定将得不偿失。这样，急需启动资金的穷人路过银行只好“过屠门而大嚼”，发出“朱门酒肉臭”的无奈感慨了。

　　不过，孔子也曾说过“民无信不立”的话，这正说明诚信对于个人与社会的极端重要性。诚信似乎成为穷人难以克服的千古难题。但对于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孟加拉国经济学家尤努斯来说，他大有“虽千万人逆之，吾往矣”的气慨，石破天惊地宣称“穷人也一样有诚信”。如今，他创办的格莱珉银行（意为乡村银行）已逾三十年，一直致力于为贫困人群服务。《穷人的诚信》这本书里便详细讲述了格莱珉从萌芽到成长，以及在危机中力挽狂澜、浴火重生的精彩历程，读来感人至深。两位作者都是尤努斯的学生，第二位作者还是目前格莱珉的副总经理。虽然，银行已经经历转型，但无论第一代还是第二代格莱珉银行，其精髓和信念却是一贯的，即如同书名所说———“穷人总是会知恩图报的”（The poor always pay back），因此要相信穷人的诚信。

　　然而，尤努斯的事业却不是一帆风顺的， 1998年孟加拉国发生史无前例的大洪水时，格莱珉银行的坏账迅速增加，甚至与很多借款人完全失去联系。银行遇到创建以来空前的困境。在尤努斯的支持下，他的得意门生、当年的分行行长和如今的副总经理———也是《穷人的诚信》的作者———迪帕尔·巴鲁阿则开始了大胆的试验。他们坚决不对借款人提起诉讼，而是尽一切可能帮助他们克服现实困难，重新安排借款合同。相信穷人的尤努斯和格莱珉银行没有失望，在漫长的重建过程中，与银行失散多年、甚至已经搬离原来村庄的人们回来了，重新和银行续约，归还拖欠的债务。时至今日，格莱珉银行每月还会收到很多早已被注销的债务的还款，有些甚至来自遥远的海外。作者由此断言，穷人珍视自己的诚信，这已经成为被充分证明的结论。

　　对于尤努斯的所作所为，外界长期以来有个很大的误会，以为他是一位慈善家，对人性充满了乐观。可是，这却是一种严重的误读。事实是，这位一生以帮助穷人为己任的人，却从没有对乞丐施舍过一分一毫。相反，他对人性的理解却是悲观的。

　　早在第一代格莱珉银行时期，尤努斯为尽可能保证贷款安全，便建立了一种近似于“还款保甲的制度”。具体是组织5个以上的同一社区内社会经济地位相近的贷款者在自愿的基础上成为贷款小组，相互帮助选择项目，相互监督项目实施，相互承担还贷责任，在此基础上建立中心，作为贷款交易和技术培训的场所。不仅如此，在1984年他们还推出了“十六条村约”。其大意是通过这些社会规章，要借款人保证限制家庭规模、教育孩子、不接受或给予嫁妆等等。这显然是对穷人的某种社会伦理教育，同时也是一种强迫的“移风易俗”的价值观改造。

　　如果“十六条村约”还是思想保障的话，那么分批付款制度便是制度保证。格莱珉银行规定贷款者必须分期还款，通常在每周都有大批催款人深入农村基层，挨门逐户收取。对于在项目成功基础上按时还款的贷款者，还可以获得连续放款。而对于不能按时还款者，格莱珉银行的员工会去调查，找出原因，对于不能提供正当理由者将不再发给下一步的款项。正如本书的两位作者所说，穷人之所以能按时还款，最明显的答案是利己。因为，对穷人来说，格莱珉银行是最经济和稳定可靠的信贷资金来源，谁也不愿甘冒失去这种选择的风险。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尤努斯可以大声说”穷人一贯是守信的，这并不是出于恐惧，而是因为他们充满智慧”。

　　所以，我们必须得承认，尤努斯所从事的并不是慈善事业，而是扶贫事业。事实上，格莱珉银行这些年来的业务一直是盈利的。如此说来，尤努斯教授的成功，与其说是“冒着风险”给穷人送来了启动资金，还不如说是帮他们终结了社会商业制度的歧视，为他们打破了“诚信僵局”，结果便是为他们打开了金融机构的大门。换句话说，尤努斯只是将被大商业排斥在外的“贱民”们收集起来，将他们重新拉回“经济人”的角色，并唤醒他们心中沉睡已久的“诚信意识”。

　　这一重大发现，不仅弥补了经济学与伦理学领域的长期空白，同时也是尤努斯教授献给这个世界的最伟大的礼物！

文：李华芳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7年9月

“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从经济学上来讲，就是不管有多穷，追求“体面生活”和“永久和平”的梦想永远不会泯灭。但极端贫困可能使得这种追求变得非常困难而接近于不可行。２００６年，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经济学家尤努斯和他的格莱珉银行，授奖公告是基于如下信念：永久和平只有在大量人口找到摆脱贫困的方法后才有可能。也就是说，贫困是战乱的原因之一。解决贫困问题，能够促进和平。

那么贫困为什么会和战争、混乱如影随形呢？主要是贫困会带来不确定性。斯蒂芬·列维特在《魔鬼经济学》（Ｆｒｅａｋｏｎｏｍｉｃｓ）中解释了不确定性会引发犯罪，穷困使得家庭尤其是单亲家庭养不起孩子，只能听之任之，如此就造成了孩子的成长环境非常糟糕，使得他们成为罪犯的几率大大上升。为什么这种几率会上升呢？是因为在资源极端稀缺的情况下，众多的穷人要争那么一点可怜的资源，难免会采用一些短视和极端的手段，以便自己生存下去。按照中国的经验，穷人会倾向于多生孩子来进行竞争，但多生的孩子同时需要消耗资源，这就导致家庭生活水平在很长时期内得不到改善，并且有可能陷入贫者愈贫的“低水平陷阱”中。当穷人众多资源稀缺的时候，竞争就会更加激烈，战争和混乱的概率也就大大增加了。

因此要达致康德所谓的“永久和平”的崇高理想，在每一个人未能成为“世界公民”之前，改变绝对贫困人群的状况，将是一个重要的步骤。那么就面临如何“脱贫”的问题。政府的手段一般是直接拨一部分资金或物资给赤贫人口，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问题在于这是一个有效率的办法吗？詹姆斯·斯科特是个关心民间疾苦的人，他有两本著名的书体现了对底层农民的关注，一本是《弱者的武器：农民的日常抵抗》，另外一本是《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也正是出于对底层的了解，斯科特发现德国的科学林业、坦桑尼亚的强制村庄化、俄罗斯的集体农庄等诸多试图改善底层状况的国家项目，无一例外都失败了。他在《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一书里总结了国家项目失败的原因：是由于国家在发展规划中忽视了发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忽视了地方的传统，将复杂的发展项目简单化，从而导致这些项目的失败。

这也符合人们一贯的预期，对于地方性知识，总是地方上的人知道的比国家的行政官员更多。从计划经济实行的历史不难发现，官员指导农民种粮要么极端低效，要么农民就谎报“亩产万斤”。通过行政这只“看得见的手”来扶贫也容易滋生腐败，造成资金的误用等等，且不论好坏，单从效率来说是非常低下的。

那么一个自然而然的想法是，可否通过市场手段来扶贫呢？尤努斯以经济学家的身份身体力行，开创格莱珉银行，通过市场模式来扶贫，事实证明是可行的。在他的自传《穷人的银行家》中，他提出了格莱珉银行第一代的工作准则，贷款给穷人，尤其是贫穷的妇女，相信她们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能发现赢利的机会。但第一代格莱珉银行中最重要的是分成贷款小组，５人一组相互之间有监督，这就相当于是一种“连坐”制度，整个小组的信誉会受到组内每一个人的影响。尽管格莱珉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这一“连坐”制度也在事实上限制了更为贫穷的人获得小额贷款以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

面对新的形势，扩展更多的小额贷款，让更多的穷人对自己的未来负责，从而彻底抛弃贫穷，这是格莱珉银行面临的新挑战。尤努斯的学生阿西夫·道拉和迪帕尔·巴鲁阿在最近的新书《穷人的诚信》中为我们讲述了“第二代格莱珉银行的故事”。直接贷款给穷人个人而不是５人小组；不要担保；采用更为灵活的贷款方式，甚至为每一个穷人量身定制其贷款计划；配以更加灵活的还款方式，比如说一旦当期还款困难可以延期；为穷人赚来的钱提供更具吸引力的存款方式和保险产品，比如为了吸引穷人存钱，提供子女教育存款或者养老及医疗保险存款等，这样穷人存款将是用于他自己而不是其他，这大大提高了穷人的存款积极性，也顺带提高了还款率。

尤努斯和他的追随者们始终对穷人充满信心，并且相信穷人的诚信不比富人差，因为这些工作在孟加拉这个贫困国度里的人深深知道：在穷困的绝境中挣扎的人们，对现实的机会有更深刻的体察，只要辅以相关的金融服务——小额贷款，穷人就能抓住机会。这与所谓的诚信并没有什么关联，并不是说穷人和富人的诚信有高下之分，而是说在恰当的利益刺激下人们总会做出理性的选择。

第二代格莱珉银行比第一代增强了各方面的灵活性，其带给我们的启示是：首先，在最贫困的人群中也隐藏着商业机会，因为最贫穷的人迫切需要生存下去，这种压力会迫使他们去寻找一切可能的机会；其次，穷人身上也有熊彼特所谓的“企业家精神”，他们同样富有创新能力，在恶劣的环境中把握商机；最后，格莱珉银行的成功表明市场手段可以有效解决贫困问题，在解决贫困问题的同时，也为增进和平贡献良多。格莱珉模式的成功不仅是商业上的创新，真正重要的是为所有人——包括穷人和富人——创造一个平等的竞技场，给每一个人公平的机会，而公平恰是和平的“垫脚石”。所以，让世界一起努力，将贫穷抛进历史。正如尤努斯说的：贫穷的位置，只应在博物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