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小洲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8月
唐朝在中国历史上的辉煌，大约体现在多方面，诗歌之外，还有书法绘画、雕塑建筑等等。但可奇怪的是，这原本应该属于昌平社会的景象，却非民间所感受的那般祥和，倘若细看唐朝宫廷当政者，似乎时时处于惊心动魄的争宠夺权之中，并不安稳。即便这样一个社会环境，尚能诞生那许多杰出伟大的东西，实在让人疑惑，仿佛一种动荡的美，须产生在特定的动荡之中。历史学家将其归纳为君主英明以及施政与制度得当，恐有牵强之嫌，我于此不大能够认同。这现象好比近代的民国时期，执政者风云变幻，军阀混战不休，社会在不安定中，但是这个时期却是学术、艺术的高峰，人才人物辈出，并不因为社会动乱而万马齐喑。这相反的例证或可说明这种繁荣为历史发展所必然，以我的想法，这些文明多与民间的富足相关，而这富足只要不经扰民的战乱，大约都可实现。这想法源于我近日所读两册书，即《唐史十二讲》与《孟宪实讲唐史》，尽管两位学者的观点还是站在唐制度与明主作为上，而我却读出另一番认识，这或可说是误读误解也未可知。
《唐史十二讲》为黄永年先生授课讲稿，每讲多为独立文章曾刊于杂志，此次由黄先生自己编辑结集，但未等及出版黄先生便逝去，颇多遗憾。此书“十二讲”落实在具体问题上展开，以《论武德贞观时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和斗争》、《武则天真相》、《盛世英主唐玄宗》、《杨贵妃和她的故事》、《读陈寅恪先生〈狐臭与胡臭〉兼论狐与胡之关系》、《说饼——唐代长安饮食探索》、《唐代家具探索》几篇最为好读，所谈皆深入浅出，颇有趣味。其中《武则天真相》一讲写于1994年，主要为批评郭沫若《武则天》而作。《读陈寅恪先生(狐臭与胡臭)兼论狐与胡之关系》一讲则写于1948年，算是早年对唐史研究的作品。连贯起来，“十二讲”跨度当有五十余年，属新旧文章汇聚。
黄永年先生这部《唐史十二讲》卓识颇多，亦有平平之论，这大抵为照顾普通读者，说点浅显故事，毕竟是讲座或讲义，非史研专著，以平易近人为要。全书涉趣亦多，谈玄宗与杨贵妃事颇具民间性，及至《说饼——唐代长安饮食探索》、《唐代家具探索》，又有些“名物考”的方式，“蒸饼”、“汤饼”、“油饼”、“胡饼”这些与生活接近食物，虽旁征博引但出来的文字都不深奥，学问也在其中。
黄永年先生谈自己治学，说“前十年把重点放在唐代政治史上，研究玄武门之变、武周政权及其影响、宦官与禁军、肃代朝政局、泾师之变、二王八司马政局、元和后期党争。弄清楚这些无非是权力之争，而并非如通常所说庶族士族之争。近十年则转移到唐以前的北齐、北周到隋这一段，弄清楚北周实较北齐落后而被视为夷狄，周之灭齐惟恃府兵之强实为落后吞灭先进，但府兵缘隋开皇时‘垦田籍帐，一与民同’而失去战斗力，文武合一之关陇集团在隋至唐初亦不复存在。其中仍多有与陈寅恪先生旧说之异同之处。”这段自述将他的历史研究脉络叙述清楚。他先就学于童书业先生，后与童为翁婿，这于他成为史学家，倒多出许多话题来。
《孟宪实讲唐史》之副标题为“从玄武门之变到贞观之治”，为电视“百家讲坛”的讲座的文本。全书分二十讲，细解玄武门李世民夺位故事。这种故事虽以唐太宗为中心，旁涉人物和事件当不在少数，通常一件小事亦须引发众多考证，穿插一些史实研究，方可将其论述清楚。“是什么成就了一代帝王的伟业？古人常用天命来解释，现代常用时势来说明。我们认为，人格适应了时势的要求才会走向成功之路。”此书借讲叙故事来还原历史，也使自己的研究与观点有了发挥余地。而这种讲故事为主的史观，并无太多枯燥学究气，符合现代人的阅读方式，同时以学术界公认的结论讲述给大众，对历史普及有所助益。
孟宪实先生“讲”前唐史的另一特点，是用问题来连接和推演历史，分析人物与心理以及帝王心态，细节很是充分，并由推理来发现历史真相。“贞观之治绚丽的朝霞，是穿过玄武门之变的淋淋鲜血才普照大地的。”从表述上看不出孟先生有什么新意，但玄武门发生是在门外还是门内，孟先生就有举例说明的机会，这大概是历史学者的智慧，表现得不露声色，却带出自己的研究心得。这种用通俗解读学术的做法，是当代学者的一种阐述方式，依靠电视建立学界与大众的桥梁，可值一表。
另有一本石云涛先生的《安史之乱》，可与《孟宪实讲唐史》结合起来阅读，二千年前的前唐后唐烟云波涛尽收眼底。“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一直被认为盛世象征，后人不免有所追念。不管唐太宗、武则天还是唐玄宗，唐朝留给茶余闲聊的故事太多。黄永年对唐玄宗多有推崇，称其“盛世英主”，誉过唐太宗。另有所不同处在黄永年认为害死杨贵妃的是高力士，石云涛则认为凶手是李辅国。现在的历史阅读热潮给了历史学家各抒己见的机会，大家都做事后诸葛亮，不过多是秀才谈兵，替古人扼腕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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