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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是“我的”系列丛书的第三本，前两本《我的书房》、《我的书缘》出版后，得到书友们的认可。这本书收录了百余位作者、学者、艺术家谈自己笔名的文章，这些笔名所涵盖的内容极其丰富。每篇文章后面的作者简介，基本上都是作者所写，这些文字或长或短，或平铺直叙，或抑扬顿挫，或意犹未尽，从中可窥见作者之性情。此书亦或为学术研究提供一些考察的资料。

文：李怀宇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7月
　　
　　书与人之间总有非常道和非常名。《我的笔名》收录了百余位文化人谈自己笔名的文章，功用不小。主编董宁文说：“如果这本书还能为学术研究提供一些可资查考的资料，那就更令人欣慰了。”对我而言，常翻此书的理由只有一个：好玩。

　　为此书写序的钟叔河认为“笔名是pen　name的汉译，而且是直译”，周退密却说“在我接触到外语之后，才知道笔名之称来自英语pseudonym一字的汉译”。中国古代没有笔名一说，却有类似意味。苏轼别号东坡居士，王守仁筑室故乡余姚阳明洞，于是后人大多记得苏东坡和王阳明。陈四益说，《金瓶梅》的作者，或许是为了防备仇家报复，或许是为了怕书中的描写引来道德家的谴责，用了个“兰陵笑笑生”的名字，果然数百年来世人都被他瞒过。如果当初用了真名，谴责者的唾沫早都把他淹死了。这种传统到了新文化运动之后，可谓发扬光大。王泉根在《现代作家的笔名艺术》中分析使用笔名的原因，其中有避免麻烦、迫于环境、不求闻达，好处是隐身、灵活、便捷。周树人的笔名鲁迅，万家宝的笔名曹禺，张心远的笔名张恨水，是不是“万恶的旧社会”造成的呢？这个问题在我的中学时代曾经闪烁过，如今只能报以一笑。

　　谈笔名，最好还是现身说法，又可信又可亲。丁聪在中学时就开始发表漫画，原来是用丁聪的名字，但“聪”字笔画太多，做版后，小了看不清，大了占画面太多，不好看。后经张光宇建议，用名“小丁”，因为丁聪的老爸叫“老丁”。方成原名孙顺潮，当年画漫画时署名用繁体字，笔画太多，写来麻烦，也不好看。就改用“方成”，因为他的母亲姓方，而“成”字写出来也觉得有点“帅”。

　　按照国人的传统，“言志”往往是笔名的源起。鲲西笔名是由于多年前读《牛津莎士比亚论选》中德·昆西《论〈麦克白〉剧中的敲门声》一文而来。鲲西说：“德·昆西揭示《麦克白》中的血案完成之后，半夜敲门声所产生的惊怖效果令读者如临其境，以‘妙笔生花’形容他的过人的敏锐的感知力殆不为过，读后叹为观止矣。”当我访问了鲲西先生，知道他曾有近二十年的劳动教养经历之后，再读这段文字，别有会心。由笔名而看心态，可知那些历尽劫难而依然豁达之人，健康长寿不是无缘无故的。

　　一个笔名就有一个故事。而故事里常有悲欢离合，使人会心一笑之余，不免感慨作文与为人之不易。

文：阎燕子 赵宗波 出处：中国图书评论 2007年第4期

　　“笔名”其实就是一个人写书作文时所署的“假名”。那么，作者为什么要隐去真实姓名，将笔名作为“逃遁于人海的一策”？其中的隐情本身耐人寻味。

　　笔名作为别称的一种，自古便有字、别号、斋室名一类与之相似。古人便有若干名字，如大名、小名、字、号、别号乃至绰号等。笔名作为别称的一种，可以追溯到封建社会的中上层人物（特别是文人）为自己所取的“号”。他们往往以斋名、室名和志趣为自己取号。如李白的“青莲居士”、杜甫的“少陵野老”、苏轼的“东坡居士”、唐寅的“六如居士”、郑燮的“板桥”等，都为后人所熟知。有些如“苏东坡”、“郑板桥”等别称的使用率甚至超过了本名。

　　正因为笔名为自己所起，不必受到姓名的家族、行辈的限制，可以更自由地抒发个人的某种意愿，又可在特定环境中多少争得一点“言论自由”的“自由”，因此成为作家文人手中的“工具”，积累至今，近现代文坛笔名的花样之多，情况之复杂，甚于古代。

　　清末出版的长篇小说《孽海花》，初刊时署“爱自由者发起，东亚病夫编述”，后改为“曾朴”著。其中“爱自由者”是金松岑的笔名，“东亚病夫”则是曾朴的笔名。《老残游记》题为“洪都百炼生”，为刘鹗的笔名。

　　到了现代，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与“文革”时期，笔名之风尤盛一时，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中国现代作家的笔名十分丰富多彩，有的多达数十个，有的甚至已经代替了本名。瞿秋白，当年积极传播马列主义，在他既不可能用实姓真名———“瞿双”，又不可能再用文坛熟知的“秋白”发表文章时，便用了“宋阳”、“易嘉”等十余个笔名。周树人用“鲁迅”这个极有影响力的笔名，同形形色色的丑恶社会现象争斗过。他为争取文章的发表，曾更换过一百多个不同的笔名，如陈白尘先生所说，几乎“用拇指指着书上两个字即成化名”……但鲁迅也说过，用笔名来以假乱真也是无奈之举：“以真名招一种无聊的麻烦固然不值得，但若假名太近于滑稽，则足以减轻论文的重量，所以也不很好。”

　　笔名，历来是文坛好事者所关注的话题，也是中外文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有关这方面的著述并不鲜见，仅据我们知见的，还有《五四以来历史人物笔名别名录》（张静如、肖甡、姜华定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中国现代文坛笔名录》（曾健戎、刘耀华等编，重庆出版社，1986），《中国作家笔名探源》（丁国成、于丛杨、于胜编，时代文艺出版社，1986），《中国现代作家笔名索引》（苗士心编，山东大学出版社，1986），以及收录了六千余人，集录笔名、别号三万余个的《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徐廼翔、钦鸿编，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以及《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陈玉堂编著，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及其续编等。

　　日来收到江苏凤凰台《开卷》杂志执行主编董宁文先生所编的新书《我的笔名》（岳麓书社，2007），共收录当代作家的九十五篇谈笔名的文章，是岳麓书社2005年5月出版的“我的”系列丛书之三。前两本分别是《我的书房》和《我的书缘》，都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有的已经重印。据悉接着问世的第四本将是《我的闲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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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阎燕子：《我的笔名》的编辑匠心

　　 《我的笔名》的选题，成于编者董宁文先生的命题约稿，其中二十六篇以“我的笔名”为题，这也正是其约稿的题目。编书能得到如此之多的当代作家学人的支持，完全是“感情投资”的结果。武汉作家徐鲁先生说：

　　宁文约稿函中有言：“每一个笔名的背后，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故事，其中既有欣喜，也有悲楚；既有笔名带来的种种机缘，也有笔名所引发的不幸抑或苦难。”又说，“也许，笔名就是一个笔名而已，并没有承载太多的内涵。”

　　不管有内涵还是没有内涵，不管得来的方式是“苦思冥想”还是“顺手牵羊”，其实，每一个作家的笔名，都足以引起感兴趣的读者的好奇。

　　董宁文先生编书，可谓细微、耐心之至。发稿前，仅目录形式的变化，便经过了再三的斟酌，最后定下以作者名的音序编排，更不必说此前编辑征稿过程中的磕绊。组稿，索取题签、个人简介、照片，与作者协商文章修改、甚至文章的替换，联系装帧设计，一封一封地寄信、收信，一趟一趟地跑排版公司，等等。可见编成一部好书，绝对需要在细节上下足功夫。

　　书中的文章继承了“我的”系列丛书的基本风格，以短小精悍为特色，从百来字到一两千、两三千字不等，耐品耐读。文章作者们多陈述、列举自己笔名的来历，并由此引发对某一时期生活经历的回忆和感慨。袁鹰先生在《笔名勾起的记忆》中说：（董君来信索稿）“勾起我一些尘封多年的记忆，好似曝了光的胶片，仅仅剩下一些若有若无的淡淡痕迹”。

　　《我的笔名》的成书，还有一段文坛的小佳话。因为除绝大部分是董先生向作者们的直接约稿，还有十来篇是四川学人龚明德先生所贡献出来的研究成果，他曾下过一番功夫研究作家笔名，后因故未能继续下去，成书出版。徐雁教授在题为《〈我的笔名〉读后》中说：

　　至于下了一番苦功，终因机缘不谐而未能终于娩出的，也所在多有。如四川知名学者、“六场绝缘斋主人”龚明德先生积累有年，编写了几十则并请萧军题写了《中国现代文学家传世笔名集释》即是。所喜二十多年后，龚先生以学术为“天下公器”，将他的一部分著述成果贡献给了《我的笔名》的编者董宁文先生，因此在该书“附录”中，我们得以见证高士其、袁水拍、周立波、夏衍、孙犁、冯沅君、艾芜、杨沫、丁玲、冰心、戴晴、陈学昭十二位文人的笔名来历。

　　本书除附录外，每篇文章末尾附作者简介，具有极大的资料查考价值。董宁文先生在“编后记”中说：“每篇文章后面的作者简介，基本上都为作者所写，这些文字或长或短，或平铺直叙，或抑扬顿挫，或意犹未尽。总之，从中亦可窥见作者之性情也……”。言简意赅的，如：“余斌，一九六〇年生于南京。一九七八至一九八九年就读于南京大学中文系，现任教于该系。著有《张爱玲传》、《事迹与心迹》、《周作人》等书。”平实铺叙的，如：“于光远，一九一五年生。一九三六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一九三五年北平‘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曾任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等职。主要著作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一至七卷）、《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哲学论文、演讲和笔记（一九五〇至一九六六）》、《我的教育思想》、《我的市场经济观》、《思维的年轮》、《碎思录》、《古稀手记》等。”至于随心见性的有：

　　曾伯炎，生于一九三二年。一九五〇年即走进体制内的报界，混了几十年，才发现退休走出体制，身心多些自由，笔墨才获多些灵性，仿佛创作生命是由退休开始。其间，有九死一生的“右派”生涯，也是人生积累。复出后，发表过数十万字的随笔、杂文与散文，有部分入选多家选本，也出过两本诗集。近年在重庆一家报纸写专栏，也在南方报刊发杂文与小品文，在成都喜欢与腹笥雅纯文风生猛文人为伍，不饮酒嗜茶，除了做网上游客，闲时常是茶馆老茶客。
　　
　　《我的笔名》既以人物的自我笔名故事为主，则几乎每篇文章中都附有插图，有的是作者肖像照，有的是作者提供的生活照，也有的是丁聪等笔下的漫画像；此外还有少量书影等。就人物照片而言，大多呈现出了作者的精、气、神，如年轻时代高信的意气风发，耄耋之年鲲西的可掬憨态，吴昕孺策马奔驰时的激动喜悦，徐雁徜徉书海里的充实愉悦，女作家中有老太吕恩的谨言慎行、杨苡的顽童笑谑……无不给人留下如见其人、如闻其言的生动而深刻的印象。至于文章作者的那些读写姿态，以及丁聪自画像、高莽漫像、萧乾漫像等，均将个人面相特点进一步夸张化，更显诙谐幽默。读者在文章和肖像相互比对中，或许更能加深对作者其人和笔下其文的理解。

　　除作家谈自己的笔名以外，附录部分还收录了五篇与笔名相关的文章，有龚明德《中国现代文学家传世笔名集释》、谢其章《从〈古今〉杂志开始留心笔名》、躲斋和周炳辉《周越然笔名闲谈》、王泉根《现代作家的笔名艺术》，以及王理行的《区区笔名》，都可资参考。

　　《我的笔名》同《我的书房》等书一样，编者邀请的是著名装帧设计家速泰熙先生设计和裁剪其嫁衣。较之前两者封面的统一性，后者有了较大的变化，少了些凝重，多了些活泼。封面和封底采用统一的式样：以较深的土黄色作文格子纸为背景，用大部分篇幅以竖排形式、并以不同的字体罗列了书中文章作者的姓名，也有少数在文章中出现过的人名；右边竖写苗子先生题签的“我的笔名”四字，钤苗子先生的印章，并附其签名。书内夹有八页黑色背景的辑封，正面为贾植芳、忆明珠、冀汸、韩羽、来新夏、周退密、马得、刘二刚题签“我的笔名”字样，反面分别对应各题签者的个人简介。同样，扉页也请了王世襄先生题字。

　　据悉，“我的”书系的第四本《我的闲章》封面的设计者依然为速泰熙先生，不知在重庆新一届的全国书市博览会上亮相时，他的设计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新奇和惊喜？

　　赵宗波：领会笔名的“三昧”

　　我在做《〈读书〉杂志研究》的论文时，三联书店《读书》上那些频繁出现的笔名，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从未去查检和深思过这些作者的真正姓名是什么。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笔名在读者心中的价值，已经远远超出了挖掘真名的意义。

　　不过一种“笔名”的情结一直留在我的心中，因为他们让读者看见的，是一个隐晦的、指代性的符号，一旦被“发现”，虽然是乐趣，却也是一种痛苦，正如“网络实名制”引发出的风波一样。笔名让那个时代的人们有了更广阔的言论自由的空间，而“网名”的发展成为新一轮的语言文字的“盛宴”。

　　陈子善先生在《我的笔名和笔名之我见》中说道：“许许多多的笔名已随作家的缄口或离世而成为永久之谜”，而因此“不少作家的一部分有价值的作品很可能由于其笔名无法考定而散佚”：

　　我没有长期使用的笔名，不会出现本名反而鲜为人知的情形，这种情形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比比皆是，举不胜举。鲁迅（原名周树人）、胡适（原名胡洪骍）就是其中两个最显著的例子。笔名中的学问大得很，虽然笔名是古已有之，却是于今为烈。知堂老人当年为袁涌进编《现代作家笔名录》作序，就认为“怕招摇”、“求变化”、“不求闻达”和言论不自由状态下的“化装”，导致30年代笔名的盛行。而今《二十世纪中文著作者笔名录》（朱宝梁编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出版修订第三版）这样的大书也已问世，但我仍然认为发掘笔名的最佳时机已经丧失，笔名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进一步深入的一个制约。

　　诚然，虽说有关笔名的工具书市面上已有数种，而《我的笔名》一书的编者却因征集到了百余位中国当代文坛学林人物自己讲述笔名故事的文章汇集一编，而见编者的良苦用心和本书的独特价值。
　　《我的笔名》包容着许许多多当代文人学人的种种笔名故事。

　　如有的以谐音字起名：周翼南，化名“易难”，为原名谐音，且有《老子》“有无相生，难易相成”的语句相应，道出人生是易是难的境界；陈四益，曾用笔名“叶芝余”为“业之余”谐音，表示是在编辑正业之余的副产品（陈四益，《笔名的缘由》）；李济生笔名“纪申”，既是本名“济生”的谐音，又含有纪念申城之意（纪申，《笔名小忆》）。

　　如有取自诗词的笔名：草婴取诗句“离离原上草”的平凡而坚强之义（草婴，《关于我的笔名》）；马嘶源于李贺诗句“茂陵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迹”；秦绿枝出自李白“秦桑低绿枝”的诗句（秦绿枝，《笔名琐忆》）。

　　如有取自外语的汉语译音的笔名：周“立波”——Liberty（自由）的汉语译音；化铁是what的谐音，当时不知道将来会走向何方，用这一笔名悼念过去，祝福将来（化铁《名字也有痛苦》）；郭沫若的笔名“爱牟”，为英语“I”的读音，“maker”（作者）的读音组合。

　　还有随处境环境而感为个人所偏爱的笔名：如陈克希的笔名“虎闱”，乃古时最高学府“国子学”的别称，启用这一名称是在“文革动乱”时期，是因作者梦想自己所居的牛舍耳房是“高等学府”而得来的；王勉先生的笔名“鲲西”来自其深爱的一文《论〈麦克白〉剧中的敲门声》的作者“德·昆西”。

　　又有拆姓而成的笔名：曹禺，原名“万家宝”，他将姓氏繁体的“萬”拆为“草”（谐音为曹）与“禺”组成“曹禺”；“安危原名王寄云，将‘王’拆为两半，衍化出两一个笔名‘于一’”（王泉根《现代作家的笔名艺术》）。

　　有十分怪僻的笔名：如李君维先生曾用的“东方蝃 ”，还说明当初起这样的笔名“无非是想引人注意、便于出名”（李君维，《笔名心迹》）。也有独辟蹊径的，如曹京平先生的“端木蕻良”，竟源于“红高粱”；萧乾曾用“萧秉乾”，是绰号“小饼干”的指代。

　　还有一类是编辑出错产生的笔名：如将虎闱署成“虎闹”、“虎闻”的……或者胡乱用拇指指着书上两个字”而成笔名的。看似小小的笔名，背后的故事可不少。

　　车辐先生描绘道，“当时新闻检查一双鹰眼盯着，我们化名不断，几乎一篇文章一个化名。”姜德明先生在《笔名小记》中写道：“笔名事小，却逃不出所处的历史环境，多多少少的也折射出个人的一点心思，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李君维先生比喻说：“笔名好像优伶的面具，优伶戴上各色各样的面具，在舞台上扮演各色各样的角色，表演悲欢离合、沉浮起伏的故事，却把自己隐藏在面具背后。”笔名，已经成为特定角度透视现代文人及这一时期的人文世态的道具，犹如看万花筒，似乎繁芜且艳丽，但经总结归纳，终究会得出一个定律。

　　当然，作家学人们的笔名也并不都有特定特殊、深刻深邃的涵义。偶在书一角拾起的只字片语，组合起来，颇为顺口，就做了笔名；有的干脆借用子女名，如谷林先生，则是借用了他女儿的名字，本书编者董宁文先生亦常用其儿子“子聪”一名。随着网络写作的盛行，笔名岂止在纸上流行，更在网络上发展成为了“网名”。不过网名有时只是某种心情的一个象征，随时会被更改。但也确实有许多在平面媒体上不知名的人物，在网络天地中以“网”成“名”的……总之，形形色色的“网名”，是较诸先前作家们使用的笔名要来得更加新奇、丰富而且潇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