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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20世纪40年代，汉语学界中的有识之士深惑与西学相遇乃汉语思想史无前例的重大事变，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着个人的禀赋和志趣选择西学经典，翻译大家辈出。可以理解的是，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统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经典难免带有相当的随意性。
　　 尼采，一个具有多重身份的人：他是一个大学教授，一个诗人，一个哲学家，一个孤独的漂泊者。他杀死了上帝，但他不是传说中的那个恶魔。他是一个真实的人，曾有人说不了解尼采，就不可能了解我们这个世纪的西方哲学思潮，文艺思潮和社会思潮。就让我们从他的生平来窥探这一个在西方哲学史上的一个有争议而又在二十世纪初掀起了政坛的轩然大波的——尼采。本书是尼采注疏集之一。

文：曾　园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6月
　　
　　刘小枫先生主编的尼采注疏集中的《不合时宜的沉思》1月出版了。不谈整套注疏集对当代文化的意义，《不合时宜的沉思》这本书就填补了不少空白。收入此书的四个章节《施特劳斯——表白者与作家》、《历史学对于生活的利与弊》、《作为教育者的叔本华》、《瓦格纳在拜雷特》中，第三章有部分翻译过，第一章则是第一次翻译。这本书涉及了尼采的重要的文化批评思想，而他的这一个侧面对中国读者来说是极为陌生的，尽管此书中的一个术语“知识庸人”(以前曾被译为“教育俗物”或“有教养的市侩”)在后期著作中经常出现。
　　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后，德国的胜利让审慎的尼采体会到“一场巨大的胜利就是一种巨大的危险”，因为他明显感受到大多数德国人觉得“连德国文化也在那场斗争中获胜了”。而实际上当时的德国文化从歌德、席勒的巅峰跌落下来，如今已岌岌可危。对此尼采针对当时的一本短期内发行六版的畅销书《旧信仰和新信仰》，写下了《施特劳斯——表白者与作家》。尼采首先定义文化“是在一个民族的所有生活表现中艺术风格的统一”，而德国人“生活在一切风格的混乱杂拌中”而不自知。受过教育的“表现能人”施特劳斯的书籍在尼采看来与“报纸文章、啤酒馆闲谈、动物园散步、剧院和音乐会”并无不同，但他却敢于在书中把海顿和一道“出色的汤”相比，敢于把贝多芬和“茶点”相比，对康德和叔本华一窍不通却大发议论。尼采讥讽他那“无法医治的乐观主义以一种真正节日的愉悦来回翻滚”，“把自己的现实性当做理性世界的标尺”。这种没有创造性的书吸引了大量读者，尼采看出读者是“以不完整的注意力顺便听一听对哲学和文化的应付”。
　　思想的“不合时宜”就是不趋时，不趋时因而能保持更长的生命力。今天看来，知识庸人也许就是那种从教科书上了解到文化巨人的只言片语就能对文化说三道四之人，他说得越多就越自信，并觉得自己掌握了读写能力就能衡量那些巨人。他自己虽没有能力弄懂一本名著，却照样能指导别人的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