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重大课题《中华艺术通史》问世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7年8月
长期以来，艺术史陷入单一门类的写作传统，对于中华艺术的总体历史方面的论著则付之阙如。
十年艰辛，在前后百多位学者的努力下，国内学界终于推出国内外首部纵论中华五千年文化艺术发展历史的大型史著《中华
艺术通史》，给中国传统艺术的历史版图与学术积累第一次描绘出整体端严的“森林”气象。
有学者感慨，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的《中华艺术通史》代表了目前中国艺术整体研究的顶级水平，它的出版，意味着对中华五千年文化艺术的整体研究，已经成为一个趋于成熟的学科领域。
艺术史的第一次整合
艺术的分门类的变革和发展并非孤立，其微观特质中反映着宏观的规律，并成为一个时代社会总体艺术现象的一部分。
李希凡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华艺术通史》总主编
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艺术，从原始到现代，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历了混沌的起源到分门类的繁荣和发展，可谓万卉芬芳，绚丽多彩，如音乐、舞蹈、杂技、说唱、绘画、建筑、雕塑、工艺，都有着不同门类、各种形态的辉煌的创造，并且以其独特的民族的审美神韵贡献于世界艺术宝库。
随着20世纪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我国学术界对传统艺术的研究，有了新的参照体系和新的视角，特别是由于近百年来地下文物璀璨菁华的不断发掘和发现，更推动了艺术史论科研的深入开展。无论是具有文献大型艺术总汇资料图书的时有问世，还是各门类艺术史论专著的大量出版，特别是三百余卷十部文艺集成志书（当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广泛搜集、整理和成书，更促进了各门类艺术史论的研究。
但是，艺术又是综合的。不管各门类艺术发展得多么精微细腻，它们毕竟是我们民族特定时代社会文化的一枝一叶，艺术百花国中的一个品种，都生根在一个艺术文化的综合体里，相互融合，相互吸收，都是广大人民和艺术家长时期地一点一滴地积累和创造。中华民族历史形成的独到的认识生活，表现生活的能力，崇高向上的审美理想，多样的审美情趣，以及对艺术的意境、风格、神韵的多彩多姿的追求，都结晶在历代艺术精品的不朽的魅力里，并在时代的变革与发展中显示其连绵不断的总体脉络。因而，艺术门类史的研究，总还是着重于微观地把握本门类艺术的发展及其特有的规律和创造。而实际上艺术的分门类的变革和发展，都不是孤立的，包括兴起、繁荣、衰落和死亡，都在其微观特质中反映着宏观的规律，并成为一个时代社会总体艺术现象的一部分。
《中华艺术通史》科研课题的启动和编撰，虽是以半个世纪以来各门类史论丰富积累为坚实的基础，但其采取断代分卷的形式，却并非这一时期的各门类艺术的重复和拼装，而是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立足于社会总貌和艺术发展的综合把握，重视整体的宏观的研究，着眼于概括和总结艺术的共同的和持久的历史发展规律，对共生于同一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的各门类艺术的成就进行科学的概述。
写艺术通史，如何可能？
是否有可能为中华艺术写一部具有内在整体性的真正意义上的通史，而非诸多历史现象与事件、艺术家及其作品的堆积，成为争论的焦点。
傅谨 中国戏曲学院研究员
著名文艺理论家李希凡担任总主编的《中华艺术通史》，是国内外迄今为止第一部纵论中华五千年文化艺术发展历史的大型史著，代表了目前中国艺术整体研究的最高研究水平；它的出版，意味着对中华五千年文化艺术的整体研究，已经成为一个趋于成熟的学科领域。
《中华艺术通史》是中国艺术科学研究领域继“十大集成志书”之后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但是规划与编撰这样一部宏伟巨著，并不是没有争议的。其中最具学术内涵的争论，就在于是否有可能为中华艺术写一部具有内在整体性的真正意义上的通史，今人面对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留下的无数艺术作品与艺术现象，是否有可能以一部贯穿古今的史著，将如此众多以及如此纷繁复杂的艺术作品与现象融铸成一个整体，而且使之具有起码的内在完整性。一部通史不应该仅仅是诸多历史现象与事件、艺术家及其作品的堆积，如同李希凡总主编在该书“总序”中特别指出的那样，《通史》“不应是艺术现象的简单罗列，更不该是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的历史编目”，因此，寻找与把握中华艺术发展的整体脉络线索，并且通过历史叙述，准确地描述这一发展脉络和线索与艺术史现实的逻辑关系，这就是编撰《中华艺术通史》面临的最大的理论挑战。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中华艺术和美学精神的提炼与总结，就成为这部史著最重要的理论收获。全书充分体现了这一力图将中华艺术发展历程与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发展史紧密结合、与中华艺术精神与特有的观念体系紧密结合起来的特色，并且从中发掘出“天道、人道，天人之合”、“情与气偕，气韵生动”、“境皆自得，意自天成”、“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四大美学取向，以此作为贯穿整部中华艺术史的精神主线。因此，《中华艺术通史》是一部有灵魂的历史，是一部以美学、以审美活动统领的艺术史。尽管对中华艺术精神的归纳见仁见智，但是《通史》的理论归纳与美学总结，并非止于理论的表述，更重要的是它将这种对中华艺术与美学精神的体认，贯穿到中华艺术历史撰写的全过程中。假如没有上述那些从对历史整体的深刻体认基础上总结出来的确实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原则，《通史》的结构与写作实践，就不具备任何的可能性。
还原艺术史森林图景
《中华艺术通史》还原艺术史生态性的历史关联图景，却没有因为追求整体图景而使具体的事象描述混沌交织、眉目不清。
吴文科 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所长
中华艺术不仅历史悠久、传统深厚，而且枝繁叶茂、源远流长。所涵盖的各艺术门类虽然各自发展，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或元素交结，或有机综合。《中华艺术通史》因之由立项成为“国家艺术科研重大项目”到历时10载最终编纂完成出版，突破的不仅是长期以来艺术史写作的单一门类传统，同时还原了艺术史以生态性的历史关联图景。从而不但给中国传统艺术的历史版图与学术积累第一次描绘出整体端严的“森林”气象，而且在集体攻关的写作过程中，并未遮蔽门类史积累的优秀成果。恰恰相反，她既紧紧依托已有门类史的研究成果，又于兼收并蓄的“集大成”操作里，刷新并弥补了某些艺术门类史及其通常是属“个人化”写作的局限与缺憾。这是“中华艺术通史”选题自身的品格所在，也是编纂者集体攻关苦心经营的重要特色。
诚然，对中华艺术作整体性描述的职能定位，决定了《中华艺术通史》的学术特质和编纂品格。但从具体的体例操作去看，却没有因为追求整体图景而使具体的事象描述混沌交织、眉目不清。很显然，该书于导言统领的分章立类写作中，同时兼具了门类史的写作优长和对既往成果的整合梳理包括熔铸与升华。追求的是“森林和树木的呼应与交响”，讲求的是“集体与个体的有机契合”。既反映了“森林”的浑然和丰沛，又凸显着“树木”的摇曳与多姿。
该书编纂的另一个重要特色，是给过去一些发育相对不够良好的学科门类以应有的艺术史及学术史地位。包括将至今在国家制订的“学科目录”中被遗漏而付之阙如的“曲艺”和“杂技”等门类纳入艺术通史的写作视野。这是一个更有意义的贡献。尽管通稿时对于各个撰稿人的相关稿件未能在概念范畴等的设定与阐释上，进一步予以章节之间的纵向贯通和有机衔接，造成了诸如宋代“说唱”与明清“曲艺”在渊源关系上的不够清晰，乃至阅读接受时可能因此而会出现的误读与误解。但瑕不掩瑜，“树木”品种的相对齐全性，确保了“森林”景观的基本完整性，则是确定无疑的。
艺术史的传世经典
时尚文化广为流行的表象之下，其实一直存在着一个不为时尚所动的厚重、稳固、纯正、常态的文化层。
李心峰 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
有人说，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流行文化盛行的时代。这是个产生不了经典的时代，也是个不需要经典的时代。
对于这种有关流行文化独步天下的后现代式诊断，我并不敢轻易苟同。在这文化繁荣的时代，的确存在着太多的文化泡沫，流行并快速更迭着太多的时尚快餐文化。但是，这决不是今日文化繁荣景观的全部。在这种时尚文化广为流行的表象之下，其实一直存在着一个不为时尚所动的厚重、稳固、纯正、常态的文化层。在这一文化层，必然有一些文化创造将经得起时间的冲刷，承受得住最严苛的文化与学术目光的审视，并最终为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所选中，成为文化产品中的精品乃至经典。
在我看来，李希凡总主编、历时整整十年、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重大课题《中华艺术通史》的问世，就堪称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艺术科学界为中华文化建设献出的一部真正的艺术史经典之作，这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贯穿了“通”的观念的综合性中华艺术通史。该课题从一开始便志存高远，力图打造一部过去不曾有过、今后一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也不会有人再做的综合的中华艺术史的精品，创造一部能够总结概括20世纪中国艺术史研究的学术成果并能对21世纪中国艺术史研究产生持续而有力影响的艺术史经典。现在，14卷本《中华艺术通史》的问世，将使这一学术追求由理想变为切实的现实。
其实，流行文化时代并非不需要经典。恰恰相反，它甚至更加渴望经典。今日《论语》、《庄子》在更大范围的流传，《红楼》、《三国》在更大范围的火热，便是明证。我相信，《中华艺术通史》这样的当代文化经典，也将成为今后艺术史知识传播与文化再生产的重要基础和宝贵资源，甚至它本身也会成为高档次的时尚文化产品。
用生命践行的学术理想
百多位学者将他们学术生命中最美好的十年献给了《通史》，两名学者在编纂过程中积劳早逝。
王文章 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
记得前不久在我院举办的《中华艺术通史》出版座谈会上，李希凡先生、冯其庸先生和参加编撰这部书的作者，都与会作了感人的发言。看到《中华艺术通史》这14卷的出版，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者在我们国家艺术学科的建设中起到的重大作用感到自豪。我是研究院的后来者，为我们前辈这些学者的贡献感到自豪的同时，心中有一种对他们真诚的崇高的敬意。《中华艺术通史》历经10余年的时间，汇集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内外艺术学科的很多学者来参与，前后达100多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对这部书的编撰出版也给予全力的支持。1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瞬间，但是在人的一生中，特别是在学者的才华、学识以及创新性成果涌现的阶段，对一个学者来讲是事业的重要时期，作者中的很多人把这个时期献给了这部巨著。像著名中年学者苏国荣、刘晓路，在书没有出版前就去世了，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学者。所以我面对这部书的时候非常感动。
中国艺术研究院已经成立56年了，一代一代的学者都在为国家艺术学术建设做出贡献。新中国艺术学各个学科一些奠基性的史论著作的完成，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者起了很大的作用。前辈学者像张庚、郭汉城、杨荫浏、黄翔鹏、王朝闻、吴晓邦等完成的像戏曲、音乐、美术、舞蹈等奠基性史论著作，在今天仍然绽放学术异彩。他们的学术精神应该由我们一代一代继承下来。
《中华艺术通史》是这些前辈之后又一代学人的创造成果，它有很高的学术性、文献性价值。作为艺术综合的研究，《中华艺术通史》应该说是填补了中国艺术研究院也是填补了我国艺术研究方面的一个空白。它的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更显现出来。《中华艺术通史》的编撰，坚持了辩证的比较研究方法。编撰中，作者们重视了艺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和社会思潮对艺术发展影响的研究，但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和表现形态以及艺术家主体思想感情的表达和创造，却始终是这部艺术通史探讨、研究的核心。着眼于在综合性研究中深化对艺术本体规律的研究，是本书的难点，它取得的学术成就，也鲜明的体现在这一点上。
中国艺术研究院现在正在做的一些重要课题，比如《昆曲艺术大典》、《中国艺术科学大系丛书》等等，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史论的研究，这是体现研究院学术优势、学术地位的重要方面，但我们同时强调要加强对当代艺术现象和艺术发展进程中有重大影响的一些课题的研究。这些研究实际上是对策性的、实用性的研究，基础理论研究与现实课题的研究二者要并重。现在艺术研究院坚持以艺术科研为中心工作的同时，强调发展艺术教育、艺术创作，构建三足鼎立的发展格局。现在中国工艺美术馆也正式划转中国艺术研究院管理，所以包括文化艺术出版社及十几个学术刊物，实际上是四足鼎立——艺术科研、艺术教育、艺术创作和出版展览。但在研究院全面发展的态势之下，艺术科研还是中心。
学术出版的“标志性产品”
一部填补了艺术研究和出版领域的空白，开大型综合性艺术史之先河的巍巍著作。
胡春木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编审潘国琪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中华艺术通史》自去年10月出版以来，深为专家、文化艺术单位的各级领导、业内人士、以及广大读者的重视和好评。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和北京全国图书订货会上，成为引人注目的亮点之一。
作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的杨耕先生几次在重要场合指出：《中华艺术通史》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建社27年来所出图书中学术规格最高、规模体量最大的“标志性产品”。大凡某一事物被冠以“标志性”三字，那它一定是这一领域中最富特色，最具水平，最高标准，最有代表性的顶级产品。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背靠人文荟萃、人才济济的百年学府，作为以教育为特色的中央级综合性出版社，在全国500多家出版社中名列前茅。其作者群中不乏教授、博导、长江学者、院士等精英之士，其图书品种中也不乏荣获国家图书奖、“五个一工程”奖等上乘佳作。在业已出版的近万种图书中，却唯独把《中华艺术通史》定为出版社的“标志性产品”。
从选题角度讲，本书的创意策划极具价值，它填补了艺术研究和出版领域的空白，开大型综合性艺术史之先河。就作者的规格而言，中国艺术研究院是我国艺术研究的最高学府，院内集中了我国不少艺术研究领域的大师级人物。本书总主编李希凡先生是著名学者、文艺理论家，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常务副院长。副总主编苏国荣、孟繁树、陈绶祥、秦序、刘峻骧及各卷主编均为我国各艺术门类造诣颇深的顶级专家。本书代表了当前我国艺术研究的国家级水平。本书就学术水准而言，可谓集百年艺术研究成果之大成，总编委会在长达十几年中对百年来我国艺术研究成果反复进行综合、比较、借鉴，集体攻关，保证了本书在编写指导思想上，在处理史与论、中与外、雅与俗、汉民族艺术与少数民族艺术及艺术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上，在总结各艺术门类形成和发展的规律上均进行了大量创新研究并作出了科学结论，达到了极高的学术品位。
《中华艺术通史》全书800余万字，文物插图3000幅，引证文献典籍2000余种，引文注释近万条，涉及主要艺术家600余位，并对这些插图、文献典籍、引文注释及人物的生平事迹等进行了反复、认真而仔细的核对和核查。因之，史料的丰富详赡和准确性是本书的一大特色，堪称是完美汇集数千年艺术遗存典藏的宝库。十年辛苦磨一剑，梅花香自苦寒来。全体作者、编者在整整10年中付出了难以想像的辛勤劳动和重大牺牲。尽管如此，但面对浩如烟海的中华艺术，仍不免在有些地方显得功力不胜。因此书中的纰漏和错误一定难免。这点是必须着重说明的。
从文化史角度看艺术史
《中华艺术通史》将不同时代艺术理论和美学思想的论述与时代思潮和文化整体发展联系起来，这是过去各专门艺术门类史著述中所缺失的。
薄松年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艺术领域的创造也是极为辉煌彪炳于世界的。总结其成就，继承其精华，是建设民族新文化不可缺少的一环，而艺术史的研究则担负着此一重任。近五十多年来，不同门类的艺术史的研究和探讨曾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成绩，但对于中华艺术的总体历史方面的论著则付之阙如，值得高兴的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14卷本《中华艺术通史》的出版填补了这一空白。
中国艺术门类繁多，时序长，资料和作品浩如烟海，历代政治经济社会思潮对艺术的影响有着复杂和深刻的关系，理清其整体头绪及继承发展的关系绝非易事，但是中国艺术研究院集合了该院各门类的专家和学者，并联合院外研究力量通力合作，终于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和毅力完成这一任务，具有里程碑意义。
总体看来全书的体例是严谨的。每册书前皆有提要，开始设导言，高屋建瓴地阐明时代历史背景和艺术发展的基本特征，后展开分门别类的论述。门类根据不同时代的发展特色在排列上各有侧重，但又能突出其主体特征。例如论及汉代艺术，无论乐舞百戏的演出还是壁画石刻的作品，都展示出深沉雄大的泱泱气度和铺张华丽的艺术风格。在宋辽金卷中则强调处于传统社会转型中艺术上展现出来的新风貌。其中之一是市民阶层的崛起，使市井艺术脱颖而出并迅速得到蓬勃发展：鼓子词、诸宫调、说话、杂剧、南戏、案头雕塑、节令画、版画、民间陶瓷和工艺品，甚至不少在街头市井售艺的职业画家群，都构成这一辉煌的景观。宋代发展起来的市井艺术虽然不如唐代那样气度恢宏，但却充满生活气息，对后世的民间乐舞和造型艺术的发展有着深刻而直接的影响。论及元代艺术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元代的社会动荡和错综复杂的矛盾，使一部分文人混迹于市井，在瓦肆勾栏中和艺人及市民密切接触，促成元杂剧的兴盛，标志着民族戏曲的成熟；另一部分文人则遁入山林，寄情书画，不仅出现了元四家，连“荣际五朝”的赵孟頫毕生也处于半官半隐的境遇，从而造成文人画的空前活跃并逐渐占据了画坛的主导地位。
《中华艺术通史》编写中非常重视不同时代艺术理论和美学思想的论述，并且力求与时代思潮和文化整体发展联系起来，大大增强了学术含量，而这一部分常常是过去有些各专门艺术门类史著述中的薄弱环节。
通史中精心选择的插图和独到的设计也为全书增色不少。不少插图成功的运用了经典性的绘画、雕塑作品及考古新发现的文物，特别是对作为“时间艺术”的戏曲音乐部分加强了形象性的论证。
中国气象的艺术史范式
西方学者的艺术史，往往是指造型艺术史，以中国学者的眼光来看，有点以隅概全。
刘祯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西方有发达的艺术实践，也有发达的艺术理论与艺术史，但西方学者的艺术史，往往是指造型艺术史，即美术史，如《剑桥艺术史》、法国巴赞的《艺术史》等。这些被称为艺术史的著作与中国学者的期待颇有差异，以中国学者的眼光来看，有点以隅概全。
确实，中、西方文化与艺术道路是不同的，艺术思维与艺术史观念也不尽相同。以中国学者的视角来看待，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艺术涵盖了许多具体的门类，诸如音乐、绘画、舞蹈、杂技、说唱、戏曲、书法、雕塑、建筑和工艺等。这些艺术为中华民族所独有或具有中华民族的鲜明特征。中华文化与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传统，如何能够把这些看似各自独立而分属不同的艺术门类做一个整体的研究和观照，是学者们所孜孜以求的。分门别类的艺术史领域，这些年我们取得不小的成就，但集合各科的中华艺术通史不是这些不同门类学科之间的简单相加叠加。他需要对中华文化和艺术有一种整体的把握和统合，有一种提纲挈领的演绎和理解，发现和找到他们思想精髓与艺术形态体征，这是作为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重大课题《中华艺术通史》的追求和目标，也是它的难点和可能的创新点。
然而令人欣喜的是，历十年之辛，14卷本《中华艺术通史》不仅终于面世，而且这部纵横五千年的“通史”还体现出中国学者的“艺术史”观念及范畴，在前人对艺术各史分门别类研究的基础上，整体“艺术史”思想和观念都有新的深入发掘、提升，而整体观照恰恰曾是我们的薄弱点。该课题的质量在于不论是艺术各史的描述还是时代的整体把握与规律寻绎、宏观与微观，都形成一种递进与彼此照应的逻辑发展，彼此不是分离而是有机的组成，虽然中华艺术形态各异，形式多样，却精神思想一致，描述纷披而有致，它不仅是填补了中国艺术史的空白，而且对整体中国艺术史的研究具有思想与方法的范式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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