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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非是一个东北籍的离婚中年作家，他大学时代爱慕的对象小韩的女儿小妮突然失踪，据称是被人带到了云南。在小韩的拜托下，韩非从东北赶往西南，踏上了在云南的漫漫寻人之路。在寻找小妮的过程中，韩非在大理、丽江、昆明辗转流离，接触了警察、编辑、女诗人、娱乐场所的小姐等形形色色的社会人群，并与一名误入歧途的小姐发生了错综复杂的感情纠葛，灵与肉发生了激烈的碰撞……
　　这是作家继《苦界》、《生死约会》、《中年底线》之后创作的又一部长篇力作。

文：张清芳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7年8月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马原、洪峰、余华、苏童、格非、孙甘露等人均是上个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先锋文学的代表作家。洪峰此阶段的先锋小说代表作品主要有《瀚海》、《奔丧》、《极地之侧》等，与现实主义小说不同的是，这些先锋小说注重小说形式上的试验，把创作的重点从“写什么”转变成“怎么写”，采用多种叙事角度和叙事空缺等形式策略，来探索小说形式上的各种创新和艺术张力。进入１９９０年代以后，当苏童从先锋试验转向《妻妾成群》等故事性强的小说时，洪峰小说的风格也发生了转变，他在１９９３年出版的《苦界》几乎完全抛弃了先锋的形式试验，把侦探、间谍、武侠和爱情穿插在一起，结构出一部情节曲折惊险离奇的长篇通俗小说。但是这个时期其他的小说作品，如《年轮》、《东八时区》、《重返家园》、《和平年代》、《喜剧之年》等中长篇小说，却依然保留着某种先锋精神。正像著名学者施战军在《欲望话语与恐怖分布——９０年代前期洪峰小说论》的文章中所评价的：“洪峰的小说在结构历史的外部形态上，的确具有通常的写实小说的倾向，但在精神基质以及展开这种精神基质的方式上，仍具有先锋小说气派。”进入２１世纪之后出版的长篇小说《生死约会》、《中年底线》、《模糊年代》、《去明天的路上》、《革命 革命啦》等则关注现实社会问题，倾向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最近刚出版的长篇小说《恍若情人》是洪峰又一部关注社会现实的长篇力作。

在《恍若情人》中，作家把目光投向当下社会中的一种特殊社会现象和特殊人群身上——妓女和暗娼（作品中通称“小姐”）及其现象。老舍的《月牙儿》是现代文学史上描写暗娼生活的名篇，当下文坛上的一些作家也曾创作出涉及到妓女的小说，例如池莉的《小姐，你早》和曹征路的《那儿》、《霓虹》等作品。但是这些小说只是把妓女现象当作一种批判社会不公和黑暗的靶子、一种生活的特例来加以表现，因此笔下的主人公仅是由受侮辱和损害的女性变成的暗娼，她们受尽了社会的压迫。然而洪峰的《恍若情人》则更进了一步，揭示出日益普遍化的妓女现象的复杂背景和妓女内心世界的多重性，不仅从社会和人性的角度塑造出生动的妓女暗娼形象，而且以此为对比塑造出诸多社会上道貌岸然的正常女性和男性人物形象，由此涉及到对当下生活中的性伦理和道德规范变迁的严肃思考，这正是《恍若情人》具有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

鲁迅早就指出了希望自我经济独立的娜拉出走之后的前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恍若情人》的主人公杨晓溪和好友金花无疑印证了鲁迅的预言，在豆蔻年华就沦落风尘成为暗娼，这里面肯定有金钱匮乏的经济原因，作为从偏远山区来城市打工的女孩子，又没有知识和特长，自然很容易堕落到以出卖肉体为生。但是这并不是她们堕落的唯一原因，她们的虚荣心和好逸恶劳等人性弱点也是堕落的重要原因，所以她们并没有感觉到羞耻和自我道德谴责。大学教师的十五岁女儿在离家出走之后选择当暗娼，主要原因是有趣和好玩。正如小说借男主人公的感想说出的：“自古以来凡涉及青楼歌女烟花女子，都是这个不容易那个血泪斑斑，但是没人注意选择出卖肉体生活的人并不都是走投无路或者给人逼良为娼。个人的贪欲也是不争的事实，批判这些东西也没什么意思。韩非不想在道德层面上表达自己的想法，在他的眼中，双重道德才是中国人最无耻的生活。”作家韩非和编辑南北对自己的嫖娼行为也缺乏愧疚和内心挣扎，找小姐嫖娼正在变成他们甚至很多体面职业的男人的一种正常行为，这些男性已经从张贤亮的《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那个有知识优越感的启蒙知识分子形象，变成了一个具有人道主义情怀的普通男性，虽带着一点看透社会虚伪的玩世不恭。韩非想把晓溪拯救出风尘的重要原因，不仅因为人道主义的情怀，更在于他爱上了这个年轻漂亮的女孩，所以才希望后者能够改变生活状态，变成一个有正常工作职业的女性。他面对着来自各方面的社会舆论和朋友忠告的压力，选择的却是忠于自己的感觉和人性，准备接受晓溪可能怀孕并要生下孩子的现实，并希望两人结婚建立起家庭。这些人物的行为当然反映出当下社会中一种新的道德标准和习俗正在形成。

这种新道德规范还包括了正常职业女性们的道德标准的变化。女作家珍妮初次见面就对韩非进行露骨挑逗，两个人之间发生性关系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既有丈夫又有情人的程建平在与韩非有性关系之后，对自己背叛婚姻的行为没有半点谴责，也没有想到她自己的行为其实是打着爱情旗号的肉体淫乱，却反而鄙视晓溪是妓女，并且指责韩非自甘堕落与妓女交往和恋爱。即使英姿飒爽的女警察阿秋也是具有新道德观念的女人，尽管她知道韩非正和一个妓女同居，但是因为欣赏他就主动把他邀请到家中，两人由此在情意缠绵中产生了肉体关系。人到中年却依然风姿绰约的小韩，可说是一个端庄典雅的古典传统女人，但是她却不动声色中地把几个男同学的感情掌握在手中几十年，让他们始终围绕着她打转，为她效劳，韩非就是为了得到她的欢心才到云南各地区尽力寻找她的女儿的。但是最荒谬和最具有嘲讽性的是，她的女儿小妮因为强烈的反叛情绪离家出走，虽然年仅十五岁却在云南当了妓女，她没有责怪女儿，不过对帮助韩非寻找小妮的晓溪却缺乏同情，甚至用优雅的方式劝说她离开了韩非。

这些具有正常和高尚职业的良家妇女，在骨子里并不比心思单纯的晓溪更高尚和可爱，当然作家的原意并不是想说明这些正常生活中的女性与妓女是同样的货色，更可能想表明的是在当下物欲横流的社会中性道德伦理的变化，以及人们新的生活方式和对特殊的社会现象以及特殊人群的新态度，这正是《恍若情人》勇于直面社会现实的一种现实主义精神。

文：苏莫余 出处：京华时报 2007年7月

　　简单说来，洪峰新作《恍若情人》（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6月第1版）的主题，可以用“寻找”二字概括。为寻找大学女友的爱女小妮，作家韩非踏上了漫漫寻人之路，这是小说的表层故事。在作家笔下，“寻人”显然只是一个引子，作者所要寻找的，是比寻人更深刻的东西。例如对纯真年代的追忆、对平等意识的追求、对苦闷人生的追问。

　　小说开头告诉我们，韩非踏上寻人之旅所寻找的对象是昔日暗恋对象小韩的女儿。因而他踏上旅程，不免带着偿付青春时代爱恋的情结，隐藏着对小韩以肉体相酬的期许。

　　到达大理的韩非，第一个找到的却是自己十几年前相处过几个甜蜜夜晚的小杨。“每想起云南就会想起那位叫杨春花的B族少女。如今她已经不再是少女而是年纪不大不小的母亲，但他的记忆里只有那个少女。”小韩与小杨，代表的正是韩非青春时代的两个符号。

　　《恍若情人》中的人物可以分为两类截然不同的群体，一类是编辑、作家、警察、大学教师组成的所谓社会精英人群，一类便是以晓溪、小花为代表的高危人群。这之间，作者难能可贵地表达出一种诸生平等的意识。在韩非眼中，打着爱情幌子偷情的女作家程建平等人，并不比出卖肉体的晓溪等人高贵多少。这很让人想到莫泊桑小说《羊脂球》所表达的同样主题。作者同时把这一平等主题向着《茶花女》的高度延伸：有着社会地位的作家韩非，最终踏上了追寻“小姐”晓溪的道路。在小说意味深长的结尾部分，“恍若情人”俨然已抹去疑问与假设，变成了“真情人”。

　　总体说来，《恍若情人》这部作品表现出的作家有意识对高危人群给予关照的姿态值得肯定。然而它的语言表达与情节的推进却使本应得到深化的主题受到损害。语言方面，作者绕开了人物心理的刻画与细节的描摹，致力于事件的叙述与对话的堆积，充斥满篇章的沾染着强烈网络风格的语言，精放而不节制，戏谑而无韵味；情节方面，旁生枝出，一些人物的出场完全没有必要，而对于主人公一路性事乐此不疲的堆砌，更伤害了作品的文学性。

文：黄孝阳 出处：新京报 2007年8月

　　洪峰，当年文坛先锋五虎将，与苏童、余华、格非、马原齐名。自去年“乞讨事件”后重回公众视线。这是一个悲伤的pose。由之引发的作家是否该由国家包养的争议一时掠尽人们眼球。生活让我们狼狈不堪，没有谁能够例外。

　　洪峰在发出“老汉早晚要死的，看客们不要着急”的感慨后，趁势推出长篇新著《恍若情人》。因为题材敏感的“小姐”与作者本人的生活在文本中的投影再次引起众声喧哗。或有人言，这是作家的堕落，是文学的耻辱。那神圣不灭之物，如今落得要靠兜售隐私与下半身气味招徕镁光灯。

　　我们都是有罪的。活着的人，谁不是罪人？

　　这个时代的流动之快超出人们想像，到处都是扭曲、破碎的影像以及影像所衍射的幻觉。要在其中找到遁去的一，对文本作出准确评价，何其之难。

　　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书评，都是强作解语人。每一刻，都有彼此矛盾且互相缠绕的词语在喉间滚动。必须承认，《恍若情人》已不再具备任何先锋的特质。每章节前面的强沙尘暴、非典疫情、网络诈骗、暴力游戏、恐怖袭击、人体炸弹等新闻报道，作者本人认为它们“和‘小姐’一样，这些都是人类不可回避的一种悲剧基因和现实存在。这样写，在文本上互相参照；在结构上，有一定反讽效果。”老实说，它们除了让读者的目光滑开，没有其他用处，更别提成为一把把切割时代的刀子。作者所刻意强调的救赎之旅，究其实质，更像是一次矫情的告白。

　　上帝坐在高处吸烟。上帝沉默无言。淡白色的光从云层之间垂直悬挂而下。肯承认自己的罪，试图去找回灵魂，总好过“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好过一些作家对当下物质社会的机械复制。

　　作者对“小姐”这特殊群体的态度更值得人尊重———他看见了她们；其次，他以平等的态度直面书写着，没把她们写成卖身救母的圣女，继而歌颂她们的心灵和尊严之美；也没有把她们写成堕落的恶之花，是需要被拯救的一群人。作者像在写每日从桥头走过的那些女子，眼中没有猎奇，还原这些边缘人的生活，写她们与我们的关系。她们的日常生活与公众的普通生活形成对比，像两个排列在一起的意味深长的词组。词组之间，是鬼魅一般倏然出现又迅速消失的意义。

　　姜，毕竟是老的辣。作者虽然不再在那幽微处着力，再三叩击，叙事笔调因为看倦了人世间的冷暖荣辱，于朴实无华中有了极大张力。

　　只要打开书，读者便几乎要被那情感的惊涛骇浪所卷入。三千汉字，若钱塘江的潮。海面雷霆聚，江心瀑布横。文化、性、道德等词语仿佛是潮水中所裹胁的森然大木，冲着读者的内心直撞而来。不再有更多的形而上的破坏与颠覆，一切在本能的主宰下，发出撕心裂肺的叫喊。这让人晕眩，不住一口气把这书读完，看看书中那个特立独行的文化人韩非最后“找到了谁，又失去了谁。”

文：潘启雯 出处：光明日报 2007年9月

　　以“先锋作家”身份出道的洪峰，上街推出“实名制乞讨”于前，出小说救妻于后，热闹程度不亚于娱乐明星，曾一度引起众声喧哗。20年前，这位“东北英雄男子汉”凭一部惊世骇俗的《奔丧》给自己带来极大声誉的同时，也令当时的中国文坛为之侧目而振奋。相较于20年前同样惊世骇俗的《奔丧》，这部让人想入非非的《恍若情人》（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6月第一版），聚焦“失足女”现象，从“一半是寻找，一半是对比”中深刻揭示了人类精神基质中的病态。

　　《恍若情人》讲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韩非是一个东北籍的离婚中年作家，有一天他大学时代爱慕的对象韩春丽的女儿小妮突然失踪，据称是被人带到了云南。在韩春丽的拜托下，韩非从东北赶往西南，踏上了在云南的漫漫寻人之路。在寻找小妮的过程中，韩非在大理、丽江、昆明辗转流离，接触了警察、编辑、女诗人、娱乐场所的小姐等形形色色的社会人群，并与一名误入歧途的杨晓溪发生了错综复杂的感情纠葛，灵与肉也发生了激烈地碰撞。他试图“拯救”这位失足女子，使之开始新的生活，但因韩春丽的突然闯入却导致杨晓溪失踪，韩非从此又踏上了寻找杨晓溪的旅程……

　　故事以韩非“找到小妮却失去杨晓溪”为结局，一个旧“寻找”的结束，一个新“寻找”的开始。如果说前一个寻找是实体的人，我们姑且把它称作“表层的寻找”；那么后一个则是心灵底线的寻找，是“深层的寻找”，透过表象，作者所要寻找的，是比寻人更为深刻、更为可贵、更有意义的东西，主人公韩非作为“核心成员”，让作家得以展示所要“寻找的东西”，例如对生命本质意义的追问，对美好人生的憧憬，对思想、观念和情操的追求。可是令我们深思的是，韩非的这种“寻找”尽管是极其正常的，但他为此而展开的“寻找之旅”抑或叫“救赎之旅”，却与传统的道德观念发生了激烈的碰撞，而正是这种激烈的碰撞才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对比，洪峰在小说中的对比是真实的、具体的：其一、女性人格的横向对比，大学恋人韩春丽对韩非言语暧昧，只不过出于利用；女作家程建平在农历年底“抛家别子”赶到昆明与韩非同居；警察阿秋为人爽朗正直，但同样是有着强烈欲望的女人；网友“蓝色水晶”似乎全然陶醉于言语性爱……在这些女人的横向大对比中，作家的观点可见一斑：女性皆平等，不必孤高自许，也不必妄自菲薄，在不同职业的躯壳下，她们其实有着爱与欲的共同需求，在人格上的高下也有待我们重新考察。其二、男性观念和处世态度的对比，“南北”这个人物的女性观是小说中值得注意的部分，毫不夸张地说，他代表了社会上相当一部分男性的女性观：小姐是下贱的，给钱就行。但事实上呢？我们看到，作家不动声色地描写了韩非与“失足女”杨晓溪的相爱，是有阻挠的力量，但不是金钱，而是韩非与南北这两个男人生活观念和处世态度的差别。

　　值得欣慰的是，作家在“寻找”中撇开诸种成见，看到了心灵与尊严之美；在“对比”中表明了自己的情感倾向与价值趋向。如果说，20年前洪峰是想通过《奔丧》对既往认识及价值体系进行破坏和颠覆的话；那么20年后在《恍若情人》里，他则极其虔诚地试图建立新型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整个世界和睦相处的价值体系。
　　
　　此外，在这个并不复杂的故事里，洪峰为了更有效、更深刻地揭示和展现这一个特殊群体的生存状态，他以极具感召力、极富挑战性的艺术手段，将主人公设置到了一个极其特殊的环境里，既可能和主人公是共鸣、交融的，也可能是冲突和对抗的，而这种或共鸣、或交融、或冲突、或对抗的阅读过程，则为作家试图构建一种新型的平等、互溶、和谐为核心的价值体系提供了可能。同时，它看似一部“反爱情”的生活写真，却处处荡漾着一股细碎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