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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众政治经常被轻蔑地称为“街头骚乱”，但在查特杰看来，它却是今天的政治现代性在其中正在不断被打造出来的地方。群众政治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导致了治理人口新技术的发展。一方面，大众主权观念获得广泛接受。另一方面，安全和福利技术的增生造就了对人口进行行政管理而不是提供公民以民主磋商舞台的现代政府机构。...

文：于方来 出处：新京报 2007年8月

　　6月16日，在上海，印度加尔各答社会研究所所长、同时身兼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教授的学者帕沙·查特吉，在题为《21世纪的农业文化》的演讲中劈头说道：所谓的“第三世界”这一说法，已经过时了，因为亚洲和非洲走上了不同的经济发展轨道。中国和印度的惊人发展，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在这个前所未有的工业化和原始积累过程中，中印两国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危机：农民失去了土地，却不能被资本密集型和技术依赖型的工业所吸收，如果政府没有安置政策，就可能失去生计。

　　“传统的用武力镇压农民反抗的方式在今天失去了合法性”，查特吉说，政府不得不寻求资源给失去生计的人提供其他的生活手段，以此来抵消原始积累的后果。

　　查特吉将中国和印度从第三世界中剥离出来，然而他并非是说，中国和印度由此晋级到第二世界，而是想在“三个世界”的框架之外来定位现实，尤其是亚洲的现实。在他刚刚被译成中文的著作《被治理者的政治》中，帕沙·查特吉描述了更广泛的世界图景，其中不光有亚洲的政治现实和前景，也分析了9·11之后的世界景象。

　　把亚洲的状貌放到世界的政治和经济格局中加以讨论，这眼界对中国的研究者不无裨益。但是，无论是查特吉的演讲还是著作，带给我的教益与困惑一样多。

　　在演讲中，他希图建立一种模型，其目标是将农业文化在亚洲和西方的历史前景区别开来。在他看来，中国和印度的农业文化不会随着史无前例的工业化而消亡，相反，这两个国家将是兼容工业化社会和传统农业文化的榜样。

　　查特吉的理论模型无疑是基于政治学逻辑，即他所说的，亚洲的政治现实使中国和印度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原始积累的后果”。但这一模型是否符合亚洲工业化的经济学逻辑和亚洲的经济现实？印度和中国的工业化带来了工作机会，使得人口可以大量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农村的衰败几乎是接踵而至。这些亲见的情形，让人在评估查特吉的模型时，不得不持谨慎态度。

　　我觉得关键在于，查特吉在描述亚洲现状的时候，表现出深刻的洞察力，但在描述解决路径时，却显示出一个理想主义者过于乐观的心态。

　　《被治理者的政治》重温了亚里士多德的一项基本政治学命题，即“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分子”。查特吉说，现今的政治理论并没有接受亚里士多德当年的政治理想，但是所有的社会治理仍建立在他的命题之上。

　　他提出了他自己的政治理论：今时今日，世界上的大部分被治理者没有治理的能力，却有能力选择自己怎么样被治理。由此提出的论据来自印度，其中包括三个因为经济发展需要而遭遇动迁的印度居民的故事。这三个故事像极了中国目下的动迁现实。然而，问题解决的方式，却是纯粹印度式的：这些居民通过选举，找到了自己与治理者之间的调解人，也即政治代表，以此与谋求GDP进步的政府进行利益博弈。

　　对中国人来说，帕沙·查特吉对被治理者的生存状貌的描述，某种程度上颇为熟悉，但是很难同意他的结论：“世界上大部分人民正在发明新的方式，根据这种新的方式，他们可以选择他们应该如何被治理”。查特吉认为，被治理者通过选举中的票箱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是一种新的民主政治———首先，这真的是一种新的民主政治吗？其次，这种民主政治的形式，似乎并未如他所乐见的那样，正在亚洲生根发芽乃至遍地开花，成为“世界上大部分人民”的选择。

　　这一点与尤努斯的著作《穷人的银行家》给我的观感类似。就个人而言，我很难从旁观者的角度去阅读这些基于南亚地区的经济学或者政治学著作，他们描述的历史面貌与中国的经验总是惊人的相似，而他们尝试的解决问题的路径总是与中国的经验大相径庭：印度的问题也属于中国，印度的答案却只属于印度。

文：林东林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8年3月
     
对于中国读者，尤其是内地读者来说，有趣的是，同是蜚声国际间的印度学人，作为政治学者的帕萨·查特杰，其声名要远远逊色于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阿马蒂亚·森，无怪乎《被治理者的政治》甫一登陆，便有诸多读者惊呼不已：帕萨·查特杰是谁？
这看起来虽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但却反映出一些耐人深思的问题。改革开放３０年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力推行，我们过于重视经济进而过于重视经济学等实用学问的输入，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同是作为社会科学的政治学的输入，这或许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步履艰缓不无关系。至于另外一点，则是国内学者向来惟英、法、美、德等国学界马首是瞻，往往忽略了日、印等亚洲国家的重要学人——所以我们善于跟风的学术环境也难辞其咎。
去年６月中旬，作为印度底层研究（Ｓｕｂａｌ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的主将，帕萨·查特杰获邀访问上海，参加由上海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亚洲文化研究上海研讨会”，并发表了题为《二十一世纪的农业文化》的开幕演讲，国内学者、媒体乃有缘一睹这位声名在外的印度学人的风采。但事实上，这次上海之行并不是查特杰第一次访华，有心人或许还记得，早在２００１年他就曾去过北京，只是当时国内学界和新闻媒体对他知之甚少没有报道罢了。忆旧谈今，在此或许仍有再介绍一下这位后殖民主义学者的必要：查特杰生于１９４７年，先后就学于印度加尔各答大学和美国罗彻斯特大学，１９７１年取得博士学位留任一年后回国，任职于加尔各答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至今，此外还是美、英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
这本《被治理者的政治》，说起来还是去年６月那次上海会议的副产品，正是当日与会的台湾学者陈光兴慧眼识珠，积极推荐北京的田立年先生翻译，所以才有了我们案前的这本小书。值得一提的是，陈光兴先生在台湾对查氏也介绍甚力，早在２０００年就出版了由他主编的《帕萨·查特杰讲座——发现政治社会：现代性、国家暴力与后殖民民主》一书。
如果说古典哲学与分析哲学这两个思想脉络只是在“古今”的架构下来思考政治的意义，那么像帕萨·查特杰这样的后殖民主义学者，则就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思考如何反抗所谓新自由主义的问题，《被治理者的政治》就是后殖民主义学者在政治问题上的集中表达。全书主要有两大部分，一部分是查氏在哥伦比亚大学舍夫纪念讲座所作的三场演讲，另一部分则是针对“９·１１事件”之后世界政治变化进行的观察与分析，在这两部分中都不惜大量篇幅描述了印度棚户区居民的政治斗争，中间还穿插有辅助了解印度当地情况的丰富民族志细节，末了则意味深长地写到美国帝国权力（新自由主义）在世界各地的运动。
由欧美国家的历史经验而言，“国家—公民”是对其政治情形的基本描述，不但国家不遗余力地在世界各地兜售这种政治理念，主流学者也常常声嘶力竭地为之叫好，以为其放之四海而皆准。然而真实的情况是这样么？相对于国家而言，社会究竟是公民社会的体面集合还是让人难以辨识的大众政治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是否存在区别？
查特杰的底层研究表明，发达国家那种体面的公民往往是稀缺的，公民社会多少也显得虚无缥缈，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往往是由底层人的政治斗争支撑起来的，这虽然还不足够理想，但却是地地道道的现实。正是通过底层政治——被治理者的政治——国家与人民才发生了真切而生动的联系，印度棚户区居民的斗争也因此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然而以前我们总以为政治发生在上层，大众政治经常被轻蔑地称为“街头骚乱”、“前政治的”。事实上，这些来自下层群众的抗争其实是后殖民时期的主要政治活动，只是国家精英不愿意以“政治”来严肃地对待他们。也正因为如此，查特杰才企图创造出“政治社会”（查氏称之为“非资本管理的空间”，主要指被全球化裹挟的农民、小手工业者、农民工及城市摊贩）这个新概念来捕捉出那些从重重迷雾中新浮现出的民主空间与形式，以弥补由欧美国家历史经验延伸出来的“国家—公民”分析模式不能解释世界大部分地区真实情况的不足。
相比于前部分有一个清晰的“被治理者的政治”而言，全书后一部分的主题则略显游离，查特杰先用两章的篇幅来谈论帝国权力（新自由主义）在世界各地的运动，又用两章的篇幅来谈论南亚的世俗主义和教派主义以及印度城市所面临的迫切问题。有意思的是，查氏对全球化中资本和贸易的排斥态度（除此之外，针对眼下的美国查特杰还提出了区分领土帝国和海外帝国的新帝国，并分析了其悖论和最终的瓦解），与一向以西方反新自由主义、反全球化姿态出现的的布迪厄、乔姆斯基多有一致，除了查特杰之外，另一个反美、反帝国主义甚力的东方学人则是萨义德，而在这本《被治理者的政治》的扉页上查氏也注有“献给杰出的学者萨义德（Ｅｄｗａｒｄ Ｓａｉｄ，１９３５～２００３）”之语，查特杰、萨义德和布迪厄、乔姆斯基，这两对分属东西方两界的学人，终于在反美、反帝、反新自由主义上达成了统一。
令人略有不满的是，不知是查氏原来的行文晦涩还是译者的理解有偏颇，书中个别文句和概念的翻译有些拗口和略失精准，另外在文字校对上也有所疏漏，好几处都有明显的错别字和语法差错，不过查特杰在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结合上处理得很到位，其本人在欧美学者独霸天下的背景下横冲直撞的勇气也颇为可嘉，所以读来仍不失为一本有所收获的著作。
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查特杰虽出身于政治学，但其影响力却不止于此，而是对其他领域也多有渗入，要想一窥查氏学术思想的大貌，除了这本《被治理者的政治》之外，其还有两本著作值得一读，一本是为他带来世界性声誉的《民族主义思想与殖民地世界》，另一本则是《国族及其片段：殖民与后殖民历史》。前者作为查氏的成名作，一直被视为研究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理论与思想的经典之作；而后者则是对前书理论探讨的进一步深化，一举奠定了查氏作为亚洲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在印度等第三世界及欧美学界无可替代的地位。
１９９８年，因对福利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所做出的突破性贡献，印度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使世人再一次对印度学人刮目相看。耐人寻味的是，查特杰和阿马蒂亚·森相比，除了年龄比森年轻近３０岁之外，两人所走的道路却很相似，即都毕业于加尔各答大学，而后一个赴美，一个赴英，取得博士学位后都在大学任教，都担任了英、美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不同的则是森多辗转于剑桥、牛津、哈佛、联合国和各个学会，而查特杰却多在加尔各答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供职，但从某种角度看，作为致力于在英美学界打拼的印度学者，他们问题意识的形成，实都来源于其历史经验与认同危机的共同作用。

此外，再加上学院文化左派在美英大学生产机制中的正当性，作为在欧美主流学界已占有一席之地的后殖民主义研究领军者，查特杰将成为政治学界的阿马蒂亚·森也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