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晓钱 出处:广州日报 2007年7月
对中国读者来说,伯特兰·罗素之所以耳熟能详,不仅因为这个英国人是当代有名的哲学大家,长长的一生(1872年-1970年)充满着传奇色彩,而是因为他在1920年10月来到中国,在随后的九个月,足迹遍及中华南北,作了多场演讲,话题从曲高和寡的数理逻辑到切中时弊的社会改造建议,在当时成为中国文化界的一件盛事。
五四运动前后,知识分子的热情和活动都达到一个高潮。他们希望像西方知识分子那样,能够有独立地位并影响社会,而不是直接为统治者献计。在这一背景下,文化界的精英们不仅如饥似渴地“拿来”西方文化,努力从中寻求挽救中华的良方。胡适邀请了老师杜威,有“守旧复古”之嫌的梁启超,也用讲学社的名义邀请来罗素。不过,充满热情地去听罗素演讲的人,并没有要复古。
相反,罗素的演讲涵盖范围极广,既有纯哲学方面的探讨,如《哲学问题》、《心之分析》《物之分析》和《数理逻辑》,也有针对中国困境有感而发的“指点”,如《社会改造原理》、《教育之效用》、《未开发国之工业》和《中国的自由之路》。虽然罗素的哲学演说很精彩,但相信对于一般中国的听众乃至哲学爱好者、文学青年,更感兴趣的还是他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人们更多的是希望能从这个“智者”的演讲中,发现到治理中国危机的良方。的确,罗素也给出了很多“建议”,如“教育要能教人做事,能教人做国民,能教人做人”;“中国不能统括地采用欧洲文明,也不能完全沿袭自己古老的文明”等等。很多类似的观点,在当时的中国乃至随后漫长的岁月里,都会引起中国知识分子“于我心有戚戚焉”的感觉。
当然,罗素演讲的精彩和价值并非只在为社会问题开良方。实际上,他的哲学系列的讲座也多是通俗易懂引人入胜。如果细读罗素的哲学和社会问题方面的演说,即使是在今天,相信有心人在从一个侧面了解那个时代的中国之余,也能获得思考的快乐。毕竟,这个大师给我们带来的,可以说是一席哲学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