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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正在集体失忆，忘记自己的文明，回到下一个黑暗世纪，《美国大城市死与生》的传奇作者，为迷失的文化找寻方向。

　　15世纪初，中国大明王朝曾凭借郑和的宝船队远航各大海洋，但为何最后是达伽玛用三艘葡萄牙小船开启了欧洲对世界的殖民时代？为什么曾经繁华的文明会逐渐凋零、一度领先的文化最后却丧失优势？对自身文明的轻忽与遗忘、内生的腐烂，是致命的转折点。而在转折发生的当时，人们并未察觉，或是因为太晚察觉而无法挽救。对于各种丢失——技艺的丢失、文化的丢失——人们是会习惯、进而遗忘的。文明一旦被遗忘，很快就会消失，再也无法寻回。中国一度领先的航海技术就是这样消失掉的，在明廷随意地撤消宝船队后，中国进入了一个远洋航海的黑暗时代，最终被欧洲文明所超越。综观历史，除了罗马帝国衰亡到文艺复兴初期的这段中世纪欧洲是我们所熟知的“黑暗时代”以外，还有许多不同的“黑暗时代”，默默地终结着一个个古老的文化。一万年前，我们的祖先从狩猎文化进展到农耕文化，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断将原本印刻在脑里的记忆遗忘一空，打猎、采摘，这些文化技巧我们早已不会了；而现在，我们站在另一个巨大的十字路口，正从工业时代跳到一个科技为基础的未来。我们该如何安然度过这个转变，而不再丢失自己珍贵的文化？
　　这是一本阴暗沉重的书，也是一本充满希望的书。雅各布斯这位城市规划的大师、城市经济学的传奇、改革者和梦想家，为浑浑噩噩的大众敲击着警钟，思考着困惑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生活的诸多问题。本书的宗旨，就是讲述“黑暗时代”的教训，以维护并发展我们的文明，使它不致渐入死巷。

文：杜益萍 出处：广州日报 2007年7月

　　简·雅各布斯的最后一部作品的中译本《集体记忆的黑暗年代》，其英文版名为“Dark Age Ahead”，最先出版于2004年。在书中，雅各布斯开宗明义，写作此书的目的就是“在经由了解作为文化崩塌的极端特例的‘黑暗时代’的悲剧如何发生、如何避免，以期维护并发展我们自己的文化……不致渐入死巷。”

　　当今的文明似乎到达了一个前人难以想象的巅峰，但记忆丢失与文化无用仍如惯性一般蔓延至今。“文字、印刷和网络技术的高度发达令人产生一种虚幻不实的安全感，以为文化是永恒的，殊不知任何时代的活文化都是经由言传及身教而存活下来的。”如果西方社会再不进行自我审视并作出适当改变的话，那么北美文化甚至整个西方文化将会身陷危机，面临另一个黑暗时代的到来。雅各布斯虽非医生，但却敏锐地诊断了当下的文化症状。

　　“今天的世界是一个由文化赢家、陷入古老或新起的黑暗时代及向下沉沦盘旋的人们、正在爬出来的人们、前农业文化的幸存者，以及衰败王朝的残存者所交织而成的令人迷惑的拼贴。即使在同一国家中，也有现代、古代、黑暗时代的文化交织并存的现象”。正如雅各布斯所认为的，她的这番警训虽然具有针对性，但是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尤其是存在由经济发展连带而来的各种各样社会问题的当代中国，也是一份莫大的财富，记住并且使用之，这才是正道。

　　我们这个时代是焦躁的，有着太多荒唐的悖论，有着太多致命的短视，还有着太多自取灭亡的潜行。而这个时代里真正的知识分子总是需要忧患意识的，能够用自己的心去发掘浮华背后的失落，能够用自己的行动去捍卫人类本该拥有的尊严。

文：华建光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9月
　　
　　简·雅各布斯是一位富有社会责任心和文化使命感的公共知识分子。她不是一个医生，但却总是带着医生审视病人的眼光观察整个社会，诊断现代社会的诸多症状和病因。在《集体失忆的黑暗年代》中，她认真地诊断了北美文化，警告这一文化正接近失忆的边缘，有滑入黑暗时代的危险。
　　针对“可以将过去生活的任何片段都制成‘时间胶囊’完好保留”的想法，雅各布斯直截了当地指出，活文化决不可能单单靠文字或图像就流传下来；文化需要言传身教才能存活下去。这也就是说，一旦言传身教的机制产生问题，一种文化就很可能被遗忘。
　　正是基于对“言传身教”的体认，雅各布斯在书中列举的两大不良现象都与“教育”密切相关。比如，她指出过高的房价导致家庭无法提供给子女良好的教育条件，社区交流的缺乏更是容易造就与世隔绝的成年人；这些人寂寞、多疑、忿恨、脆弱、消沉、彷徨，只知道用喜剧或真人秀来填补自己内心的空虚。她还批判了高等教育精神的丧失，大学的主要任务不再是育人，而是颁发文凭，教师不再对只想混文凭的学生感到绝望，学生也不再因学校将自己视为高效率加工处理的原料而倍感失落。
　　具体到以北美文化为代表的后农业文化，雅各布斯发现它不但在“言传身教”上出现了问题，而且在推动力上也出现了令人不安的窘境。科技曾经是后农业文化的第一推动力，可如今科学界却沉迷于积累起来的研究范式，固步自封，漠视证据和反馈；民主政府曾被看做是能将各色人群组织起来的最有效形式，可如今却越来越不能贴近下层民众的需求，沉湎于想当然之中，税收的运用显得相当白痴；甚至知识阶层也变了质：大众原先托付他们去规范或开除社会上那些爬上专业职位的骗子、粗人、疯子，可如今他们却丧失了自律和自审的品格，甘心沦为骗子和罪犯。
　　雅氏的担忧，显然不局限于北美文化。“今天的世界是一个由文化赢家、陷入古老或新起的黑暗时代及向下沉沦盘旋的人们、正在爬出来的人们、前农业文化的幸存者、以及衰败王朝的残存者所交织而成的令人迷惑的拼贴。”可不管是诸如北美文化之类的文化赢家，还是曾被殖民化、半殖民化的文化输家，都濒临着文化失忆的危险。
　　因此，雅氏在历史向度中描述文化输家的窘境。这些国家和民族饱受从农业转到后农业文化的苦痛，被迫按照别人的速度在一个劲地改变自己和模仿西方，以求能够得到一个“现代化”的美名，而不再被人视为愚昧或落后。可与此同时，一种向下沉沦的身份丧失感也随之袭来。
　　不幸的是，中国也恰是这类国家中的一员。中国现在上演的，也正是雅氏所言的：“西式建筑‘现代化了’这些城市，老城市往往变成了博物馆藏品、观光客的陷阱、被取代的时代遗物。人民在自己国家里都感到迷失。最重要的是，当地社会中各阶层的人都痛恨自己不再控制着自己的命运。”这些剧情可以归结为一点，那就是对自己原有文化和历史的淡忘和遗失。
　　更不幸的是，我们所要努力塑造的后农业文化，在很多大城市里，已经显现了雅氏所言的失忆征兆。房价在猛涨，负债成了普通工作者一生的生活状态；教育被当成了增长型产业，学校也成了造人的大工厂，而且还持续几年进行了“扩大化再生产”；政府也在到处规划，拆迁成了城市最主要的剧情，到处可见整齐划一的社区和那不知伸往何方的高速公路；会计和法律成了热门专业，他们当然主要不是为了公众所托付的责任，而是为了那丰厚的报酬。
　　对现代中国来说，要面对这种双重不幸，其痛苦自然可想而知。对此，或许我们也需要听一听雅各布斯的忠告，不要指望意外的救援，主要还是要靠自求多福的努力：在文化对战中，多一份对自己文化的执着，而非一味模仿而将自己的文化束之高阁；在步入后农业时代时，至少把现有的资源利用得更好，在教育等问题上更为慎重，知识阶层至少也可以表现得更为自审，而非一味盲从，一任资本和权力的妄为和摆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