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一泓秋水 出处：广州日报 2007年7月
人类社会的发展前进，乃是智慧不断增长，生产力不断发展，经济更加繁荣的结果。而人与动物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人有理性，对于不同的价值观有选择、判断的能力。
必须承认，任何选择都会引起相应的后果。其中的关键在于，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众所周知，中国的落后到清末已成积弱之势，在屡战屡败之后，“师夷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才被提了出来，并引发了激烈争论。及至民国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大多已经意识到了问题之所在，因此，大批学子出国留学，学习包括西方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在内的各种知识。其中的动机既有报效国家，奋发图强的强烈愿望，也有穿越中西文明，寻求知识和真理的渴求。毫无疑问，他们有一个基本共识，即处于领先的西方文化的确有其独特之处——而这些方面是值得学习的。
应当说，《现代的诱惑》是一部别开生面的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著作。全书分三部分，分别是：（1）渴望现代：“五四”的西方主义和日本主义；（2）重思现代：京派；（3）炫耀现代：上海新感觉主义。作者认为，民国时代对现代主义的理解呼唤了一种地区、全球语境相互交织的多元背景。文化争论、政治纷争和社会动乱等不断变化的地区语境塑造了现代主义，同时帝国主义推动下的全球文化经济潮流也参与了现代性的塑造。这种地区/全球连接最为明显的显现即是半殖民地性。这是一种多重外国势力对中国进行多层次占领的政治方式。为了自身的经济和政治目标，这种种的外国势力在中国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作为我们所处的后帝国主义时代的特征，新殖民时代的标志即是：西方文化霸权将西方自身定位为终极价值的裁定人。同时，新殖民时代的被殖民者又反过来将这种定位内在化，从而使文化霸权的可能性得以实现。无论是在“五四”一代西方主义的现代主义之中，还是在京派的文化普遍主义那里，亦或是在新感觉派这里，都市西方的视角都参与其中。京派思想家发现中国文化复兴在战后欧洲流行的文明话语中占有相当的合法性。与之相区别，西方主义者对中国传统的彻底否定采取了一种更为直接的方式。新感觉派既不号召否弃传统，也不呼唤有限度地复兴传统，而资本主义现代性是唯一需要他们考虑的因素。
西方列强，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给民国时代的中国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是，本书所谓“西方文化霸权”的提法就值得商榷。文化是由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综合形成的一套体系，不管是西方文化还是东方文化，从来就不是孤立产生的结果。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能长期流传的很大因素就是因为其开放性和包容性，如佛教进入中国之后就被本土化。正是因为中国文化有开放性和包容性，有其独特、优秀的一面，才被亚洲其他国家包括日本所接受和学习，显然，我们不能因此说这是因为中国文化霸权。西方人认识到了专制的危害性，因此用制度和法律限制政府权力，并倡导出包括民主、自由在内的价值，我们当然不能说中国人就不需要民主、自由而喜欢专制文化。虽然作者史书美女士的研究有其独到之处，但是，她的一些观念显然也未必正确。毕竟，发展才是硬道理。一个国家能够强大，总有其优越的地方。从另一方面来看，民国时期一些现代作家身处那样的时代背景之下，他们对现代主义的认同实属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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