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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基督教文学”的界定，目前学界仍缺乏统一的认识。本书中所说的 “基督教文学”这一概念，包括狭义与广义两种含义。狭义的基督教文学，是指包含圣歌（赞美诗）、祷文、宣道文等在内的传统意义上的基督教文学；广义的基督教文学则指基督教著作家基于基督教精神而创作的具有文学要素的一类文学。其中，除了前面所说的传统意义上的基督教文学，还有纯文学层面的基督教文学。无论是狭义的基督教文学还是广义的基督教文学，其本质都是对基督教信仰的回应，只不过狭义的基督教文学更强调对信仰的直接传达，而基督教纯文学则注重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思想，两者最终是殊途同归。
　　 中国基督教文学既是世界基督教文学的一个分支，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形成和发展，与近代基督教会文化传教的策略有着密切关系，而这种传教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明末清初之际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传教策略的继承（新教）和恢复（天主教）。在来华教会人士和本土教会人士的大力提倡与推动之下，中国基督教文学最终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容忽视的文学支脉。
　　 对中国基督教文学大致状况的考察，是在新教与天主教两个方面分别展开的。相比而言，新教在狭义层面的基督教文学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特别体现在官话和合本《圣经》的翻译和《普天颂赞》圣歌集的编纂上。它们不仅为中国基督教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在文体上为中国新文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意义，而官话和合本《圣经》对新文学的先驱作用更是有目共睹的。在纯文学方面，新教也吸引了包括冰心、许地山、老舍、赛珍珠等文学大家的积极参与。较之新教，天主教在狭义层面的基督教文学成就不大，但在纯文学层面，却出现了以“公教文学”为代表的颇具流派特征的文学样式。继20世纪30年代中期公教界人士明确提出“公教文学”的概念之后，以北平辅仁大学和天津工商学院为中心，从理论建设、作家创作、文学评论以及国外公教文学的译介等方面全方位地掀起了一场有声有色的公教文学运动，且出现了包括苏雪林、张秀亚、周信华等在内的一批有成就的公教作家，为中国基督教文学的深入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作为一种信仰的产物，中国基督教文学呈现出独特的精神品格和美学诉求。前者主要体现为出世的超越和人世的深沉；而后者则主要表现为宗教与审美的统一、文学与宣传之间的张力等。
　　 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中国基督教文学没能得到充分的发展，而随着历史进程的改变被迫中止。但作为一种客观的历史存在，它为中国新文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意义，并以一种准流派的规模和气势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内涵。本书在尽可能发掘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努力使之浮出历史地表，并希望借此抛砖引玉，引起对此研究领域更多的关注。

文：乔世华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7年8月

　　一旦有谁提到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百花园中存在过基督教文学的话，会有很多人都感到不可思议。可是，只要基督教存在，作为基督教文化“副产品”的基督教文学也会存在。基督教文学在世界文学中一直以来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有其独特的存在意义和审美价值。当近代基督教运动在中国较为广泛而深入地传播开来时，作为文化传教的一个有效策略，基督教文学也顺理成章地在中国得到了移植和延续，并且形成了一条不容忽视的支流，汇入到中国现代文学的洪流当中，尽管它远没有左翼文学、自由主义文学等“主流”文学声势浩大，但它毕竟真实地、历史地存在过，并在今天仍然存在着。只是对这样一个历史事实，长期以来很多现代文学的研究者却视而不见！

　　一直致力于东西方文学比较的刘丽霞博士，在翻检阅读抄录了大量现代期刊报纸尤其是诸如《金陵神学志》、《真理与生命》、《女铎》、《鲁铎》、《文艺月旦》等各种教会出版物并仔细考察了近代以来教会、教会大学的活动之后，得出结论：中国基督教文学曾经以其独特别致的音色加入到现代文学的和弦中，从而成为现代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本书第一次把基督教文学在中国的发生发展做了细致的梳理，对基督教文学的精神品格和美学诉求做了归纳和论说。

　　在这本书中，“中国基督教文学”是一个明晰的、实在的概念。在作者细致的描绘下，我们看到，西方基督教文学的翻译介绍为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形成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加之众多教会人士的大力提倡和积极参与、相关组织的成立、作家的培育和出版条件的改善等多方面的因素，使中国基督教文学破土而出，并带有文学流派的某些质素，且具有相当的规模。一方面，出现了大量的本土圣歌（即“赞美诗”）、祷告文学以及宗教题材的散文、诗、戏剧等狭义层面的中国基督教文学，以赵紫宸、贾玉铭为圣歌创作的代表；另一方面，在新教界和天主教界（后者还公开提倡“公教文学”）人士的大力倡导下，纯文学层面的基督教文学也蔚为大观，在新教方面出现了《女铎小说集》以及以冰心、许地山、老舍等为代表的纯文学创作，在天主教方面则是以苏雪林、张秀亚、周信华等为代表的本着基督教主义和精神所创造的纯文学作品。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发育是不完善的，一直处于边缘地位，但它却以一种别致的形态、特殊的视角参与到了新文学的建设中，对丰富现代文学的精神内涵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和思考。正因为作者不同于以往研究者把基督教作为文化影响因素的思路，而是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基督教文学的角度来重新考察和阐释现代文学中的相关作品，所以当我们重新走近冰心的《画——诗》、《晚祷》、《相片》，许地山的《缀网劳蛛》、老舍的《黑白李》等作品时，才会感到作者基于基督教文学的阐释要远比原先那些基于基督教文化影响的“饶舌”更为雄辩有力，更加贴近文本。

　　这是第一本对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存在予以关注的书，作者对基督教文学这一文学品种的发掘令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认知、对现代作家作品的认识更加全面和丰富。而在这本书中所展现的作者扎实严谨的学风和锐意探求的胆识更令我们折服。

　　这本书也有缺憾。作者在把中国基督教文学精神品格和美学诉求分别归纳为“出世的超越和入世的深沉”、“审美与宗教的统一、文学与宣传之间的张力”时，未能将中国基督教文学的特异禀赋与西方基督教文学做出有效的区分，这也许部分地是中国基督教文学开展、发育得不够充分的客观原因所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