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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独立的判断和诗一般低徊的笔触，唤醒一段正在消逝的历史，让已经模糊的身影清晰可感。
　　曾经有那样一个时代，曾经有那样一批人物。他们那相样地想着，那样地活着。他们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但他们守护、在意、体现的精神、传统、风骨，已与我们相去甚远。读着他们，我们感觉到恍若隔世；抚摸历史，我们常常浩汉不已。
　　民国时期的那批学人，有着与今天的学人迥然不同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他们的个性或迂或狷或痴或狂，但内里全不失风骨、风趣或风雅，底子上都有一个“士”字守着。总而言之，是一批不失“硬朗”，而又“好玩”、“有趣”的人。
　　
　　本书为中国《中国青年报· 冰点周刊》最佳专栏--“钩沉”结集，其专栏主笔徐百柯从故纸堆里或人们的记忆中，钩起79个人物。这些人物有些是我们些许熟识的，还有一些人物，徐百柯如果不写，恐怕将会被时间或时代彻底湮没与忘记。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故去的名校校长，铁肩辣手的报人，以及在世界面前代表中国的外交家……你可以看到那些熟识的名字：梅汝璈、陈望道，你也可以忆起那些或许淡忘的名字：蒋南翔、蒋百里……围绕着他们的一幕幕鲜为人知的传奇轶事，通过本书在历史零散与完整的记忆中生动再现。他们曾经的理想，他们的面容和言行，他们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在徐百柯的文字中一一复活。

文：季剑青 出处：广州日报 2007年8月

　　或许是为了迎合这个时代怀旧的阅读口味，有关民国掌故趣闻一类的书在坊间一直颇为流行——那是一个大师云集群星璀璨的时代。于是乎好像一夜之间，人人都开始谈论王国维、陈寅恪、吴宓了。当大师们开始纷纷蜕变为一种文化符号时，似乎有理由怀疑，一本题名《民国那些人》的书，是不是又是怀旧大餐上，刚刚端上的一盘甜点？

　　然而，翻开这本书的目录，我们看到的并不是那些声名显赫的名字。他们是那些长时间来在我们的记忆中消失的人和事。作者为了追踪一个人在当代留下的痕迹，煞费周章地检索资料，寻找亲友，而在此之外，则是一片沉默的空白。一面是建立新的文化偶像，一面却是更多更深的遗忘。这似乎提示着，无论表面看上去多么热闹，我们对于那个时代的认识，仍然是不完整的。而一个打捞者的姿态，自然和一切文化消费的动机绝缘。

　　作者的本行是记者，在文字的准备之外，他还需要去采访对象的亲友和学生，去了解他（她）在当代的命运。也许正因为此，作者对于那个时代和当下的巨大断裂和反差，有着更深刻的体察。“前辈已逝，不可追”、“背影渐远，犹低回”的深沉感喟，在书中处处可见。这并非文人的套语，其中包含的是对现状严峻的省思和对历史温热的情感。

　　即使是在那些我们更熟悉的人物那里，对于一种精神气质和风度的描摹，也没有沦为趣味性的叙述。记者必须具有的客观眼光，使得作者尽量回避主观的价值判断和借题发挥。他常是敏锐地从大量素材中抓取最有表现力的细节，然后用特写式的笔法勾勒出来，只需短短几句，便画面感十足。在细节的穿插点染中，可以不按一语，而境界全出。加之时间不断地在过去与现在之间闪回对照，作者的笔触愈是冷静，其中包含的情感却愈显得炽热。虽然每篇不过一千来字的篇幅，读完后犹令人低回不已。就其中情感的深度和广度而言，称其有尺幅千里之势或许并不为过吧。

　　自然，这离不开那些人物自身难以企及的人格魅力。然而，我们心中仍需怀有如此这般的耐心、尊重与温情，不是将他们物化为文化市场上流通的商品和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而是小心翼翼地打捞和护持那个时代所有的光荣和辉煌，借以灌溉我们这个时代并不丰盛的精神家园。

文：杜涌涛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 出处：人民网《读书》频道 2007年9月

�敚�2004年6月《冰点周刊》创办时，我主持《冰点·人物》版，“钩沉”便是其中的一个专栏。事实上，这个专栏是为百柯量身定做的。说起来也没有太多的道理，《冰点周刊》初创时，可谓兵强马壮，仅记者就有10人，而百柯只是其中的一个新人：到报社工作尚不满一年，还未写出让大家印象深刻的作品。但有关百柯没有继续留在北大读博如何可惜等等传言，我还是有所耳闻的。这让我笃定他是这个专栏的不二人选。

�敚敶饲昂桶倏碌墓�从谈不上甚密。他硕士毕业来报社应聘，恰巧那次我是面试人员之一。问：过去读不读《中国青年报》？百柯厚道一笑，但毫不忸怩，回答：没怎么读过，原因是身边找不到这份报纸。知道这以前百柯还参加过报社摄影部的一次考试，据说笔试第一。可当摄影部主任问他：过去拍过新闻照片吗？回答竟是：没有。又问：为什么想到摄影部工作？回答：听说《中国青年报》摄影部在摄影圈里最牛。

�敚斦庋�的回答别人不知如何看待，反正在我这里是加分的。百柯后来留在采访中心当记者，我们成了同事。尽管没有业务上的直接合作，但他写的东西我还是要读的。很快他这一批来的记者被派往地方记者站锻炼，百柯到了下面写的东西不多，人像消失了一样。直到《冰点周刊》创刊，在报社招兵买马时，我才又想到了他。

�敚敗肮吵痢闭飧鲎ɡ福�定位是故去的学人。有的故去久一些，有的故去不久一些，但大抵都是民国过来的那批学人。那批学人生活在一个很不一样的时代：新旧交替、中西碰撞，风云际会，因而形成一种与今天的学人迥然不同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他们的个性或迂或狷或痴或狂，可谓千人千面，但内在里全不失风骨、风趣或风雅，底子上都有一个“士”字守着。总而言之，是一批不失“硬朗”，而又“好玩”、“有趣”的人。

�敚斦庋�的调子确定下来，编辑的工作也就差不多完成了大半，接下来的工作，从选人、选材、立意，到钻故纸堆、寻访相关采访对象，全由百柯来做，我是大撒手。每周到了拼版前一天或两天，打开稿库，“钩沉”一准候在那里。最初几篇，我还需要在文字上“推敲”一番，及至后来，百柯甚至连文字“推敲”的空间也不给我留。他是一个做事情有标准的人。

�敚敶印侗�点周刊》创刊之日起，百柯每周为“钩沉”提供一篇1600字左右的文字，不间隙写了将近两年时间，从故纸堆里或人们的记忆中，钩起70多个人物。这些人物有些是我们些许熟识的，而他突出的往往是其鲜为人知的那面。还有一些人物，百柯如果不写，恐怕将会被时间或时代彻底湮没与忘记。这些神态各异、个性多样、观点不一、命运多戕的学人，汇集起来便成了眼前这本《民国那些人》。作为这些文字的原始编辑，今天重读这本书稿，一时间竟变得恍惚起来：这是经我之手编辑的那些“钩沉”的文字吗？尽管当初设置这个专栏时就有了将来出书的打算，但每周读一篇和一口气读完的感受还是很不一样的。这大约就是所谓“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道理吧。

�敚敯倏峦ü�“钩沉”，已经聚起一批小众读者。这个至今尚不足而立之年的年轻人，经常被拥趸们误以为早已过了不惑之年。而他也确实从当初开“钩沉”专栏时的那个新手，历练成今日《冰点周刊》的核心人物之一。

�敚斘蚁嘈牛�百柯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而中央编译出版社又让这种意义变得重要了起来。

文：钱理群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9月
　　
　　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也是讲这一代学者、知识分子，题目是《有承担的一代学人，有承担的学术》。也就是说，这一代人，做人做事，都是有承担的。我还谈到这样的承担，是有三个层面的：对国家、民族、人类，对历史、时代、社会、人民的承担；对自我生命的承担；对学术的承担。

　　我读这本《民国这些人》，感触最深的，也就是这“三承担”。

　　这本书写到了几位以身殉道、殉职的学人、报人，其中就有因拒收张作霖三十万元“封口费”而惨遭杀害的民国名记者邵飘萍。他有一句座右铭：“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我想，“铁肩担道义”是可以概括这一代人共同的“不可夺”之“志”的，也是他们对国家、民族、人类，对历史、时代、社会、人民的承担意识的集中体现。这也是对自我在社会、历史中的角色、立场的一个选择和认定：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们都自命为“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代表的，不是某个利益集团的利益，更不是一己的私利，而是社会公共利益，是时代的正义和良知的代表，即所谓“铁肩担道义”。

　　在社会道德失范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民族危难的时刻，所以我们的国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时刻有着警醒的意义和作用的。危难中显本色，越是社会道德失范，知识分子就越应该承担“精神坚守”的历史责任，大学就越应该发挥“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的“精神堡垒”和“圣地”的作用。但现实却恰恰相反，许多令人痛心的丑闻都发生在大学校园里。因此，那些有节操、甚至有洁癖的老一代学者，就特别令人怀想。

　　那一代人，无论做学问，讲课，还是做事情，都是把自己的生命投入进去的，学问、工作，都不是外在于他的，而是和自我生命融为一体的。这样，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会使他自身的生命不断获得新生和升华，从中体会、体验到自我生命的意义、价值和欢乐。本书就记述了这样一个很有名的故事：金岳霖教授在西南联大讲逻辑学，有学生(我记得这是后来成为巴金夫人的萧珊)觉得这门学问很枯燥，就问先生：“你为什么要搞逻辑？”金教授答：“好玩”。大语言学家赵元任也是对他的女儿说，自己研究语言学是为了“好玩儿”。诚如作者所说，“在今人看来，淡淡一句‘好玩儿’背后藏着颇多深意。世界上许多大学者研究某种现象或理论时，他们自己常常是为了好玩。‘好玩者，不是功利主义，不是沽名钓誉，更不是哗众取宠，不是一本万利’。”还可以补充一句：不是职业式的技术操作，不是仅仅为了谋生，而是为了自我生命的欢乐与自由。

　　当然，这绝不是要否定谋生的意义，如鲁迅所说，“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人对物质利益、金钱的追求都是人应有的权利，所谓“安贫乐道”，如鲁迅所说，那是一种统治术，鼓吹者自己是不准备实行的。对这样的说教者，年轻人应该保持必要的警惕。但在生存、温饱基本解决，即达到衣食无虞以后，人在精神与物质上应有什么追求，就是一个大问题。我们所讨论的这些学者、教授，他们显然更注重精神对人的生命的意义，他们追求的是“简单的物质生活与丰裕的精神生活”。他们不追求外在于自我生命的东西，因此，就能如孔夫子所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那都是身外之物，是应该而且可以淡然看之的。

　　本书特地提到了费孝通先生对他的老师潘光旦的评价：“我们这一代很看重别人怎么看待自己，潘先生比我们深一层，就是把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这话颇值得琢磨，“看重别人怎么看自己”，在意的是身外的评价，地位，那其实都是虚名；而“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在意的是自己对不对得住自己，是自我生命能不能不断创造与更新，从而获得真价值，真意义。我们一再说，对自我生命要有承担，讲的就是这个意思。而我们的问题，也恰恰在这里：许多人好像很看重自己，其实看重的都是一时之名利，对自己生命的真正意义、价值，反而是不关心，不负责任的，因而也就无法享受到“民国那一代”人所特有的生命的真正欢乐。“自己对不起自己”，这才是真正的大问题。

　　这是刘文典先生在西南联大的故事：一日，日本飞机空袭昆明，教授与学生都四处躲避。刘文典跑到中途，突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目力衰竭行走不便，就连忙率几个学生折回来搀扶着陈先生往城外跑去，一边高喊：“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这时只见他平素最瞧不起的新文学作家沈从文也在人流中，便转身怒斥：“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替谁跑？”

　　这大概有演义的成分，但刘文典的“狂”却是真的；所谓“狂”无非是把自己这门学科看成“天下第一”，自己在学科中的地位看得很重：我不在，这门学科就没了！这种“舍我其谁”的狂傲，气概，其实是显示了学术的使命感，责任感，自觉的学术承担意识的。所谓“天生我才必有用”，天生下我来就是做学问的；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些学者就是为某个学科而生的，如曾昭抡为化学而生，刘文典为《庄子》而生，林庚为唐诗而生等等。

　　因此，在他们眼里，学术就是自己的生命，学术之外无其他。哲学家金岳霖如是说：“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子的哲学问题”。

　　什么叫“学院派”？这就是真正的学院派。什么叫“为学术而学术”？这样的以学术为“生命的自足存在”，才是真正的“为学术而学术”。没有生命承担的学术，谈不上真正的学术。对这样的把握了学术真谛的学者，学术是无所不在的。
　　
　　“见大人，则藐之”
　　
　　还是那位刘文典教授。1928年蒋介石掌握大权不久，想提高自己的声望，曾多次表示要到刘文典主持校务的安徽大学去视察，但刘拒绝其到校“训话”。后来，蒋虽如愿以偿，可是他在视察时，校园到处冷冷清清，并没有领袖希望的那样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场面。一切皆因刘文典冷冷掷出的一句话：“大学不是衙门！”后来安徽发生学潮，蒋介石召见刘文典。见面时，刘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蒋很是不满，进而两人冲突升级，刘文典指着蒋介石说：“你就是军阀！”蒋介石则以“治学不严”为由，将刘当场羁押，说要枪毙。后来多亏蔡元培等人说情，关了一个月刘才获释。

　　名士习惯于“见大人，则藐之”：不仅“笑傲王侯”，对“洋大人”也如此。研究现代英美诗的叶公超教授在出任驻美大使时，对朋友说：“见了艾森豪维尔，心理上把他看成大兵，与肯尼迪晤谈时，心想他不过是一个花花公子，一个有钱的小弁而已。”

　　小故事里有精神。什么精神？孔夫子说的“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独立人格，气节和风骨也。

　　我还要向诸位郑重介绍一篇北大校史上不可忽视却长期淹没的雄文。1939年前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三度训令西南联大必须遵守教育部核定的应设课程，全国统一教材，举行统一考试等等。这样的在当今中国教育中已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行政干预，却遭到了联大教务会议的拒绝，并公推冯友兰教授起草《抗辩书》。其文写得不卑不亢：“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若大学内部甚至一课程之兴废亦须听命教部，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而坚其心智”，“今教授所授之课程，必经教部指定，其课程之内容亦须经教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一科员之不若”。

　　我们已经有了陈寅恪纪念王国维的雄文，为学人立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境界，让我们永远怀想；而现在，面对冯友兰这篇“抗辩”雄文，所立起的“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的标杆，不禁发出感叹：魂兮胡不归，大学之独立精神！
　　
　　“还是文人最自由”
　　
　　这是叶公超教授的一句醒悟之言：他先当教授，后又去从政；但终因“放不下他那知识分子的身段，丢不掉那股知识分子的傲气”而弃官，回来当教授，于是，就有了“还是文人最自由”的感叹。－－然而，“毕竟文人最天真”，不久，有关方面便来干预，向校方施压。叶教授的课匆匆上了一个学期，便被迫收场。

　　但说“还是文人最自由”，仍有部分的道理：我们在包括叶公超先生在内的这一代学人身上，还是可以看到一种自由精神：所谓身子被捆着，心灵是自由的。

　　这样的自由精神，在我看来，不仅表现在这一代人大都具有的传统“名士”的真性情，真风流，更是一种“大生命”的“大自由”。

　　我们谈到了这一代的“大承担”；其实，“大承担”的背后，是一个“大生命”的观念。如鲁迅所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所谓“心事浩茫连广宇”，在他们的心目中，整个民族，整个人类，整个宇宙的生命都和自己的生命息息相关。只要国家、民族、人类、宇宙有一个生命是不自由的，他们自己就是不自由的。有人说，真正的诗人是能感受到天堂的欢乐和地狱的痛苦的；看到别人被杀，是比自己被杀更苦恼的。因此，他们追求的个体精神自由是包含着博爱精神，佛教所说的大慈悲情怀的。这是一种“天马行空”的境界，独立不依他的，不受拘束的，同时又可以自由出入于人我之间、物我之间的，大境界中的大自由状态：这是令人神往的，也是这一代人的魅力所在。相形之下，我们一些人所追求的一己之“自由”，就显得太委琐了。
　　
　　无穷的创造力
　　
　　“民国那些人”的创造力，实在惊人。

　　请看这位语言学大师赵元任教授：他一生最大的快乐，就是到世界任何地方，当地人都认他做“老乡”。二战后，他到巴黎车站，他对行李员讲巴黎土语，对方听了，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人，于是感叹：“你回来了啊，现在可不如从前，巴黎穷了。”赵元任的绝活，是表演口技“全国旅行”：从北京沿京汉路南下，经河北到山西、陕西，出潼关，由河南入两湖、四川、云贵，再从两广绕江西、福建到江苏、浙江、安徽，由山东过渤海湾入东三省，最后入山海关返京。这趟“旅行”，他一口气说了近一个小时，“走”遍大半个中国，每“到”一地，便用当地方言土语，介绍名胜古迹和土货特产。这位被称为“中国语言学之父”的奇才，会说三十三种汉语方言，并精通多国语言。人们说他是一个“文艺复兴式的智者”——恩格斯早就说过，文艺复兴是一个出“巨人”的时代，而思想文化学术上的巨人，是不受学科分工的限制的：而未来学术的发展，将越来越趋向综合，所呼唤的正是新一代的通才。

　　面对这一代思想学术上的创造，我常想：人的创造力究竟有多大，真的是无穷无尽，无穷无尽！在前辈面前，我们也不必自惭行秽，因为就人的本来的资质而言，我们并不缺乏创造力。前人做得到的，我们也能做到：年轻人应该有这样的志气。
　　
　　“后死者”应有的历史承担
　　
　　这就是“民国这些人”：这是有承担的一代学人，这是有独立、自由、创造精神的一代知识分子，他们因此而成为民族的脊梁、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学术的顶天大柱，并且如鲁迅说的那样，为我们“肩住了黑暗的闸门”。作为后人，得到这一代人精神的守护与滋养，是人生之大幸。但斯人远去，黑暗依在，只有我们自己来肩住闸门，自己来承担，自己来坚守前辈留下的独立，自由，创造的精神：这是“80后”这一代的历史使命，也是这一代“建立信仰，确立生活目标与方向”的一个关键。

　　我最后要说的是，体现在“民国这些人”身上的“承担，独立，自由，创造精神”，将把我们带入人生的大视野，大境界，大气概——如果我们只是咀嚼一己的悲欢，并且视其为整个世界，我们就太卑琐，太可怜了。但我们还要自觉于、善于把这样的“承担，独立，自由，创造”的精神化为日常生活伦理，落实到具体而微的生活实践中，这就是我经常说的“想大问题，做小事情”。这是“后死者”应有的历史承担。

文：李辉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9月　
　　
　　徐百柯为自己的专栏起了一个再普通平实不过的名称——“钩沉”。

　　通常人们很容易认为，钩沉近乎于闲适，不过是学究们在故纸堆里的时光消磨，属于考证、校勘之类的枯燥劳作；或者，偏爱于逸闻逸事的随意拾掇，为学术添一些枝叶，为沙龙式的神聊增加少许谈资。如此而已。

　　其实，这是误解。至少，在徐百柯的《民国那些人》中不是如此。对于他，“钩沉”不是轻飘飘的休闲，更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成了他与历史对话的最佳方式。他费时数年，追寻往事，走进民国时代教育、科技、文艺、实业等各界精英人物的人生。经他的截取、剪裁和点染，众多人物的命运特点和人格魅力，渐次呈现出来。如今，专栏文章一旦汇集成册，集腋成裘，遂蔚然而成丰富的历史人物画廊。

　　从时间上看，民国距离我们并不太远，应该说并不陌生。可是，当翻开《民国那些人》一书，却不能不感叹，实际上我们对民国了解得实在太少，太狭窄。经徐百柯精心挑选而出的近百位民国人物，无论过去熟知的或者陌生的，几乎每个人都是一本大书，都值得写出厚厚的传记。这些民国人物，以其卓越的成就和特殊人格，充实着二十世纪的中国，使我们在战争硝烟和政治风云之外，看到了另外一番精神景象和文化风骨。可以说，因他们的存在，历史才更为精彩。

　　因职业和媒体特点所致，徐百柯的钩沉不同于书斋里的学术探微，他寻访历史，目光却始终关注着现实。因此，他的钩沉，更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现实的填补。填补，在我看来，正是历史钩沉的特殊意义所在。

　　情况正是如此，民国那些人不仅仅属于历史，不会随时间消逝而身影淡出，离我们远去。实际上，他们的命运与人格，自然而然地会与现实形成某种参照和对应，从而也就延伸着我们的思绪。记得一次在读到徐百柯写潘光旦的文字时，我对潘光旦主张教育应当培养出“士”的情志这一点感受颇深。

　　“教育不知做人造士为何物，因而应该忏悔。”潘光旦这样说。《教育的忏悔》，徐百柯为写潘光旦的本篇文章，拟定了这样的标题。“‘读读潘光旦吧，何其相似啊。’说罢，那位学者默然良久。”徐百柯为这篇文章写上最后一句。这便是徐百柯的高明处，他知道如何以简洁叙述和生动细节打动读者，使有限的篇幅尽量延伸其思想的意义。

　　譬如，我很欣赏他以这样的细节来写希腊文学翻译家罗念生的性情与人格：

　　还有一次，他重返希腊，朋友请他到海边游玩。他突然离座，撇下手杖，颤巍巍地小跑到浅滩上，把手浸到海水里，突然高举着湿漉漉的双手朝这边高声喊道：“我沾到爱琴海的海水了！我沾到爱琴海的海水了！”

　　罗念生的长子罗锦鳞是中央戏剧学院的教授，曾导演过多部古希腊悲剧。但在接受采访时，他更像是一个演员。他说起当年自己劝说父亲不妨去争取一些头衔和荣誉，他父亲凑近他，说：“我不要那个，那个是虚的。”此时，罗锦鳞似乎完全沉浸在回忆中，他凑近我，带着一种混合着顽皮、满足和欣喜的神态——我相信，这就是当年他父亲对着他时的神态——向我模仿道：“我不要那个，那个是虚的。”

　　古希腊艺术被归纳为“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后辈学人说，罗念生一生体现了这一境界。我相信，当徐百柯叙述这些时，无疑也在为这种人生境界而感动。那么，他还会有伤感与困惑吗？君不见，如此境界，在现实中的知识分子身上早已踪影难觅了。

　　我从未见过徐百柯，但在读《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时，“钩沉”是我必读的专栏。文字虽简略，每个人物只截取主人公的人生片段，但他的钩沉，却饱含情感，浸透忧思，让人读出了他不时流露出来的困惑、眷念，更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令我感动。

　　悲天悯人——我不知道徐百柯本人是否同意把这个词用在他的身上，也不知用得是否准确，但只是当我写到这个词的时候，才觉得自己真正读懂了徐百柯，认识了他。

　　追寻历史，臧否人物，拥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极为难得。任何人都不可能是完人，即便再伟大的人物，要挑出瑕疵并不难。但作为旨在填补现实的历史钩沉者，其首要职责无疑是把历史作为镜子，不苛求故人，而是侧重于从历史人物身上发现值得重视的光彩处，以此照出现实中人的精神、人格的种种缺陷，促使人们的反省，从而使现实能够变得更丰满，更符合人的理想。

　　《民国那些人》的出色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