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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建立30周年低至50折

[书] 民国那些人

民国知识分子的魅力

文:丁东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7年11月

    《民国那些人》是徐百柯新出的民国人物随笔集。文章我早就读过,如今结集成书,再读一遍,还是感到很有意味。

    三年前,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开张,我应邀写专栏,自然关注每期的报纸。当时,就注意到人物版上有一个栏目《钩沉》,作者徐百柯。后来,有机会同百柯见面,给我的印象一是个子高,一米八以上;二是年纪轻,不满而立之年。虽然年轻,但文笔却颇为老到。

    这个专栏不是泛泛地介绍各色民国人物,而是精心选择当时知识界的代表性人物,着重介绍他们的人格亮点。这是一些成就卓著的校长、教授、学人、报人,是中国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先行者,中国现代高等教育、新闻、出版的开山人。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的名字被屏闭于大众传媒之外,被主流的历史遮蔽了,或丑化了。百柯的专栏成系列地让这些被遗忘的名字重现于读者面前,并时常发出这样的感慨:“张元济不可追!”“刘文典:世上已无真狂徒!”

    如果以数量而论,今天中国的知识界,比起民国年间不知扩大了几百倍、几千倍。但以质量而论,却也差得不可以道里计。百柯笔下的这些人物,上承传统士大夫的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又得欧风美雨之真传,具有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他们不但在专业上做出了骄人的成就,在做人上也无愧为后世之楷模。而当今的中国知识界,则出现了精神滑坡,士气低迷,丑闻迭出,有人以“犬儒病”概括,有人以“宠物化”归纳,都非苛责之论。“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究其原因,固然可以追溯到五十年前的政治运动扭曲了人格,思想改造阉割了精神;也可以追溯到十几年来拜金主义败坏了风气,权钱交易搞乱了秩序。中国知识界从整体上失去了明辨是非的能力,失去了激浊扬清的勇气。所以,百柯面对先贤,才发出如此痛心疾首的声声慨叹!

    只有重新清理百年历史的真相,才有可能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追魂,才有可能重建中国知识分子的正气和尊严。百柯的工作,就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当然,同类的工作,不是百柯一人在做。大约十年前,谢泳提出了重写现代史的主张,并和智效民、程巢父等人,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苦难历程重新做历史定位。十多年来,有意参与重写现代史的朋友越来越多,中国现代的教育史、学术史、新闻史、出版史,开始被一点一点地擦去污垢,重现真相。当时,一些读者以为谢泳是年过七旬的老人,后来知道他才四十来岁,颇感意外。其实,徐百柯才二十几岁,只要有恢复历史真相的诚意,年龄不是障碍。

    百柯的本职工作是记者、编辑,他介入历史真相的恢复,有自己的特色。特色之一,就是把历史转化为新闻的能力。他的专栏,是为报纸而写,设计之初,就有严格的篇幅限制,每篇一千六百字。这么短的篇幅,不可能讲述每个人物的全貌,只能有选择地讲述人生的二三片断。重要的是,这二三片断,有强烈的现实感,能够体现作者对现实的清醒针砭和热切关怀。瞄准了当下社会病灶所在,历史就变得鲜活而生动。作者写的是学人,既要准确把握每一个对象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又不能纠缠于学理本身,而是通过有趣的故事,让一般读者感受到人物的性格魅力。几十个人物,不在一个领域,不属一个学科,百柯身为记者,要在众多的学科里穿梭,专业上不失得体,大众看不失有趣,这都是很不容易的。对于像百柯这样刚走出校门不久的年轻作者来说,更为难得。

    愿百柯写出更多的好书。

怀想那些消逝的名字

文:陈清筌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7年11月

  暗黄的纸上,一些当年竖版排列的文字还依稀可辨,有些地方则因年代的久远,发黑发枯,像燃烧过后灰烬的颜色。而在右下端欲卷未卷的一角像是厚重的幕布,帷幕之后是一个个民国时期历史人物淡远模糊的身影和面庞。这是《民国那些人》一书的封面,先且不论里面的文字和搜列的民国人物,单看这个封面,就足以勾人怀想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了。依读书的惯例,打开书之前先翻看前言、后记和目录一类的文字,以便全书未读而已对全局了然于胸。和一般新出图书不同的是,本书是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徐百柯为该报所开设的“冰点周刊·钩沉”专栏所写的系列文章的结集之作。从2004年创刊之日起,历时两载,徐均为主笔其文者。因为徐的这些文章“从历史的深处,为今天的人们钩出一个个已被遗忘的人物和一段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并且“以独立的判断和诗一般低徊的笔触,唤醒了一段正在消逝的历史”,获得“冰点周刊”年度最佳专栏奖。

  冯友兰、赵元任、顾维钧、卢作孚、梅贻琦、马寅初、张季鸾、邵飘萍……这串长长的名单唤起我们对近代史上那些先贤大家的向往和渴慕。他们的性情风骨和人格情怀在徐百柯的笔下也熠熠生辉,摇曳纸上。冯友兰是国学大家,近年来对其的著作也多有介绍出版,朋辈师友和家人的回忆文章亦所见颇多。但此书中徐对冯氏的“钩沉”则是从“两束雄文,一抹背影”切入,说的是1939年前后,陈立夫以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身份三度训令西南联大必须遵守教育部核定的应设课程,全国统一教材,举行统一考试等等。此举遭到了联大教务会议的拒绝,并公推冯友兰教授起草《抗辩书》。其文写得不卑不亢:对教育部的训令,“同人所未喻”,不明白者有四:“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此“未喻者一也”。“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构”,“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岂可由“教育行政机关”随意指令:此“未喻者二也”。“教育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若大学内部甚至一课程之兴废亦须听命教部,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而坚其心智”:此“未喻者三也”。“今教授所授之课程,必经教部指定,其课程之内容亦须经教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一科员之不若”:此“未喻者四也”。最后又归结为一点:“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自有其传统,“似不必轻易更张”。冯文的实效如何未见历史记录,但后人得见此等雄文,的确如徐在文中说的令人“拍案叫绝”了。

  像这等显示知识分子的风骨和气节,在另一个同样声名卓巨的大学者容庚那里,徐百柯选取了这位文字学家、收藏家在文革后期“批林批孔”的风潮中,面对前来说项劝服者回敬“我宁可去跳珠江,也不批判孔子”的名言故事。容氏当时的义形于色和铮铮铁骨今日我们在文字里读来仍是栩栩如生,音貌宛然。

  很多人将民国时期的那些人物比作《世说新语》的那些魏晋时的人物,诚然,他们的狂狷耿介、任性放诞、随性自如的可爱个性都体现出他们相似的精神特质和内涵。且看刘文典教授讲课是如何的不拘常规:有一天,他讲了半小时课(《文选》),就突然宣布要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七点半继续上课。原来那天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试想在月白风清的良夜,学生们围成一圈,而先生端坐其间朗朗谈来……此情此景,该是何等的风雅和美好!无怪乎钱理群先生将之称为“最迷人的课”了。

  除了这些为人所知甚多的文史大家之外,徐百柯还选取了一些其他领域中的佼佼者,如有着中国考古学之父美誉的李济,生前身后都孤寂的大法官梅汝璈,民国第一位抗日烈士蔡公时,等等。这些人曾在历史的当年叱咤风云,为民生造福,为学界开辟新路,总之是为国为民甚至于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顾在所不惜。

  回望那个时代和生活于其中的那些人物,我们不禁要对那些先辈生出怅惘的想望,但同时,我们又希望藉着这回望,让那些大师的美好人格力量生发出其源头活水般的泊泊之力,成为人们不竭的精神和思想资源。

爱国将领冯玉祥

爱国将领冯玉祥
北洋军阀时期有几个比较著名的军阀,除了冯玉祥外,一律给加以卖国军阀的称呼。
个人认为虽然冯玉祥的西北军在当时来说战斗力比较强,但是从他一贯的行为上来看他并不是什么爱国将领,可以说用民国败类一词形容他:1,冯玉祥是有名的倒戈将领,这个谁都知道,叛过来叛过去。。2,冯玉祥经营西北期间部队纪律并不是所谓严明的,而且其经营西北期间,除了拉西北农民当炮灰以外,根本就没做过什么好事……3,冯玉祥为人私心特别严重,凡是来投的一律把他们的军长,总指挥撤掉,换上自己人,使异己部队不敢靠拢,而且他的部下无论提到什么职位,轻则辱骂,重 则罚跪……4,以所谓大义劝说郭松岭反奉,并且许以帮助,其实是趁机抢夺奉系地盘,后来郭松岭在日本的干预下,被增援的吉黑军队战败,其中他给什么援助了?5,站在正义一方攻击北洋军阀ZF,当国民ZF完成形式上统一后为了抢夺地盘和政权,不顾当时日本人在关外虎视耽耽,国内民不聊生,悍然发动中原大战,结果生灵涂炭……6,冯玉祥因为发动中原大战失败,为了东山再起,捞取政治资本,发表抗日宣言,所以博得爱国将领的美名,其实熟悉他历史的人不难发现,他这个人机警善变,善于观测时局,总是站在正义的一边,混好名声。可以想象一下,一个私心特别重,经常为利益,叛过来叛过去的人可能真心抗日吗?综合上述,不难发现,这个人就算不是民族败类,但是和爱国将领扯不上什么关系吧,抗战中张灵蒲屡次于日军重大杀伤,甚至把一腿都搭上了,也得不到一声抗日将领,他一个投机倒把的人也对的起爱国将领这四个字?有些公认的卖国军阀实际上比他都强:1,直系的头子吴佩孚,这个人最后失势下野在家做寓公,日本侵华司令为了起用他来做华北的伪政权头子,多次拜访,甚至把他日本军官见面时候的照片拍下来发表在报纸上,可是吴始终不为所动。这种事要换成有奶就是娘的冯玉祥,不难想象结果吧。。2,奉系的头子张作霖,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个人最后怎么死的,当初他为了进关争夺天下,以个人名义和日本人签定了一堆不平等条约,并且多次声明是个人名义的草签,后来奉军被北伐军战败出关前,日本强迫他以当时”安国军ZF大元帅“的名义把那些个人签字正式生效,张予以拒绝,所以日本在他回奉途中炸死。从张平时的个人言谈来说,熟悉当时历史的人都知道那明白着就是糊弄日本人,这也是日本人炸死他的愿意之一。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当时他签约后会是什么样呢?换做冯玉祥你说他会不会
  冯玉祥(1882年—1948年),中国近代军事家。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清末时加入淮军,曾参与滦州起义,后投北洋军,任营、团、旅、师长。1922年出任陆军检阅使,率其部队入陜西,并以此地为地盘,其军队因此被称为“西北军”。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在参战途中率军返回北京,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推翻直系军阀ZF,逐溥仪出宫,脱离北洋军系,改编所部为“国民军”,电请孙中山北上。因无法抗拒直、奉系军阀的压力请来段祺瑞主政,遭到排挤。1925年,冯玉祥参加反奉战争失利,退回陜西,后赴俄考察。1926年自苏联考察回国,在绥远五原誓师,任国民革命军联军(后改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司令,宣布所部加入国民党,出潼关参加北伐。1927年宁汉分裂之际选择与南京合作,响应蒋介石在军中清除中国****人。1929年,冯玉祥不满国军编遣会议比例式裁兵原则的决议,称病离开南京,并于5月出任“护党救国军”总司令,但迅速被南京方面内外夹攻而失败,被迫离职前往山西。1930年联同阎锡山、李宗仁等与蒋介石对抗,引发中原大战,兵败后迁居山东。 1933年5月26日与吉鸿昌、方振武、佟麟阁在察哈尔张家口建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总司令,时任察省主席的部将宋哲元并不支持,但又不便反对,因而离职,之后冯率军攻下由伪军占领的多伦,引起一阵骚动,但不久后便离察返鲁。抗战时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委,第三、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不久被蒋介石撤职。1946年赴美国考察水利,并发表反蒋言论。1948年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同年响应中共中央号召,由美返国参加新政协,不幸中途因轮船出事而于黑海遇难。冯玉祥笃信基督教,故有“基督将军”的称号。他还有“爱国将军”和“倒戈将军”的称号。

一般认为,冯玉祥军队的几个特点:全军无一人敢吸鸦片。 全军仅张之江一人娶过小老婆,张因此遭冯大骂! 蒋百里说:冯氏练兵,民国第一。 上海报纸:冯军不扰民! 冯军所到之处,土匪抱头鼠窜。 冯军大刀队,令蒋军和日军士兵胆寒。 激烈反日,是民国军人中唯一没有和日本接触的派系。但是,这些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

陈公博在《苦笑录》中记录得很明白,冯玉祥规定不许吸鸦片,事实上他的士兵鸦片抽得是最多的。陈公博说,冯玉祥如此,焉得不败。 真正不吸鸦片的军队是吴佩孚的军队。吴少年时因吸鸦片而惹祸,以至于离乡避祸,沦落在北京开摊算挂,痛恨鸦片,故不允许部下抽鸦片,惟独有两个例外,一个是对他的恩人伯乐郭绪栋,二是对苦守信阳的蒋士杰(号称双枪将——枪和烟枪)。吴佩孚军队的军歌便是吴亲自作词的《满江红》,中心思想就是“北上抗日”。至于吴壮志未酬,乃是因为吴在1926年就大势已去了。

单说石友三、韩复渠两人,有几妻妾? 冯玉祥的部队最后分崩离析,37年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所有旧部无一人去见他,只好辞职回家。 冯玉祥不扰民?不说撤退绥远时绥远人民遭受的苦难,陕西饥荒时的抗灾不利,单说冯玉祥祸甘肃,横征暴敛屠杀异己直接导致了20世纪西北规模最大的回汉藏大内斗,民族互屠不就是他引起的。 冯军所到之处,土匪不但没有抱头鼠窜,反而被土匪武装镇嵩军打灭国民二军,还把西安城给围了,造成20世纪中国持续时间最久的围城,此中辛苦西安父老最清楚. 冯玉祥大刀队取得了一定的战术胜利但是改变不了战场的局势,当时已经不是用大刀作战的时代了。 激烈反日? 冯玉祥和日本不两立,因为他的后台是苏俄! 为了自己的利益悍然发动中原大战,不顾日本的虎视耽耽,也不顾国家刚刚统一. 冯玉祥等到自己不行了,没兵了,成寡人了,终于想起要“抗日”了,汪伪ZF的8个集团军,7个来自于原冯玉祥的西北军系统.
  
  从1926年三一八惨案很能看出冯玉祥的人品。当时冯玉祥封锁了大沽口海岸线,日本纠集列强对此发出严重警告,最后竟然抛出“最后通谍”,要求中国解除封锁。学生痛感国事,乃走上街头,提请ZF拒绝列强要求。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并达成一个巴黎公社式的“八项意见”后,在李大钊等人的带领下,赴执ZF门前,高呼“段祺瑞下台”等口号。执ZF开枪,数十名相信李大钊所谓“ZF绝对不敢对我们开枪”的热血青年死亡,此所谓“三一八惨案”。学生的态度很明显——支持爱国将领冯玉祥,反对段祺瑞卖国ZF。

  上述是惨案的表象,藏在背后的事实是: 冯玉祥封锁大沽口,是20世纪初日俄战争的延续。苏联出钱出枪,武装了吴佩孚,对最大的竞争对手日本不无挑衅之意。而冯玉祥封锁大沽口,正是为了对付日本支持的奉系。因此,大沽口事件表面上是冯奉之争,实际是日俄之争。 苏联本想武装的在华代言人是吴佩孚,因为二十年代初,吴佩孚是中国最为炙手可热的实力派,也是民望最高的政治家(在当时的影响力绝对高于陈独秀等人)。但吴佩孚毫不犹豫地加以拒绝,苏联因此才转而支持孙中山和冯玉祥。因此,1924年的冯玉祥倒戈,实际上也有国际因素。而吴佩孚屠杀罢工工人,实际上是反苏,因为这些工人中确实都有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因素。 此时的北京ZF,是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的ZF,也就是冯奉共掌北京的局面,段祺瑞是夹缝中的俘虏,虽贵为执政,但实际权力远不能与他此前任国务总理时相比。而北京的防卫是由冯军主要负责的,具体而言是鹿钟麟。因此,射杀学生的责任未必就在段祺瑞。如北大的傅斯年等人就很愤怒地表示,要与鹿钟麟断交。 当时在执ZF内开会的是总理贾德耀等人,但学生的口号是巴黎公社式的,是要开天辟地的。贾德耀等人知难而退,从侧门离开,段祺瑞并不在执ZF。当段祺瑞听说此事后,赶到现场,长跪不起,发誓要终身吃素来表示忏悔。后来他果然做到,在1936年,蒋介石接段祺瑞去庐山疗养,颠簸成病,又吃了凉食,从此一病不起,医生要求开荤以增强体力,段祺瑞说:“人可死,荤绝不可开”,于是不日逝世。 当时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段祺瑞执ZF并未对列强让步。列强抛出的最后通谍,是根据《辛丑条约》的。但执ZF经过仔细研究,发现《辛丑条约》中只规定中国军队不得封锁大沽口炮台,却并无禁止中国军队封锁海岸线的条款,于是就此进行反驳。在整个事件中,段祺瑞执ZF没有进行过一点让步。而此时,学生们已经声震云天了。很显然,沟通方面出了问题,但群众的不理性也是问题。 反倒是此时的冯玉祥,迫于国际压力,却准备接受列强的条款,他提出的条件几乎是无条件。因此,学生拥护的爱国将领冯玉祥,实际上才是卖国贼。 冯玉祥感到了两方面的国际压力,使他无法应付,于是通电下野,来了一个以退为进,取道蒙古,出走苏联。很显然,他的下野是假下野,不出一年,他就又回来了。 领导游行的李大钊被通缉,只好躲入苏联大使馆。1927年,张作霖知道苏联大使馆中有许多不可告人的秘密,于是赫然进行查抄,拉走了几大卡车的情报资料。90年代苏联解体后,这些资料解密,人们才发现,原来苏联比日本还要处心积虑,那些材料实在令人触目惊心。也正因理亏,苏联才不敢对中国进行报复。而李大钊,在章士钊、杨度等人的通风报讯下没有逃跑,只怕是太过相信苏联大使馆的实力了。李大钊和陈独秀不同,陈独秀对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做法是持有相当的反对态度的,而李大钊是比较积极地在遵命行事,包括以****员身份加入国民党。事实上,他是当时国民党北方党部的主要负责人,其国民党色彩与****色彩只怕不相上下。他只是张作霖查抄行动的意外收获,但他之被枪毙,只怕是因为他国民党员的身份,而不是****员的身份。我们的教科书中写道:是张作霖和蒋介石勾结,杀害了李大钊。事实上,在北京名流包括张学良等人的求情下,张作霖本来是要赦免李大钊的,但是前线的张宗昌等人异常愤怒,发电报说,我们在前线跟北伐军打仗,您却在后方放走他们的要员!“他们”,自然指的是国民ZF! 鲁迅的文章,是文人的文章,是社会的良心,但不是符合法律精神的逻辑推理。 结论是:苏联和日本的坏,是不相上下的;冯玉祥不仅是三姓家奴,还是卖国贼。段祺瑞被吴佩孚打出北京,却和吴惺惺相惜;吴佩孚和张作霖把他捧出来做国家元首,他却对冯嗤之以鼻!段是个直人!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冯倒戈被动政变,吴佩孚从天津逃走,段祺瑞致以安慰,并指点去路,而吴佩孚则把自己的辎重全部留给段。吴段的关系很有古风!

爱国将领冯玉祥

1924年冯玉祥北京政变:
  有国际因素。 冯玉祥本来被吴佩孚推荐为河南督军,但冯一到任,就把吴的一个亲信宝德全给杀了。吴要报仇,冯便跑到曹锟那里去撒娇,并托人给自己说情,结果曹锟这个忠厚长者(公认的,可以说是现代刘备)真把他给保下来了。因此,冯玉祥虽然不能再做河南督军,却负责北京地区的防卫,成为卫戍军的总司令,这样就埋下了政变的伏笔。曹锟是东郭先生! 张作霖勾结冯玉祥,许以重酬。 冯玉祥向吴佩孚讨价还价,要求消灭张作霖后自己做东北的一把手。吴佩孚认为东北必然要与日本人发生利害关系,直言冯不合适,但又说国家名器有的是,一定会让焕章(冯玉祥的字)满意。冯很不高兴。 吴佩孚四照堂点将后,冯玉祥就要求派发军饷。吴佩孚说,为什么其他部队都没有索饷,就你的不对索?但还是给了冯许多军饷,因为吴知道冯不好管理,怕他闹事。吴的军队是铁军,是绝对不会出现临阵索饷这样的事情的,但冯的部队跟吴不是一回事,虽然都属于直系,但直系内部向来有保、洛之别的。 冯玉祥部队的战线布置是宝塔式的,也就是越往前兵越少,可见其已有政变的想法。 冯玉祥忌惮吴佩孚的军事能力,因此一直没有下定最后决心。但吴佩孚在前线督战时,需要冯玉祥的部队跟进支援,让秘书发了一个电报。这个秘书在电报中有“成败在此一举”一句,冯玉祥因此认为吴佩孚有麻烦,赫然班师回京政变。这实在是令人不齿的行为! 吴佩孚的军事部署没有错,但除了冯玉祥有异心外,他寄以厚望的海军司令温树德竟然没有执行偷袭葫芦岛的计划,从而造成战局被动。本来吴佩孚以为自己在四照堂喝茶下棋就可以赢得战争的,此时只好驾长车赶赴前线,他一到前线,直军军心大振,战局有所扭转。就在此时,冯玉祥政变了。吴的部下要求枪毙那个秘书,被吴拒绝。 吴佩孚还精通海军作战,这个往往被人忽略。所以说,一代将才毁在冯玉祥的手里,也是中国一大损失。 冯玉祥回北京后,对曹锟实在是太过分。曹锟可是他的大恩人!他先是杀掉了曹锟最宠幸的一个佞幸,事实上这个人是无足轻重的,冯杀他只是为了夺他的巨额财产。接着,冯又逼死了曹锟的弟弟曹锐,目的也是为了抢钱。因此,论人品,冯玉祥是绝对无法跟吴佩孚比的。冯玉祥和东陵大盗孙殿英第一次见面就惺惺相惜,说:“兄弟,我不如你,我革活人的命,你却能连死人的命都革了!”可见人以类聚! 把溥仪赶出紫禁城的就是冯玉祥. 赶傅仪是为了偷卖故宫里面的文物!!!


冯玉祥和孙中山有一比,孙中山为了能够推翻清朝,筹备军费,四处化缘,跟欧美日列强借款的条件,完全可以说是卖国条款。 孙中山做事情也是东一榔头西一锤,用了这个军阀,被人家背叛,然后再换一个。 虽然如此,你也不能说孙中山道德低下,政治家为了更大的目标,往往会放弃一些东西。但不能以此偏废。 孙中山为什么要把皇帝让给袁世凯呢?不是他伟大,而是当时他建立的临时ZF,跟袁世凯没有抗衡的实力。而且由袁世凯来顶替掉满情ZF,当时看来是最快,也最少流血冲突的方案,当时如果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恐怕只有袁世凯了。不是孙文让不让的问题,他没有跟袁讨价的资本。经济和军事上,孙文都没有和袁抗衡的实力,因此,孙文当时只是挂名的临时总统,实际的总统是袁,也就是说,民国的真正国父是袁世凯,但这些历史史实被国民党
歪曲的不成样子。


民国前十七年的一流人物(论影响力,而非能力):
  
  袁世凯:北洋军之父、逼宫、称帝
  徐世昌:调和各派、文治 (号称和事老)
  黎元洪:武昌首义、坚持共和、两任总统
  段祺瑞:三造共和、武力统一政策、五任国务总理、府院之争的主要一方 (皖系的头子)
  冯国璋:赣宁之役、反对称帝、和平混一政策 (直系)
  张作霖:东北王、两次直奉大战 (奉系的头子)
  曹锟:直系的灵魂、天津会议、贿选 (有名的饭桶)
  吴佩孚:通电反段、直皖战争、两次直奉战争、联奉讨冯(直系后期的代表任务)
  孙中山:让位、二次革命、广州政权、联俄容共
  徐树铮:收复外蒙、徐州会议和天津会议的幕后人、府院之争的焦点人物 (皖系的军师,号称小扇子)
  冯玉祥:叛变再叛变、大沽口事件、接受苏联武装 (民族败类)
  阎锡山:山西王、各派争取的对象
  张勋:赣宁之役、徐州会议、复辟 (辩帅,原长江巡阅使)
  梁启超、蔡锷:护国运动的导演和主要演员,政党政治表现活跃
  宋教仁:临时约法、国民党的党父、被刺死事件本身的意义
  孙传芳:真正的军阀
  张宗昌:奉军的先锋 (饭桶将军,三不知将军)
  张学良:顺利继承父业从而挫败日本人阴谋、易帜、杀杨宇霆’常阴槐 ,让出东北的人。
  唐绍仪:两次和谈分别代表南北
  溥仪:相当一部分人(下野军阀,前清遗老,沙俄亡命将军)精神的寄托
  张謇:影响巨大的实业家
  
  
  候补:
  章太炎:政党政治的活跃分子、疯子
  杨度:最大的投机分子
  唐继尧:护国的实际领袖
  卢永祥:皖系的最后希望
  蒋介石:后起之秀
  汪精卫:纵横家
  康有为:最坚定的复辟派之一
  陈独秀:全中国最激进的教授
  梁士诒:洪宪帝制的会计、直奉之争的焦点人物 (人称梁财神,善于勾结列强弄钱)
  陈炯明:不一样的军阀
  顾维钧:专业外交家

国民党军五大猛将

国民党军五大猛将,让共产党自叹拂如!!

作者:tdxhyzhh 2007-04-11 07:35:51   来源:★军事第一播报★ 点击709次  立即评论
  国民党军第一猛将——薛岳

  纵观国军战史,我认为国民党军的第一大战将是薛岳。薛岳年幼崇拜岳飞,取名薛岳,年轻时曾和叶挺分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的护卫营长;红军长征时期,薛岳指挥湘江战役,至使红军从8万人减少到3万人,后任追击军总司令;抗日战争期间薛岳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万家岭战役,消灭一万多名日军,几乎全歼日军一个整师团;后指挥四次长沙会战,消灭日军20多万人,取得抗日战争期间消灭日军的最大战果,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的表彰。

  国民党军第二猛将——胡琏

  胡琏谐称“狐狸”,是蒋介石五大主力之首十八军的骨干:整编第十一师师长。胡琏作风泼辣,性格骄悍,伟大领袖毛泽东评价胡琏“狡如狐,猛如虎”。

  抗日战争初期淞沪会战中,整编第十一师在罗店与日军展开拉锯战,战死几千日军,整个罗店血流成河,被日军称为“血肉磨坊”。

  一九四三年,整编第十一师镇守鄂西石牌,成为了决定中国命运的要塞,石牌保卫战日军付出七千多人的重大伤亡之后撤退,保住当时国民党陪都重庆。

  1944年,作为嫡系主力,在不久之后的湘西雪峰山会战中,和74军联手作战,整个战役历时55天,击毙日军12400多人,击伤23300人。

  鉴于整11师(18军)胡琏在46年解放战争开始后中原战场(近百战斗,战果自明),引起了我军极大重视,毛泽东特发通告给华野,中野。中野不但对整编十一师高度警惕,几乎是轻易不与之交战。能避则避。

  1949年10月,第三野战军对金门发起进攻。苦战三天后,我英勇人民解放军九千健儿,血洒海疆。壮志未酬,魂魄不灭。重建的敌18军随胡琏12兵团参加了金门之战。金门战役影响直到今天仍然存在。

  国民党第三猛将——陈明仁

  陈明仁黄埔军校一期毕业,作风勇猛,性格倔强。黄埔学生军血战惠州,他第一个奋勇登城。战后,蒋介石亲令陈明仁立于城墙之上,接受全军的敬礼。

  后陈明仁在军阀混战中屡立战功,1930年27岁任二十八旅少将旅长。抗日战争时期,陈明仁率部抗日。在九江会战中,参战的其它八个师均溃不成军,独陈部预二师完成了预定任务。次年春,开赴广西参加桂南会战,与日军奋战七天七夜,歼敌2000余,完成任务,1944年,陈明仁率七十一军进入滇西,滕冲一仗,歼敌4000余人,随后,他又指挥了围攻松山,出击龙陵,攻克回龙山等战役,每战皆捷,最后攻克日军的重要据点遮放,协助友军攻克了中缅边界重镇畹町。完成中印两军胜利会师任务。由此,陈明仁被誉为“能战之将”。”

  解放战争期间在东北枢纽四平,陈明仁大战林彪。他以2万守军对抗第四野战军10余万人围攻,孤军坚守四平四十多天,巷战十九个昼夜,后林彪放弃进攻,陈被蒋介石擢升为第七兵团司令官。

  淮海战役前夕,刘恃、杜聿明三次面邀陈明仁到徐州担任兵团司令,胡宗南电请蒋介石派陈明仁去西北任职,白崇禧亦推荐陈明仁担任武汉警备司令。但是陈性格执拗,所以在国民党军界屡受排挤,和上司妒嫉。后陈明仁在湖南起义,55年获解放军上将军衔。

  国民党军第四猛将——孙立人

  孙立人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后赴美留学于普渡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获理学士学位。后又考入弗吉尼亚军校,毕业,考察英、德、法、日等国军事后回国,任职于税警总团,。

  1937年,孙立人率部参加凇沪抗战。在蕴藻浜一线的阻击战中身先士卒,负伤十三处。次年伤愈后又率部参加了保卫武汉的战斗,两次立下战功,从此便在军界崭露头角。

  1941年底,蒋介石将税警总团改编为新三十八师,由孙立人为首任师长,立即奉派赶抵缅甸八莫,解救被日军包围的英军,经过苦战,孙部以不满1000的兵力,击退数倍于已的敌军,救出近10倍于己的友军,曾轰动全球,使孙立人举世闻名。英皇特授予他帝国英雄勋章,美国政府也为他颁授了丰功勋章。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向缅北大举反攻,孙立人的新三十八师攻势厉。历时两年的第二次缅战中,共击毙日军3个联队长以下3万3千余人,伤日军7万5千余人,孙立人命令参谋一律就地枪毙凡是到过中国的日军俘虏,因迭克强敌屡建战功,当时的国际舆论际赞誉孙立人为“东方的隆美尔”。

  1950年蒋介石在台北任命孙立人为“陆军总司令”。孙立人在陆军总司令任内,得罪了蒋经国这位“当朝太子”。之后,台湾当局调查“孙立人案件”。事件后,孙立人开始了长达33年的幽禁生活,成为国民党高级将领中被软禁时间仅次于张学良的人。

  国民党军第五猛将——王耀武

  王耀武,蒋介石王牌部队第74军主将。

  黄埔三期毕业,在第四次“围剿”战中率部孤军死守宜黄24天,受到蒋介石的接见,升任旅长。

  1934年率部与红军北上先遣队激战,将其主力击散,红19师师长寻淮洲阵亡,红2师师长胡天陶被俘,后我军先驱方志敏被叛徒出卖被捕。

  1937年由王耀武第51师合编而成第74军,74军不久参加淞沪会战,51师浴血奋战,表现出色。

  经过补充74军先后参加徐州、兰封会战,在兰封会战中74军重创日军第2师团。

  38年万家岭战役,74军作为核心主力,攻克张古山高地,给日军重大杀伤,次役首创歼灭日军几乎一个完整师团的佳绩,74军攻得上守得住,居功至伟。

  1939年王耀武升任军长,参加南昌会战,所部攻克祥符关,重创日军。

  41年参加上高会战,王耀武指挥预备队先后发起7次冲锋,与敌人进行7次肉搏,毙敌2000余人,为实施友军对敌人的包围,争取了时间。此役歼敌16000,缴获骏马2800匹,击毙日军中将、少将各一名,被誉为抗日铁军。何应钦称之为“开战以来最精彩之作战”,随后王耀武率七十四军参加第一次长沙会战,激战于赣北重镇高安,拦截了向长沙进犯的两个师团的日军,有力地配合了长沙会战的主战场。

  后参加第二次、第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1942年王耀武率部参加浙赣会战中,在衢州、江山一带与日军展开激战,延缓了日军西犯的企图。

  1943年参加鄂西战役中,七十四军经石门对湘北松滋县敌人侧背攻击,并截断敌人之交通,此次会战结束后,王耀武升任第二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仍兼七十四军军长。

  同年11月,日军纠集7个师团约10万人进攻常德,王耀武率七十四军参加会战。他率主力在常德东北地区与敌激战,常德被日军陆、空军及坦克优势火力猛攻16天,全城夷为平地。坚守常德城的部队是七十四军五十七师,57师固守常德18天,全师仅余数百人。王耀武率五十一师反击,在友军的配合下,经过6天激战,终于收复了常德城,常德血战一时被广为传颂。

  1944年2月,蒋介石提升王耀武为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下辖第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九、一OO军。45年王耀武指挥了国军抗战中的最后一次会战--湘西雪峰山会战。几乎全歼日军116师团,消灭日军3万左右,荣获两面“飞虎旗”。

  王耀武为主将的74军从抗战之初到抗战结束,几乎是无役不予,日军对这支国军中的王牌部队深为畏敬,美军顾问团曾有过“中国国军只有74军能打”的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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