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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赴台大员的后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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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倍可亲 于 August 21, 2004 00:03:46:

　　 倍可亲网讯 　台儿庄大捷名将汤恩伯客死异乡

　　汤恩伯是“台儿庄大捷”的名将。但是，在到达台湾之前，他就背下了“求师求荣”的骂名。1948年台湾发生“二·二八”事件，当时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被调任浙江省主席
。陈仪见国民党败局己定，策动当时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的汤恩伯起义。汤恩伯在关键时候出卖了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陈仪。1949年，陈仪被秘密绑架到台湾。囚禁于基隆。后蒋介石把“二·二八”的罪责全加到他的头上将其枪毙。

　　汤恩伯到达台湾后，由于他并非黄埔系统出身的将领，不容于当时掌控台湾的黄埔“土木工程系”。汤恩伯的所有职务都没有了。只剩下一个“总统府战略顾问”的虚衔。再加上“卖师求荣”让他不见容于昔日同袍，汤恩伯因此精神忧郁，情绪低落，原有的严重胃病复发。医生诊断为胃溃疡和十二指肠癌，建议他去美国治疗，但汤恩伯无法负担去美国治疗的所需巨额费用， 只好去日本担任台湾驻日本军事代表。在日本，汤恩伯做了三次手术。在1954年6月24日的最后一次手术中，因医疗事故死在了手术台上。终年54岁。

　　有人分析，汤恩伯是抗日名将，杀过不少日本人。日本医生中可能有亲属死于侵华战场。记恨于汤，趁机报复。据目击者说：汤恩伯死前痛苦不堪，虽然上了麻药，似乎无效，他在手术台上痛得哀嚎不己，拼死挣扎，医生用力按住，直至力竭而亡。

　　陈诚的“土木工程系”掌控台湾军政16年

　　陈诚毕业于保定军校第八期炮科。黄埔军校成立时，他被延揽担任炮科教官。蒋介石北伐之后，陈诚担任第一集团军第11师师长，中原大战后升任为第18军军长。由于十一合起来是个“土”宇，十八则为“木”字，因此陈诚这一系的部队后来被称为“土木工程系”。

　　国共战争期间，陈诚在东北战场惨败，1948年蒋介石将他派到台湾担任省主席。并密令中央银行总裁俞鸿均将国库所有黄金转移到台湾。蒋介石下野后，陈诚掌控国库所有资产，在台湾牵制着代总统李宗仁。蒋介石抵台“复行视事”(重新掌理政事)后，随即命令陈诚担任“行政院长”。在东北战场失利的陈诚，却在台湾的“行政院长”任内展示了他的才能。

　　陈诚向蒋介石建议，对大陆撤退到台湾多达400多万的军队，实行“裁军裁饷”的简并政策。在众多的反弹声中，陈诚完成了裁军。这不仅减少了台湾政府的财政负担，也趁机夺去了许多拥有重兵的将领兵权。巩固了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完成裁军后，陈诚又推行“三七五减租”及“耕者有其田”政策。促进农业生产。而土地被政府征收的地主在政府协助下，将资金转向工商业发展。奠定了台湾工商业发展的根基。

　　1954年，经蒋介石提名，陈诚被推选为国民党“副总裁”，与蒋介石搭档担任台湾“副总统”。以蒋介石当时的规则，显然是要陈诚做他的接班人。可惜陈诚命不够硬，1965年因肝癌 去世，终年68岁。

　　从陈诚到达台湾之日起，“土木工程系”掌控台湾军政大权长达16年。陈诚推动的改革，不但稳定了当时台湾的政治，军事情势，而且也为其后台湾的经济奇迹奠定了基础。

　　“小诸葛”白崇禧之死是个永远的问号

　　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失利后，白崇禧撤退到了海南岛。由于害怕蒋介石加害于他，已作好逃往海外的准备。虽然这时他已没有多少人马，但因代总统李宗仁尚在美国，蒋介石还有用得着他的地方，所以蒋介石派陆军副总司令罗奇带去他的亲笔信请白崇禧到台湾，白崇禧在利诱下到了台湾，从此再也没能走出台湾一步。

　　白崇禧与李宗仁从统一 两广到北伐、抗战，一直是“焦不离孟，孟不离焦”，有着深厚的情谊。1950年1月16 日，白崇禧受蒋介石的委托给在美国的李宗仁发电报，转告蒋介石对他进退的建议：要么马上返台仍代总统,要么辞去代总统由蒋介石复职。白崇禧在电报的最后写道：不辞代总统。又不返台，对德公最为不利。

　　结果，李宗仁既不辞职，又不返台，蒋介石很是尴尬。1950年3月1 日，蒋介石宣布“复行视事”。消息传到美国，李宗仁马上在纽约召开记者招待会，指责蒋介石“违宪”。蒋介石奈何李宗仁不得，便迁怒于白崇禧。从此，白崇禧在台湾的日子不好过了。

　　白崇禧刚到台湾时住在圆山。后来搬到松江路。一天，“国安局”大批干员突然前来抄查他的住所。所有的物品被翻得乱七八糟，连地板也被揭开检查。身为“党国大老”的白崇禧咽不下这口气，致电质问负责情报部门的蒋经国。蒋经国要他直接问蒋介石，白崇禧又打电话给蒋介石，得到的回答是：我知道此事，不仅对你如此，人人都应该这样来一次。

　　失去利用价值的白崇禧行动也失去了自由。他的寓所对面是派出所，白公馆进进出出的客人，常受到特务的跟踪和监视。白崇禧喜欢打猎，有一次他—时兴起，邀上几个朋友开车到位于嘉义的阿里山去打猎。一行人乘煤矿的小火车上山，铁路是单行线，出发前己与山上打过招呼，可是火车开出车站没多远，忽然山上一列小火车疾驶而来，好在上山的火车刚刚出站，速度不快，白崇禧急忙跳车才幸免于难。这次差一点发生的事故，是偶然还是有人故意不得而知。从此，白崇禧再也不敢外出了。

　　不过，不出门也逃不过一劫。1966年12月2日，身体一向强健的白崇禧被人发现死在卧室地板上。尸体周身发紫，睡衣和床单被撕得稀烂。床头还有半杯没有喝完的酒。是死于急病，还是被人暗害，至今仍是一个谜。

　　明哲保身的何应钦寿终正寝

　　1949年何应钦随蒋介石抵台。原以为蒋介石在众叛亲离之后会对他继续重用，谁知1952年他就在蒋介石推动的国民党改造运动中被排挤出权力核心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之外。不过，他毕竟是“党国老大”，蒋介石还是委以他“中央评议委员会”评议委员虚职。等于宣告了何应钦政治生命的结束。

　　何应钦被打入了冷宫。从此明白只有展现对蒋的忠诚才能保全自己。于是他频频在公开场所露面，还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表态支持蒋介石。私下里，他也常常劝告那些政治上失意的同僚，为蒋介石化解阻力。就这样，虽然从此末能握有实权，何应钦仍受到台湾军政界的尊崇。何应钦95岁时，台湾当局专门为他成立了“何应钦上将九五寿诞丛书编辑委员会”，拨出专款为他出了丛书12册。由于他是黄埔军校成立时教导团的教官，台湾军方也为他冠上“黄埔老师”的尊荣。在随蒋介石自大陆赴台的将领中，何应钦所得到的尊崇无人能出其右。

　　1986年4月，何应钦在与友人打桥牌时突感不适，被送进台北荣民医院。医生诊断为轻度中风。1987年初，何应钦病情恶化，医生用尽了最好的药物和一流的医疗设备.尽可能延续他的生命，希望他能活过100岁。 10 月21日上午，何应钦终因心脏衰竭而停止了呼吸，终年98岁。

　　一生拈花惹草的杨森，90高龄娶17岁少女为妻

　　1949 年，杨森带着妻子田衡秋、胡洁玉辗转到了台湾。第二天，蒋介石接见了他。蒋介石一见面就对杨森说：“你保卫反共基地重庆有功，因为你几十年剿共名声太大，所以我派飞机把你接到台湾来。”当晚设宴为杨森洗尘。隔年4月，蒋介石委任杨森为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战略顾问。杨森从此卸下军职，不再过问政治。出身四川军阀的杨森，在大陆时拥重兵雄居一方，搜刮了不少民财，因此即使到了台湾被解除兵权，杨森仍然过着优裕的生活。由于他沉溺于物质生活，对政权不再有觊觎之心，蒋介石也就随得他去。

　　由于蒋介石知道杨森爱好体育，1960年又给他安排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理事长兼台湾“奥林匹克运动”理事长，还拨给台北市长春路225号日本式花园洋房一套、小轿车一辆供杨森使用。同时派给警卫厨师司机，每月拨给台币1万元。

　　杨森在台湾大搞体育活动，他以70岁高龄学会驾驶教练飞机而轰动台湾。他特别喜欢登山运动。每逢星期日，无论天晴下雨都要坚持登山。86岁了还登上了海拔4000米的玉山。登上玉山顶时他高呼“总统万寿无疆”，也让蒋介石十分高兴。

　　杨森有三多，钱多，妻多，子孙多。他一生娶了12个妻妾，子女共有43人。最后一名妻子张灵凤进门时才17岁。而杨森当时己是90高龄。1972年2月20日， 杨森欢度90大寿，蒋介石派人在国防部三军军官俱乐部为他布置寿堂。生日会上，杨森叹息说：“我这个人就是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这样才有朝气。”国民党元老张群知道他又想娶妻，于是笑着说：“那你就再娶一个嘛”。就这样，杨森以招募秘书之名娶进了年仅17岁的学生张灵凤做他的12任妻子。不到一年，张灵凤居然还为他生下一女，成为海内外奇谈。

　　1977年3月，杨森从菲律宾访问归来，被台北三军总医院检查出患肺癌。两个月后，96岁的杨森咽下最后一口气，结束了奢华的一生。

　　蒋介石爱将胡宗南屡战屡败

　　胡宗南是蒋介石的爱将。这位黄埔嫡系出身的将领在大陆与共军作战一败涂地。丢了南昌之后，胡宗南仓皇来到台北，调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国民党中的许多人对胡宗南败逃台北十分不满。他们认为胡宗南是丧失西北，又失西南的罪魁祸首，应追究他的责任。1950年5月，监察院陕西藉委员李梦彪领头，联合了46名监察委员，提出了对胡宗南的弹劾案。同时，还把弹劾文在台湾与香港的报纸上发表，舆论大哗。但胡宗南毕竟是蒋介石的爱将，在蒋氏出面斡旋后，弹劾胡宗南的案了，并未给予他实际处分。

　　在蒋介石的授意下，胡宗南到国防大学学习新式战略。1954 年 2月，胡宗南从国防大学毕业。但未能谋得一官半职。直到1955年 8月，蒋介石突然召见胡宗南，并委派他到澎湖去担任防卫总司令。

　　胡宗南去澎湖不久，就发生了一件在台湾军界传为笑谈的事情：一次，“国防部参谋总长”彭盂缉坐飞机到澎湖视察，飞机停稳后，彭正要下飞机，随行人员报告说澎湖防卫总司令胡宗南亲临机场，正在下面迎候。彭孟缉是胡宗南的学弟，一听到胡宗南来到机场迎接，已经踏出机门的他赶忙把脚缩了回去。叫随从人员劝胡宗南回去，说胡上将回去了，他才敢下飞机。但胡宗南说自己是以澎湖防卫司令长官的身份迎接“国防部”参谋总长的，不必客气谦让。胡宗南一直等在飞机下，彭没有办法，只有下去了。彭流着泪拥抱胡宗南，感激他的豁达超然。

　　胡宗南在澎湖呆了四年，直到1959年10月,才回到台北。再度担任“总统府”战略顾问。胡宗南回到台北的第二个月，蒋介石又要他到国防研究院学习。国防研究院是当年台湾当局培训党政军高级干部的最高学府。蒋介石亲任学院院长。胡宗南在研究院中学习了8个月后期满毕业。不久，胡宗南就接到“国防部”通知，让他担任国防研究院毕业同学会会长、国防研究院院务委员会委员等挂名的闲职。

　　自此以后，胡宗南深居简出，郁郁寡欢。1962年，66岁的胡宗南因心脏不太正常被送进荣民医院。蒋介石亲临医院探视，让病危中的胡宗南感激涕零。3 月13日5点30分，胡宗南 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抗日名将廖耀湘荣辱一生

　　廖耀湘中将，湖南邵阳人（1906－1968），是蔡锷将军的同乡，毕业于黄埔六期，1930年以上士资格派到法国，学习三年法语后进法国的圣西尔军校。回国后一路高升，任第九兵团司令。国民党有六个军是美式装备，蒋介石给了廖两个军，可见蒋对廖的器重。【更多精彩，尽在★军事第一播报★ http://jsdybb.netsh.com.cn】

　　回国后，任教导总队骑兵少校连长，三七年任第二旅中校参谋主任，经历南京保卫战，1937年的冬天，他成了一个难民。“当时廖承担的是守护南京城的责任，南京失守后来不及撤退的他从马群搭一个农夫的马车躲过日军搜索，藏进栖霞寺。他12月13日当天进寺，带着5个军人。”廖耀湘一直在寺里藏身，直到栖霞寺的和尚和当时江南水泥厂难民营的辛德贝格和京特联系后，偷偷地将他用小船送到江北为止。

　　1945年抗战胜利后，廖耀湘曾经重游栖霞寺感谢救命之恩，并且题下了“凯旋，与旧友重还栖霞”，至今还留在栖霞寺。

　　1938年廖任二百师参谋长，参加兰封会战，桂南会战，四一年任新二十二师副师长，后任师长，入缅甸作战，失败入印度，接受美军训练和装备。四三年十月参加缅甸反击战，战功显赫。四四年升任新六军军长。

　　缅甸北部是热带树林，经常有野人出没，而被称为野人山。野人山全为原始密林之高山，极为险恶，大部队难以补给，重武器亦无法使用，日军精锐18师团55联队以小部队构筑据点逐山防阻，在野人山中到处可以见到第5军病困而死将士的白骨，常常是一堆白骨围着枪架而坐，这里躺着中国远征军近十万具遗骸。就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新一军击败了日军精锐十八师团，自己的损失也非常大，所有的连级干部基本上换了一遍，可见战斗之残酷。【更多精彩，尽在★军事第一播报★ http://jsdybb.netsh.com.cn】

　　

　　史迪威与孙立人(左)、廖耀湘讨论作战计划

　　新一军38师师长孙立人因为不是黄浦系出身，后来的际遇不如廖好，之后在台湾因间谍策反，被蒋介石软禁了几十年。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将新六军空运回国，参加内战。在离开之前，廖对那些留下来看管坟墓的伤兵们说：等着吧，我会回来接你们的。那种气魄，如同麦帅离开东南亚时的豪言壮语“吾将返回”。【更多精彩，尽在★军事第一播报★ http://jsdybb.netsh.com.cn】

　　山上的野花开了一遍又一遍，满山的树叶落了一层又一层。廖却一去不返。旧坟堆旁又添了一堆新冢。

　　据军史学家考证：“四平保卫战，林彪与杜聿明棋逢对手。双方伤亡都很大。5月15日，廖耀湘的新六军22师65团进攻威远堡。除了第一次试探性的冲锋外，65团团长李定一上校指挥的所有攻击都是一次成功。客观地讲，国军65团一个团依靠优势炮火在威远堡打垮了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主力（今日第四十集团军的前身，当时三纵司令时为程世才）。小小的威远堡战斗在东北早期国共较量中意义非同小可。65团一个团可以打垮三纵主力，新六军又有什么样的对手好怕呢？威远堡丢失，四平之战必败。为此，林彪没有等待延安的命令，开始部署撤退。大凡在战斗遭受重大损失且在失利得情况下，指挥战略性撤退是十分危险的。稍有差错，就会造成灾难性的结果。古今中外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雪上加霜的是，在撤离四平时，林彪的作战科长王继芳携带大批文件叛变投敌。杜聿明，孙立人，廖耀湘由此了解到民主联军实力大损，便放心大胆指挥军队一路猛追，直到把民主联军主力赶到松花江以北。”辽沈一战廖被俘后并不服气，拒绝和韩先楚握手，并说要林彪来，从新再干一仗。廖看来并不知道，他是败在间谍手里。【更多精彩，尽在★军事第一播报★ http://jsdybb.netsh.com.cn】

　　据余茂春指出：抗战期间代表中共坐镇重庆的周恩来指挥着5千名情报员；康生主持的社会部以及潘汉年、阎宝航、陈翰笙、熊向辉等都为中共的情报工作立下了“汗马功劳”。其中阎宝航潜伏国民党的军委会，官拜中将，利用身份窃取了大量戴笠的最高机密电报，经由延安转交莫斯科；而国民党军统最重要的部门“电讯总台”，竟潜伏了7名共产党间谍，接受驻重庆的叶剑英指挥。

　　总参谋部作战部长兼第三厅厅长郭汝槐当年在国民党心脏里，为了保护自己，向上峰检举国防部少将作战处长刘斐有共谍嫌疑，没有想到给他狗咬耗子碰上了，原来他们属于不同部门领导。国民党焉能不败。

　　杜聿明曾经亲自向蒋介石检举郭是共谍：“我已经是廉洁的官员，他居然比我还廉洁，家中沙发都打补丁。”蒋介石这昏君还不以为然。

　　令人回味的是，“１９７４年９月，韩先楚就向林彪写表态信并就怀疑张春桥一事检讨，但在他的心中，身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张春桥甚至不如国民党的战俘廖耀湘：“无论我军吃了新六军多少苦头，又怎样恨死了这个冤家对头，他都不能不对这支精锐之师和它的指挥官，怀有几分敬意。更何况这位新六军的老军长还是抗战名将，曾在八年抗战中出生入死，为中华民族立过战功。可这“鳝鱼眼”算个甚么东西？”

　　廖初被囚于锦州监狱，同杜聿明，溥仪关在一起，一直到六一年大赦。被送一个政协委员头衔，同那些当年潜伏于身旁的间谍同事，廖对过去还是耿耿于怀，怒目相向，说是看不起那些专门偷鸡摸狗之人。【更多精彩，尽在★军事第一播报★ http://jsdybb.netsh.com.cn】

　　廖于文革初期在批斗会上心脏病发作去世，终年仅六十二岁。廖没有牺牲在战场，没有死于日本人之手，却是死在革命造反派手里，一代抗日名将的后半生就这样毁了，令人不胜唏嘘。

　　廖夫人为黄兴的堂侄女，49年前夕来美国，有一子任工程师，现在可能退休回台湾了。那一次分离跟生离死别也差不多，他们一家人从此没有再见过面，命运真的是作弄人呀。

　　据黄兴次子黄一中回忆，廖上战场前夕，带了司机，副官坐吉普车来苏州，接他去上海团聚，家人想去却没有座位。比起现在高级军官出巡前呼后拥，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更多精彩，尽在★军事第一播报★ http://jsdybb.netsh.com.cn】

　　附：廖耀湘简介

　　廖耀湘(1906～1968)

　　中国国民党军将领，爱国民主人士。别号建楚。湖南邵阳北乡酿溪镇(今新邵县县城)人。1921年入长沙私立岳云中学求学。1925年到湖南陆军第3师叶开鑫部第3旅教导总队当学兵。1926年7月考入黄埔军官学校第六期，1928年毕业。1930年以上士军衔公费赴法国留学，学习机械化骑兵，1936年毕业回国，在南京桂永清教导总队骑兵连任少校连长。1937年升该队旅部中校主任参谋。11月，日军攻陷南京，赴武汉任军官训练总队上校大队长。1938年初，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机械化师(番号200师)，廖耀湘任少将参谋长。1941年任入缅印远征军第五军第22师副师长，赴缅甸作战。1942年8月初到达印度的迪不鲁加尔，编入中国驻印军。1944年8月，中国驻印军编为新一军、新六军两个军，廖耀湘任新六军军长。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新六军空运到上海待命。1946年1月，调往东北内战战场，在秦皇岛登陆。1948年10月，在辽沈战役中被俘。1961年被特赦，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专员。1964年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卒于1968年12月2日。

民国外交英才: 顾维钧  




顾维钧（Wellington Koo，1888年1月29日1985年11月14日），字少川，上海人，中国外交家。1912年任袁世凯总统英文秘书，后历任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国民政府驻法国、英国大使，驻联合国首席代表、驻美大使，海牙国际法院副院长。被誉为中国现代史上最卓越的外交家之一。1985年病逝於美国纽约。

早年

顾维钧生上海嘉定，初入旧式私塾，1899年考入卫理公会的上海英华书院预科，1901年考入约翰书院。1904年自费赴美国留学，入纽约库克学院。一年考入哥伦比亚大学文科，毕业攻读政治学研究生。1909年获硕士学位，1912年获法学博士学位。

外交生涯

1912年经唐绍仪介绍，回国任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兼外交秘书。1915年获悉中日“二十一条密约”，无奈之下将其泄露，以期获得舆论的支持而为中国争夺权益。同年赴美国任驻美公使。

巴黎和会

1919年，顾维钧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巴黎和会。会上日本政府要求以战国的身份接管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权益。顾维钧为此备了《山东问题说贴》，力陈中国不能放弃孔夫子的诞生地山东，犹如基督徒不能放弃地耶路撒冷，震撼欧美代表，扭转了舆论形式博取列强同情。由意大利退出和会，英法美害怕日本的退出威胁生效而导致和会流产，是将德国於山东的本有权益割让给了日本。此时中国代表团团长陆徵祥开巴黎。因此顾维钧实际上暂摄团长职权，在他的主持下，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1920年顾维钧改任驻英国公使。1922年起，历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财政总长，两度代理内阁总理。国民革命军基本统一全国，曾被国民政府通缉。1930年经张学良斡旋，加入国民政府，重返外交界。

国联调查团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受中国政府委派，参加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不畏日本阻挠甚至生命恐吓，坚持进入中国东北实地考察且独立进行了许多工作，向调查团提出了揭露日本侵略行径的长篇备忘录，对调查团施加影响，为中国博取利益。

二战前

二战前，顾维钧长期出任驻美大使，为中国抗日战争在美国奔走呼号，争取援助。1945年6月26日代表中华民国政府首先签署了《联合国宪章》。

顾维钧与中国共产党的接触是学术研究的重点。根据典藏於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顾维钧档案显示，顾维钧在抗战与内战时期曾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邓发等人会晤，接触内容与结果不清楚。

1946年后顾维钧担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长达十年，对游说美国支持国民政府贡献甚多。1948年中国共产党公布内战战犯名单，顾维钧列第二十二位。

国民政府迁往台北后，顾维钧与外交部长叶公超曾代表中华民国於1954年与美国签署了中美共同防条约（US-ROC Mutual Defence Treaty）。

国际法院

顾维钧1956年从驻美大使职务退休，转任海牙国际法院法官，副院长。1967年於海牙退休，赴美定居。晚年口述了计13卷，600余字的《顾维钧回忆录》（原文为英文本），该着作成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外交的重要资料。顾维钧与家属另委哥伦比亚大学典藏其私人信函与文件，并未出版，研究者需专项申请方能阅览。

孙科和如夫人蓝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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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1/01  王朝柱  

不久以前，一位自上海来的朋友问我：“你知道吗?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中有一位美籍华人，她自称是中山先生的孙女。”


我微微地点了点头：“知道。”


“这位自称是中山先生的孙女，是孙科的女儿吗?”


我再次点了点头：“是。”


“不!我敢肯定她不是。”我的这位来自上海的朋友坚决地反对着。


我清楚他反对的理由：孙科生于1891年，于1912年春经伯父孙德章介绍，在檀香山和陈英淑女士结婚。而这位自称中山先生孙女的华人时下不过40多岁，照此推算，那时的孙科夫人陈英淑女士已年逾半百，超过了生育的年龄。我笑着答说：“中山先生的这位孙女，是孙科的如夫人生的。”


我的这位朋友闻之愕然，他难以理解地问：“这可能吗?中山先生的儿子孙科还有如夫人?”


“你想知道孙科的如夫人是谁吗?”我问。


他有些好奇地点了点头。


我转身从书橱中取出一册程思远先生撰写的《政坛回忆》，近似玩笑地说：“欲知孙科的这位如夫人的身世之前，我先给你读一段记录在案的史实。”


他有些惊愕了，下意识地把身子挪到我的身边，想亲眼看看程思远先生是怎样写的。


我不慌不忙地打开《政坛回忆》，翻到《国民大会的风暴》，指着有关的段落念道：


“4月23日，国民大会开始选举前总统，李宗仁得754票，孙科得559票，程潜得522票，于右任不足500票，莫德惠、徐溥霖各得200余票，李宗仁独占鳌头，但不足法定当选票数(即超过全额半数的1523票)。依选举法规定，将得票较多的前三名进行第二次投票。主席团在散会时宣布，次日举行第二轮选举。


“大会散会后，广东国大代表团由张发奎、薛岳率领前往捣毁龚德柏所办的《救国日报》，把该报的排字房和门面砸烂了。原来23日各代表入场时，座面上都有一份《救国日报》，大家一看第一版头栏赫然刊着孙科与蓝妮的丑闻。蓝妮原是孙科的如夫人，抗战初期，与孙科住在重庆两浮支路旁的‘园庐’，后来潜往上海、南京敌后城市，同陈公博、周佛海往来密切。抗战胜利后，中央信托局在上海没收了一批德国进口的颜料，作为敌伪财产处理。可是孙科却函国民大会秘书长洪兰友，说这批染料为‘敝着’蓝妮所有，要求发还。洪兰友又写信给中央信托局局长吴任沧，说蓝妮是孙院长(立法院)的如夫人，要吴看在孙院长的面上，将颜料发还她。不知怎样，这些材料落到龚德柏手中，而今发表出来，登时哄动了整个会场。广东代表气愤之余，就马上把《救国日报》捣毁了。事后李宗仁过意不去，把四根金条托我交给刘士毅，要他转交龚德柏，藉以弥补《救圆日报》的损失。”


我的这位朋友听后瞪大了好奇的眼睛，操着无庸置疑的口吻说：


“很显然，《救国日报》在这种节骨眼上搞此动作，是为了支持桂系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否则，李宗仁绝不会给龚德柏四根金条作补偿。”


我赞同地点了点头。


“看起来，时至今日知其真情者，唯有程思远先生了。”


我又赞同地点了点头。


“你是认识程思远先生的。有关蓝妮的身世，一定是程老告诉你的吧?”


“程老是政治家，他告诉我的绝不比上边那两段文字多。”


“那……你是听谁说的呢?”


我转身取来一本相册，翻到一张和程思远先生等人用餐的合影相片，指着程思远先生身边的一位美籍华人，说：


“就是在这次午宴上，程老和这位龙绳文先生告诉我的。”接着，我就扼要地讲起了那天午宴的由起和谈话的经过：


早在筹拍我写的电影《龙云和蒋介石》的时候，龙云的四公子——全美华人协会创会总干事、二届副会长龙绳文先生，提出请几位权威人士做顾问。我自然同意。很快，该片出场人物——陈纳德的中国妻子陈香梅女士、介绍龙云秘密加入民盟的楚图南先生，以及时任西南联大教授的费孝通先生，都高兴地接受了八一厂颁发的顾问聘书。不久，龙绳文先生回国经商访友，他又提出请程思远先生当顾问。我知道这其中的缘由：程思远先生的女儿——香港电影皇后林黛小姐，是龙云五公子龙绳勋的妻子，程、龙是儿女亲家，故我表示同意。这张照片，就是八一厂宴请程思远先生和龙绳文先生开宴前拍摄的。


在宴会进行期间，我向程思远先生询问了孙科和蓝妮的事。出我所料的是，程老侧首看了看龙绳文先生，说道：


“龙先生比我知道的多，而且他和蓝妮还是同乡，请他告诉你吧。”


“我们不仅是云南同乡，而且两家还是世交。”龙绳文先生又补充说，“蓝妮到美国以后，我和她一直保持着联系。”


“那……龙先生就告诉我吧?”


龙绳文先生点了点头，旋即又边吃边说了下面这些话：


蓝妮是我们云南昆明人。有人说她是苗族姑娘，据我所知是不确的。蓝妮的父亲曾给我的父亲当过副官，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听父亲说过：他们家是满族，而且和慈禧还有族缘关系。远在清朝初叶，他们的先祖随征讨吴三桂的大军进入云南，后定居昆明。蓝妮长得十分漂亮，而且聪明。在山城重庆一次社交活动中和孙科相识，很快就成了孙科的如夫人。虽说他们之间的社会地位悬殊，且孙科又长蓝妮20多岁，但他们之间的情感还是热烈的。孙科为了金屋藏娇，他利用职权为蓝妮先后买了十多处别墅。


不久，蓝妮受命潜入敌后，和大汉奸陈公博、周佛海等人过从甚密。有人骂她是卖身投靠的汉奸，她自己却说是为党国进行特殊的工作。程老他们为了击败孙科当选副总统，利用《救国日报》公布的就是这些东西。


孙科爱蓝妮是真的。但是，当时他为了能竞选上副总统，不仅未替自己心爱的如夫人蓝妮公开辩解，相反，还为洗白自己做了一些小动作，这就激怒了生性倔强的蓝妮，从此和孙科断绝了关系。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垮台，蓝妮移居美国。


不久，孙科经法国也来到了美国，他希望和昔日的如夫人原梦重温，但蓝妮对往事依然耿耿于怀，拒孙科于门外。后来，孙科获悉龙绳文先生和蓝妮时有交往，遂请其说项。但倔强的蓝妮还是不见。说到此处，龙绳文先生不无感慨地说：


“我真同情这位痴心的孙科，那时他已过花甲之年，对如夫人还是那样一往情深!”


我作为一个史学爱好者和作家，对蓝妮这个特殊人物发生了浓厚的兴趣。遂又问：


“蓝妮还住在美国吗?她晚年有些什么想法没有?”


龙绳文先生告之：暮年的蓝妮非常怀念祖国，希望政府归还她过去的屋子，她准备回来残度晚年。据说政府退给了她在上海的两幢别墅，她中、美两边换着居住。另外，蓝妮曾说过，希望有人帮她把自己的一生记述下来，以正后人的视听。龙绳文先生笑着问我：


“王先生，你有兴趣吗?蓝妮的一生是值得写的，其中有关抗战时期的历史，她知道其他人所不知的许多内幕。”


“蓝妮的一生拍部电影也很有意思，”程思远先生笑着说：“你如果写剧本，我和龙绳文先生给你当顾问。”


这时，龙绳文先生操着半开玩笑的口吻说：


“蓝妮的女儿——也就是中山先生的孙女，是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的商务人员，为她母亲作传，有人去美国，可以走她的后门。”


这时，我的那位来自上海的朋友恍然大悟，大声说：


“你可真行!绕了这么一个大弯子才点题：她真是中山先生的孙女。”

成者王侯败者贼 阎锡山与蒋介石的恩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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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2/16   

　蒋介石消灭异己愈急，阎方反蒋之声浪愈高。其他各集团军也纷纷派代表到晋，劝阎领导国人共同倒蒋。张学良、李宗仁、汪精卫、刘文辉、刘镇华、唐生智等即属其类。各方认为：只要“门三”、“马二”(对闫、冯的代称)通电倒蒋，各方响应，蒋只有下野之一途了。蒋本人也认为事已至此，进退只好取决于阎，乃致电求乞：


　　弟德薄能鲜，致有今日，不知吾兄将何以教我？


　　但阎锡山气愤地想：在多少政敌中，最大的莫过于姓蒋的了，因而全不顾三年前对蒋介石肉麻的吹捧——“蒋总司令国之勋贤，党之柱石”；“公留党在，公去国危”；“军事失其重心，同志无所瞻仰”——整个儿拉下脸来，于1930年4月1日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通电中，尽行揭露蒋介石的罪行：


　　党国不幸，三全大会指定过半数之代表，致使党权高于一切，党复而为一人之化身。专制独裁，为所欲为；而政治上之一切错误，其责任悉归之于党。以致贿赂公行，国人不敢诘责；土匪为国，政府不加过问。筹巨款，借巨债，无非成全其篡窃之具；张挞伐，行暗杀，无非施张其篡窃之威。党不党矣，政不政矣，国不国矣，民不聊生矣！犹复迫我以武力，助其铲除异己。从之不忍，拒之则怒。几经言诤，挽救无法。故特发蒸(10日)电，偕同下野，匪特藉以救党救国救人民，并且所以救蒋氏也。终不见从，复思自身下野，促其反省。不料江(3日)通下野之电，鱼(6日)来问罪之师，匪特不能使其觉悟，反以下野而益招其来侮。于是舆论鼎沸，军民坚留，环请即时组织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以张挞伐。犹复与军民相约，隐忍兼旬，待其省悟，倘仍执迷，再行就职。兹不得已，从党员之催促，并军民之请求，谨于中华民国19年4月1日，宣誓就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职，统率各军，陈师中原，以救党国。古有挟天子以令诸侯者，全国人必起而讨伐之；今有挟党部以作威作福者，全国人亦当起而讨伐之。愿吾国人共起图之，锡山必尽全力以赴之也。


　　阎不给蒋一个情面，蒋也自然撕破脸皮，没给阎丝毫客气。此后不久，蒋即借“国民政府”的名义，下达《免去阎锡山本兼各职并予缉拿令》。在缉拿令中，把阎锡山自辛亥以来种种劣迹尽行揭露，把阎氏骂得骨头都疼——


　　阎逆锡山素昔狡诈。辛亥革命，遭遇时会，僭窃一省，无所建树。既为袁氏所不容，总理犹扶掖之使安其位。袁氏叛国，该逆竟怀禄贪势，反颜事仇，始则宣告脱离国民党党籍，继且请求解散国民党，以结纳于袁氏。迄袁氏称帝，该逆率先劝进，并奏请改建立宪帝国，为袁氏所激奖，故当时有一等侯爵之伪封。该逆受之，曾无愧色，其不得厕于中华民国国民久矣。及国会解散，督军团变叛，以至张勋复辟，该逆均依违其间，以为可以臣洪宪者，未尝不可帝溥仪也。当此之时，总理兴师讨贼，凡使命往还于晋地者均被峻拒，故终总理之世，未闻该逆于革命有所协助，且杌陧之。洎我国民革命军师次淮、济，该逆始束身来归。政府含弘光大，舍罪责功，且欲以其鹰犬之才，爪牙可任，迄授以晋、冀、察、绥各省，不惟无所建设，又复诛求无厌。去年李、白、冯、唐之乱多为该逆所潜煽，一方密请政府声罪讨冯，一方密款冯氏以劫持政府。举凡所有阴险狡诈，悉集于该逆之一身，近且集合各种反革命之军人、政客以图一逞。政府奉总理之遗教，弘训政之建设，际兹该逆干党纪，构国难，犹再姑息遵养时贼，何以为党？何以为国？……


　　言犹未尽，几天以后，蒋又借《为讨伐阎冯两逆告将士书》，再把“门三”、“马二”数落一番：


　　阎逆锡山、冯逆玉祥存封建之心理，具军阀之积习，深恐统一将不利于其割据之野心，和平将消弭其作乱之机会，故处心积虑必欲破坏统一而后已，必欲搅乱和平而后快。查阎逆锡山狡诈为心，阴险成性，常欲以别人供牺牲而己立于不败之地，对中央虽貌示服从，对地方则嗾使叛变，纵横捭阖，挑拨离间，无所不用其极。一年以来，迭次叛乱之役，自桂系倡乱以至于唐逆叛变，无不有阎逆作祟于其中。事实俱在，人所共知。中央隐忍迁就，曲予宽容，冀其有悔悟之心而开其自新之路，乃竟肆无顾忌，日益为非。竟因其所播弄，所利用之反动军阀均已次第敉平，故图穷匕见，不惜甘冒不韪，称兵作乱，僭窃伪号，收容叛徒，以图最后之挣扎。至于冯逆玉祥，迭次谋叛，幸逃显戮，缉榜犹悬，野性复发。此次受阎逆庇护又图死灰复燃，啸聚潼关，出兵郑、洛，与阎逆共肆披猖，作反革命之大团结。似此怙恶好乱，实属罪不容诛……


　　“门三”投之以“桃”，“草头”报之以“李”。彼此唇枪舌剑，相互愈攻愈烈。


　　“阎老西要动了！”“阎老西要动了！”消息不时传到南方。


　　“冯焕章是失败了！唐孟潇是失败了！石友三是失败了！阎百川有多大的贼胆敢动？”这股风，又不断地从南方吹过来。


　　1930年2月28日冯玉祥与阎锡山关于中原大战取得一致意见后由五台县建安村返回太原。阎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即令他的晋军向山东和河南的蒋介石部队进攻。阎特别晓谕晋军将士，誓雪“晋军能守不能攻”之耻，不获全胜，誓不罢休。自此，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军阀混战——阎冯与蒋争权夺利的中原大战，在中国腹地展开。


　　其时反蒋各路诸侯号称70万大军，面对只有30万军队的蒋介石，气势不能说不大。雄壮而鼓舞人心的国民革命歌《打倒列强》，不但被反蒋派篡改成《打倒老蒋》，到处传唱，同时还编了一首《倒蒋军歌》——真正革命党员应该加入革命军，要铲除军阀，与帝国主义死拚。我是革命军，我是革命军，打仗为救老百姓，并为民族争生存。前进！前进！大军都出娘子关，会师中原入武汉。不怕死，不偷生，打倒蒋介石，扑灭反革命，本亲爱真诚，团结农工商学兵。民众与武力，联合一战线，促成中国的革命，是我革命军！


　　从那情景看，胜券似已稳操于反蒋派之手。“门三”乐不可支地给“马二”写信说：


　　此举若得成功，纵然不能活捉蒋介石，也可平分天下，隔江而治。


　　战火继续蔓延，关内各主要军事集团几乎都卷入了这场中原逐鹿之争。双方旗鼓相当，互有胜负。形势的发展，使拥重兵于关外的张学良的地位骤然突出起来。


　　阎锡山曾发明过一个公式，叫做“1加1大于1”。第一个“1”代表阎本身的力量，后两个“1”分别代表两个互相对立的力量。在蒋、阎、张三足鼎立的情况下，阎本身的力量加上其中任何一方的力量，则对另一方立于不败。换言之，蒋、阎势均力敌的双方，谁嬴得了张学良的支持，谁就赢得了这场战争，甚至也就赢得了整个中国。


　　然而这个“公式”不独为阎氏所专有，蒋介石氏甚至更加清醒。故从战争开始之日，双方都在看东北风向论成败，千方百计地想把张学良拉到自己阵营中来。


　　地方军阀发表反蒋通电，拥戴张学良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派人向张学良及东北军政要人送礼，派张学良的亲信劝说其反蒋，等等。


　　而蒋介石则施展了比地方军阀更多更毒辣的拉张手段，如委托故友相劝、高官厚禄进行利诱、施以小惠收买人心、许让地盘、策反东北军等。东北海军无良港，蒋即投其所需，将青岛交给东北海军。蒋介石还许诺：只要张学良出兵相助，打败反蒋派后，他将把华北四省与平津地区交张，其人事任免悉听其便。


　　随着济南的陷落，反蒋派战局急剧恶化。但阎锡山野心不死，他不相信自己这一副“最为可贵的帝王福相”，就坐不住“龙位”。他同他的同僚认为：之所以出现如此败局，是因为没有成立中央政府，使得军心涣散，人心不附，如果成立中央政府，参加倒蒋的人就有了奔头。于是决定立即在北京成立一个反对派政府。终于在民国十九年九月九日九时正式宣告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国民政府”，阎于北京怀仁堂就任“国民政府主席”，被史家奚落为“四九小朝廷”。阎锡山所以选择“九”字组成就职时间，是因为中国古人用九数附会帝王之位。天安门城楼建筑格局(面阔九间、进深五间)取“九五”之数，意即在此。《易经·乾挂》：“九五，飞龙在天”，其含义是飞龙在天之象。龙者，皇帝也。阎既取其意，而又抱着“现在的佛不拜过去的佛”之成见，舍弃“九五”，偏取“四九”……


　　自号为“龙池”的阎锡山，在登上“龙位”之后，作为象征，特地让人在卧室的靠枕上绣了一条龙，而后指着这条“龙”，对左右侍从们宽心地说：“咱有的是好靠山。蒋介石内部不团结，红军不可能成什么事。咱现在虽然地盘小，军队少，但有福人不必忙，少的会变得多了，小的会变成大的，你们跟上我将来要享大福哩。”


　　然而，阎锡山十分清楚，他的这个新政府的基础极为脆弱，它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东北的“风向”，取决于张学良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