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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清蒋介石真面目：早年好色多疑暴躁孤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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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1/26   

从中学校园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杨天石用了18年；由人民教师变成历史学家，杨天石差不多用了30年。如今，拥有中国社科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 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等诸多身份的杨天石，因为长期研究蒋介石而广为人知。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70岁的杨天石说一旦发现新的史料，他就会兴奋。2006年3月31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正式对外公开蒋介石1917年到 1931年的日记原件，在此之前，杨天石和他的同事早早地在附近租房而居，等着查看这些重要的历史资料。如今已经回到北京的杨天石，经常会接待关于这些日记的咨询和访问。鉴于他的研究和掌握的各种信息比较完全，杨天石可能是国内目前能看清蒋介石真面目的人之一。

　　蒋介石日记的真实性很高

　　人物周刊：在你看过这些蒋介石的日记后，你觉得其内容的真实性如何？

　　杨天石：我认为蒋的日记有比较高的真实性。日记有许多种，一种是为了写给别人看的。写的时候他就想，我要出版，我要让你看，我要让你知道我的伟大，这是一种。
　杨天石在书房里

　　另外一种主要是写给自己看的，是自己用的，蒋的日记主要是写给自己用、自己看的。为什么？蒋写日记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进行自我道德修养，蒋介石这个人年轻时毛病很多。我总结了他早年性格上的五大坏毛病，第一好色，第二多疑，第三暴躁，第四任性，第五孤僻。但他又是一个道学家，他要进行自我道德修养，他想做“中华民国的模范”。他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自己性格上的毛病呢，他就要记日记，进行反省。第二个目的是总结他本人治党、治军、治国的经验。有人说蒋写日记是为了自我表现，这种说法首先违背一个基本知识，就是蒋的日记在生前并没有公布。一直到2006年，而且是经过很多周折后才公布的。

　　另外，他的日记里有好多个人隐私，对谁都骂，例如，对朋友，对亲戚，对同僚，他都骂。那都是不适合公布的。当然我这么讲，不是说蒋的日记任何假话都没有，他把自己说得好一点、美一点，在对列强的关系上慷慨激昂一点，也是有的。但是，从总体看，蒋的日记有比较高的真实性，因此也有比较高的史料价值。这项资料不可不用，如果不用的话，对研究中国近代史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人物周刊：这次公布的部分日记，史料价值在哪里？

　　杨天石：最大的价值就是比较完整，你可以比较全面地了解蒋某年、某月、某日做了哪些事。另外就是原汁原味。

　　人物周刊：对于你们的研究有那些突破？

　　杨天石：我给你讲个例子。以前史学界都这么讲，日本1931年9月18日进攻沈阳北大营时蒋介石下令不抵抗，所以把东北全丢了，历史学家都这么说。但是张学良去世之前，他回答访问者的提问时说，不抵抗是我张学良自己决定的，跟蒋介石没有关系。我看了日记以后发现，这个“不抵抗主义”的发明权还是蒋介石，时间不是1931年，而是1928年。那一年，蒋介石率兵北伐，打张作霖，但是日本出兵济南，不让蒋北伐，蒋的日记里边清清楚楚地写了七个字，对日军 “决议不抵抗主义”。

　　蒋介石是个什么人

　　人物周刊：内地对蒋介石有没有一些误解？

　　杨天石：我举一个例子。我们以前对国民党的抗战通常讲八个字，叫“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但是你现在如果去参观卢沟桥的抗日战争展览，就会发现，这八个字已经不见了，在原来写那八个字的地方，换了新的八个字，叫“正面战场，继续作战”。

　　人物周刊：这种改变能说明什么呢？

　　杨天石：说明我们过去的看法有片面性，不大准确。在那个展览上你还会发现，蒋介石的照片出现过两次，两次都是作为正面形象出现的。一次是1937年的庐山谈话会，蒋介石发表讲话，说“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人人都有守土抗战之责”。这是蒋在作全面抗战的号召，是将蒋的照片作为正面形象显示的，而不是我们过去漫画里的光头，头上还贴着膏药。另外一次出现，就是开罗会议，开罗会议肯定台湾、东北这些被日本占领的土地都要归还中国，蒋是有功的。

　　人物周刊：蒋介石有没有可以圈点的政治智慧？

　　杨天石：蒋当然有他治国的理念，但不能说是什么“政治智慧”。这个问题太大了，只能简单地说一说。外交上，他采取的是温和的软弱的路线，有时候，甚至是妥协路线。蒋介石也希望废除不平等条约，但是，他不是干脆利落地宣布废除，而是要和列强慢慢谈；列强不同意，他就慢慢等。人们都知道，一直到抗战后期，英美才在蒋介石的要求下，废除了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对内，他本想推行一条改良主义的路线，主张“劳资合作，阶级调和”。譬如，蒋多次提出，要“二五减租”，就是说，农民向地主交租，可以从原来的租额中减去25%。这是改良，不是革命。然而，国民党统治大陆的时候，只要地主一叫，他就退回去了，因为蒋介石需要地主的支持。只有后来到了台湾，台湾的地主跟蒋介石他们没有那么深的联系，所以推行下去了，搞了土地改革，台湾的经济起飞与此大有关系。

　　人物周刊：蒋介石的婚姻关系是如何发展的？

　　杨天石：他的第一任夫人，毛氏夫人，是封建婚姻，包办的。蒋结婚时15岁。他的妻子比他大好多。毛氏夫人不识字，小脚，蒋对她没有什么感情。蒋的第二任夫人是姚冶诚，原来是一个妓女。蒋也不怎么喜欢姚，蒋的日记里有大量对姚不满意的地方，说她只会打牌，他生了病也不照顾他。

　　蒋的第三任夫人是陈洁如。陈是蒋曾经花过很大力量去追求的一个少女，但是蒋也不满意，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蒋认为陈洁如不会持家，太奢侈。

　　最后是宋美龄。蒋一见到宋美龄，就很喜欢，这在他的日记里有大量记载。对蒋宋婚姻的偏见有几点需要纠正，一是他们之间的婚姻，是建立在恋爱基础上的，不能简单地说是“政治婚姻”。二是蒋在跟宋结婚很久后才入基督教，不是为了追求宋立马入的。

　　如何评价蒋介石等历史人物

　　人物周刊：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最重要的标准是什么？

　　杨天石：我的标准是：第一，看他的活动，是否推动社会生产力前进，有利于国家富强、经济发展；第二，看他的文化政策，是不是能推动中国文化走向更高的层次；第三，看他的行动，他的政策是否对中华民族和中国老百姓有利。

　　人物周刊：那你据此三个标准评价一下蒋介石？

　　杨天石：这个问题涉及对蒋介石这个人怎么定性，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古人说：盖棺论定。蒋介石的棺盖了，但是并没有论定。分歧很大，而且会长期存在，要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通过长期的研究、讨论来解决。解决了，对正确地叙述中国近、现代史大有助益，对建立海峡两岸的和平发展关系，在华人世界中建立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最终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也大有助益。现在，对蒋我只能说三句话：第一，他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人物。第二，他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很复杂的人。第三，这个人有功有过。

　　胡绳同志主编，经胡乔木审定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一书曾经说：“国民党最高领导人承认第二次国共合作，实行抗日战争，是对国家、民族立了一个大功。”这里所说的“国民党最高领导人”，指的就是蒋介石。在我看来，他有大功，也有大过(罪)。我觉得蒋一辈子有两大功。第一大功是他在1926年到 1928年三年时间里，领导北伐战争，打败了三个军阀军团，结束了北洋军阀在中国17年的统治。

　　第二大功是1937到1945年的抗日战争，蒋领导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抗日，并且取得了胜利。两大过(罪)是什么？第一就是1927年到1937年的清党剿共。共产党员和苏区人民被杀害了26万多。第二就是1946到1949年三年的内战，这是一次反共的内战，是违背历史潮流和中国人民愿望的不得人心的内战。

　　人物周刊：胡适说，历史不是一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现实中这个小姑娘却经常被人随便打扮。作为历史学家，你怎么看？

　　杨天石：在现实生活里经常会碰到这种“打扮”历史的情况。有一些人，总喜欢要求历史学家按照他的个人意愿或某种“政治需要”来“打扮”历史、改装历史。因此，历史学家要还原历史本来面目，写出具有高度真实性的历史著作来，常常会碰到好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但是，历史学家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敢于突破这些困难，为人们留下具有高度真实性的历史著作来。

　　我不喜欢蒋这个人。我研究的历史人物，有许多都不是我喜欢的，但是，作为历史学家，我常常用12个字要求自己，就是“爱之不增其善，憎之不益其恶”，就是说，既不美化、神化，也不有意丑化、妖魔化。一切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写。历史学的生命在于真实，不真实的历史我们谁也不想看。

　　我曾经说过，假历史误国、误民，贻害千秋万代

被俘与改造：国民党将军们的功德林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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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2/20   

新闻午报

北京德胜门外，有一座叫功德林的庙宇，清朝末年被改建为一座监狱。民国年间扩建为第二模范监狱。新中国成立后，功德林直属公安部管辖，称为北京战犯管理处。二十余年前，一部以功德林内的国民党战犯改造为题材的长篇纪实小说《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曾经轰动海内外，被誉为体现中国共产党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杰作。最近，该书在作了修订后重新出版。它以原国民党战犯邱行湘的被俘与改造为线索，具体而生动地描述了杜聿明、宋希濂、陈长捷、文强等性格迥异的国民党将领，在这个比战场更炽热、复杂的决战中改造新生的内幕。

　　人民政府不惜重金买回链霉素

　　杜聿明静静地躺在病床上。

　　他的单人房间外面，不时响着多人的脚步声———或许是管理员给他送鲜牛奶，或许是科长给他送“大前门”牌香烟，或许是医生给他看病，或许是护士给他送药打针……

　　他有胃溃疡。不能吃硬的，炊事员就给他吃软的：果子酱与面食；不能吃冷的，炊事员就给他吃热的：炖鸡与烧鱼。

　　就这样，他的四种病，现在剩下三种。他有结核病，包括肺结核和肾结核。医治结核病的特效药是链霉素，可是我国当时不能生产。国外进口的链霉素多来自苏联，苏联链霉素药物性能不好。美英两国的链霉素质量过关，可是对中国大陆封锁禁运。为了抢救国民党战犯（除了杜聿明，还有黄维、康泽、文强以及即将来到功德林的杜建时、范汉杰等人，都患有严重的结核病）的生命，人民政府专门派人到香港、澳门等地，不惜重金，买回药物。

　　就这样，他的四种病，现在剩下一种。最后一种病，就是发现未久的脊椎结核。不过离痊愈的时间也不远了，为了矫正杜聿明已经畸形的躯体，他只须静静地躺满三年石膏架子。

　　也就是说，杜聿明的四种病，完全可以被共产党治好。共产党对于他，除了他1946年被割去的那个腰子外，一切都给他了。

　　杜聿明曾问过护士，共产党治好他的病，总共花了多少钱？护士虽没有作答，他心里亦自然明白———总不止两个铜板吧。1931年底，蒋介石下野以后，杜聿明也无一官半职，与妻子曹秀清、大女儿杜致礼三人住在杭州，靠黄埔同学会每月救济12元过日子。一日上街，年仅3岁的大女儿拉着父亲的衣角，嚷着要吃臭豆腐。一块臭豆腐需要两个铜板，而杜聿明掏遍全身，只掏出一个铜板来。在大女儿嚎啕大哭的时候，他也忍不住鼻子发酸……

　　杜聿明：“共产党是我再生父母！”

　　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的胜利，虽然没有刺激杜聿明的神经，却震荡着他的心灵。淮海战役的战局刚刚开始明朗，这位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就在心里诅咒：有本事的退后30公里，再打一次试试。现在，共产党军队果真再打了一次，所以杜聿明终于缓和了“试试”的心理冲动，懂得了“旁观者清，当事者迷”的常识。

　　真正冲击他的，是西藏的和平解放。他认为共产党通过武力击败美国，是可以理解的。而共产党不通过武力收复西藏，是不可以理解的。他认为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的封建联姻，只能是汉藏两族的政治结合。特别是近百年来，西藏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长期受到国外侵略势力支配，大清皇帝的“恩泽”融不进雅鲁藏布江，蒋介石宝剑的寒光，射不进喜马拉雅山。而共产党的一张谈判桌，就使西藏真正进入中华民族的怀抱。

　　他在病床上想得很多。他曾经夸奖过他的妻子。因为曹秀清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在陕北榆林女子师范学校当学生时加入了共产党，在蒋介石1927年清党以后，终于离开学校跑到苏州找到杜聿明，从而脱离了共产党。他夸奖她终于摆脱了“妇人之见”；杜聿明的弟弟杜聿德也于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参加了共产党，并且在 1928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皖北暴动中，担任副总指挥，结果被国民党杀害。杜聿明责难他最终堕入了“草寇之举”。

　　现在，共产党的威力，像太阳那样为杜聿明承认以后，这位曾经想用死亡来对抗共产党的头等战犯不得不承认身心两败。

　　他决定活下去——当一个人提出这样要求的时候，实际上他仅仅想得到一个人最低的权利。1947年，杜聿明的肺结核已经到了不堪忍受的地步，征得蒋介石同意，启程去美国就医。行至上海，适逢美国记者访问了他，他的关于国民党军队装备落后、亟需美军扶持的谈话，发表在当时的《中央日报》上。蒋介石于是几次急电上海，又派人找上门来，说“国难当头，需用大梁”，故不允离去。杜聿明遵命不误，不过他事后听说蒋介石对他在上海的言论极为不满，认为他动摇意志、扰乱军心，作为一次惩处或者说一次报复，断然收回成命。

　　杜聿明发了一场高烧。医务室医生慌忙赶来，给他打了针、喂了药。杜聿明道谢之后，迷迷糊糊睡下了。半夜醒来，睁开眼睛，灯光之下，他看见站立在床边的一动不动的姚处长的身影。

　　杜聿明经过一个白天的来回踱步，一个晚上的辗转反侧，就在第二天管理处最高负责人姚处长来询问他病情时，他握住对方的手，用轻微的迟顿的语调说：“没有你们为我治病，我早完了。共产党是我再生父母，毛主席是我救命恩人呵！”

　　杜聿明今天已经说的，是他明天准备说的。那么，宋希濂今天已经做的，是不是他明天准备做的呢？

　　

　　宋希濂交代了杀害瞿秋白的经过

　　1955年6月18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举行了瞿秋白遗骨安葬仪式，陆定一代表党中央作报告说：“1933年，瞿秋白同志进入以江西省南部和福建省西部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人民教育委员。1935年2月23日，他在福建省武平县被国民党匪军逮捕，6月18日上午10时在福建省长汀县西门外英勇就义。”

　　宋希濂在报纸上看到这则消息，禁不住踉踉跄跄退到大通铺上，蒙头大睡。

　　朦胧中，宋希濂看见一位身体瘦弱的中年人，穿着一件灰布长夹袍、一双浅口布鞋和蓝色线袜，从他的国民党第36师司令部一间小屋里缓缓走出，走在福建长汀西门外一条严密警戒的小路上，直到中山公园一个用土砖砌的讲台前面站定。他面朝36师警卫连官兵三十余人，发表了15分钟的讲演，用他的生命向他的敌人呼吁：国民党反动统治最后一定会失败，中国共产党最后一定会胜利。讲完以后，他举起右手，高呼——“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

　　……第二天一大早，宋希濂匆匆走进管理处办公室，交代了当年杀害瞿秋白的罪行经过。

　　1934年，宋希濂任国民党第36师师长，9月与红军作战负伤，送医院治疗。1935年2月下旬，已经到瑞金的国民党陆军纵队司令汤恩伯打电报通知 36 师，说由项英、陈毅率部约七八千人，正在瑞金、会昌、长汀之间活动，他奉蒋介石之命，负责迅速肃清这支红军，要36师派一个旅开到水口（水口在长汀南约七八十华里）以西堵击。

　　红军进行了英勇抵抗，伤亡颇大。由于兵力过于悬殊，项英、陈毅立即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兵分三路。向东走的一部约一千多人，被36师108旅所截击，陷入包围中，经过战斗，被解除了武装。从红军俘虏口供中，108旅旅长钟彬得知红军主力部队向西走，另有一部三百余人向上杭方面去，在这三百余人中，有瞿秋白在内。钟彬立即电告长汀36师师部，师参谋长向贤矩又将此情报急电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在上杭并无国民党正规部队，只有地方保安第10团，蒋鼎文立电该团严密清查瞿秋白的下落。向上杭方面走的红军三百余人，均被保安第10团所截俘。保安第十团将其中查明是红军干部的二十多人，羁押在上杭县政府监狱。瞿秋白当时化名何其祥，即在其中。保安第十团软硬兼施，一则严刑拷打，二则“谁说出来就释放谁”，结果，一个人供出何其祥就是瞿秋白。

　　蒋鼎文接保安第10团查出瞿秋白的电报后，即命该团将瞿秋白解送到长汀36师师部。宋希濂1935年5月伤愈回到师部，曾与瞿秋白有过一次谈话。

　　宋希濂：“我这次回来，从龙岩到长汀这一段数百里间，人烟稀少，田地荒芜，有不少房舍被毁坏了。我想以前不会是这样荒凉的。这是你们共产党人搞阶级斗争的结果。我是在农村里生长的，当了多年军人，走过许多地方。有五百亩以上的地主，在每一个县里，都是为数甚微，没收这样几个地主的土地，能解决什么问题？至于为数较多，有几十亩地的小地主，大多数是祖先几代辛勤劳动积蓄起来的几个钱，才逐步购置一些田地，成为小地主的。他们的生活水平如果同大城市里的资本家比较起来，简直天壤之别。向这样的一些小地主进行斗争，弄得他们家破人亡，未免太残酷了，因此我觉得孙中山先生说中国社会只有大贫小贫之分，阶级斗争不适合于我国国情，是很有道理的。”

　　瞿秋白：“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来的专制统治，这是对于国家的伟大贡献。但中山先生所搞的三民主义，把中外的学说都吸收一些，实际上是一个杂货摊，是一种不彻底的革命。中山先生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大城市里，对于中国的社会情形，尤其是农村情况，并没有认真调查研究过。中国的土地，大部分都集中在地主富农手里，只是地区之间有程度的差别而已。我们共产党人革命的目的，是要消灭剥削。不管是大地主还是小地主，不管是大资本家还是小资本家——他们都是属于剥削阶级——即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有地主，就有被剥削的农民；有资本家，就有被剥削的工人，怎能说阶级斗争不适合于我们国情？显然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蒋介石得悉瞿秋白被捕的消息，立即命令国民党中统局派两人由南京赶来长汀与瞿秋白谈话，劝瞿秋白背叛共产党，交出共产党内部的组织情况，结果遭到瞿秋白断然拒绝。

　　1935年6月初，宋希濂接到36师驻南京办事处的电报，说该师有调动的消息。宋希濂不知如何处理瞿秋白，分别打电报向蒋介石和蒋鼎文请示。6月17日，宋希濂先后接到蒋介石和蒋鼎文相同的“限即刻到”的电令：“着将瞿秋白就地处决具报。”

　　翌日清晨，国民党36师参谋长向贤矩将蒋介石的电令交给瞿秋白看，瞿秋白看了以后，面不改色，若无其事，仅仅微微点了点头。

　　九时许，36师警卫连连长蒋先启将瞿秋白从小房间押出。宋希濂和司令部一百多国民党军官，都站在堂屋台阶上。瞿秋白仰面朝宋希濂等人看了一眼，神态自若，缓步走出大门。

　　宋希濂现在走进胡同，他的交代罪行之举，震动了功德林。

　　邱行湘终于走进了八角楼办公室

　　邱行湘听到这个消息，不觉方寸已乱。说真的，这位原国民党第5师师长实在为宋希濂捏着一把冷汗！瞿秋白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袖人物，被宋希濂杀害了，那么共产党同样用一颗子弹处决宋希濂，无疑天经地义。可是三天以后，宋希濂依旧平安无恙。除了他在小组学习会上谈到若是共产党要处决他，他绝没有怨言时，面部肌肉有些紧缩外，他似乎在当天就平静下来。邱行湘发现自宋希濂交罪以后，管理处的共产党人对宋希濂更客气了。这一下他反而紧张起来，他想起了文强告诉他的一件事。

　　文强讲的是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事——那是文强在山东济南解放军官教导团学习的时候，解放军一位马科长对他说：“1945年12月，日本投降后，你由西安调到重庆然后又到东北。记不记得从西安到重庆乘坐的那次班机有几人同行？到飞机场送你的是不是有你的爱人和大批的人员？你到重庆以后，最先住在枣子岚垭漱庐，是不是不几天又迁到胜利大厦？这时候有一个叫做程青的女青年来看过你，她是不是从上海通过你的保荐到贵州息烽训练班受过训的高材生……” 文强听见这番问话，只觉得汗流浃背、毛骨悚然。他告诉邱行湘，共产党简直是孙悟空，他头上有多少根头发，共产党都是清清楚楚的。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邱行湘突然想起共产党人对他说的“不审判”的话———当初想来，令人费解；现在想来，恍然大悟———共产党什么都晓得，还审他作甚！现在，邱行湘亦完全懂了，共产党人全部心血浇灌的土地，原来正期待着国民党人长出审慎地观察世界、承认世界的态度的果实。

　　此中三昧，邱行湘一一品出之后，他开始向管理处有保留地交代他的过去。保留的部分，是抗日战争中的经历，在这一点上，他不仅不承认自己有罪，反而认为自己有功；交代的部分，是反共反人民的活动，在这一点上，他不仅承认有罪，而且唯恐自己交代不详———宋希濂交代杀害瞿秋白这样非同小可的罪行都在“不审不判” 之列，他还有什么怕说的呢。

　　邱行湘交代了他五次参加围剿苏区的经过。

　　邱行湘从八角楼下的管理处办公室交罪出来，顿觉浑身清爽。他走进胡同，发现胡同宽了；他回首高墙，发现高墙矮了。进不求名，退不避罪，他眼前出现一个任凭驰骋的大平原，不觉失口叹道：别看脚下踩着黑土，黑土上面，分明划着一条白色的起跑线呵！杜聿明捷足先登，宋希濂拍马而起，陈长捷紧迫不舍……他邱行湘此时不跑，更待何时。

　　林伟俦交代火烧宜兴埠事件

　　叹息间，林伟俦从邱行湘身旁擦肩而过。

　　陈长捷在交罪当中，在谈到天津战役前关于城防线前拆房子的问题时，交代了当时因环城碉堡主阵地线之后，没有预备阵地线，尤其是天津西门监狱附近的南运河两侧，街巷纵横，房屋栉比，无一空旷地带，故派人拆掉这批房子，以形成长达数里、宽达五十米以上的预备阵地；也交代了在天津以南地区，将跑马场改建为飞机场，征用民工强迫劳役运土填平，并拆了一批建筑物。最后笼而统之曰，为了扫清射界，大规模地拆毁房子，限令居民迁出。拆下木料做工事掩盖和木桩，其他高粱秆和茅草用火烧毁，弄得烟火冲天，祸及人民，露宿街头者四处皆是。有的整个村庄拆毁成为废墟，有的义冢拆掉将停棺迭成战壕……

　　陈长捷没有谈到国民党给天津人民留下的一场浩大灾害———火烧宜兴埠事件。

　　这倒不是陈长捷隐瞒罪恶。天津战役中，陈长捷曾发给各军一个命令：“如果我战死，由兼防守副司令林伟俦继承。”现在，他不愿意让林伟俦来继承他的交代。

　　然而林伟俦自己走出来。他向管理处交代说，天津战役前，陈长捷、刘云瀚和他等人，每晚8时均在防守司令部陈长捷办公室会商。一天晚上讨论到他的62军派出的加强团防守宜兴埠据点问题，众人感到宜兴埠的据点过于突出，易受解放军摧毁，决定将防守宜兴埠的加强团撤回，作为军预备队，并指使该团撤出时，将所构筑的工事加以破坏。哪知该团长于撤退时竟然命令纵火焚村，给村民造成严重灾难。当时的天津市市长杜建时接到警察局电话说，62军火烧宜兴埠，急往见陈长捷，陈长捷闻讯大惊说：“广东部队真野蛮，这不等于长沙大火吗！”于是二人共筹善后，遂责成62军抢救，并令消防队出动灭火，又由二人联名出布告，按所宣布的“布设城防阵地拆除民房赔偿办法”，由国民党天津市政府赔偿。结果由于军事日渐紧张，赔偿也等于一纸空文。当晚在司令部会商，陈长捷斥责林伟俦律兵不严，要惩办纵火的团长，以平民愤。林伟俦以昨晚会商会上曾作出破坏宜兴埠的决定为该团长辩护，与陈长捷争执不下。结果杜建时从中和解道，昨晚决定是破坏工事而非纵火焚村，该团长按律当办，惟在此时严惩该团长于作战不利，应令其戴罪图功。于是乎，如此一场暴行，竟不了了之。

　　陈长捷为邓演达的遇害而内疚

　　此时，功德林的国民党战犯，都程度不同地向管理处交代了自己的罪恶。就陈长捷而言，他与邓演达是保定军校六期睡上下铺的同学，私人交往颇深。邓演达作为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导人，始终把进攻的矛头指向蒋介石反革命统治，引起了蒋介石的忌恨，就在他1931年8月19日出席“第三党”受训干部结业式的时候，被国民党逮捕，解送南京关押，同年被秘密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

　　陈长捷就外传陈诚为了取得蒋介石的信任，向蒋告密以致邓遭逮捕一事，问过邱行湘。邱行湘谈到，当时邓演达匿居上海租界，蒋介石遍索不得，而陈诚暗地和邓演达保持联系，邱行湘本人就在1930年10月送陈诚赴日本观操住在陈诚家时，见有“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文件”，有黄琪翔等与陈诚秘密谈话，因而陈诚对“第三党”的活动甚至对邓演达的行踪都略有所知，这是一点不假。但邱行湘认为，邓演达1924年在广东粤军第一师时，陈诚在他下面当连长，他对陈诚的提拔，陈诚不仅怀有知遇之感，而且奉之为师，极为敬重。陈诚决不会出卖邓演达，世人所传关于邓演达被捕需要陈诚点头，国民党特务非借助于陈诚不可的说法是没有任何证据的。

　　

　　邱行湘又谈到，陈诚在蒋介石杀害邓演达之前，曾向蒋力保，恳蒋暂不动手，留待邓演达转变。不料蒋介石在第二次下野的前夕，终下毒手。时邱行湘随陈诚因参与第三次“围剿”失败撤驻吉安，陈诚闻讯，极度悲哀，曾有几天不饮不食，面容消瘦。邱行湘还谈到，他驻吉安时，他的黄埔同学邓克敏、张涛来吉安他处避难。他们是蒋介石的教导总队的连长，为了营救邓演达，事败，被蒋介石通缉。邓克敏告诉邱行湘说，和他们一起行动的，还有陈谦、胡一等黄埔五期同学。邱行湘问邓克敏，为什么营救未成？邓说，当时邓演达不是关在汤山，也不是教导总队看守，邓演达被关在“国民政府”里面，情况复杂，动手困难，要是关在教导总队，事情就好办了。邱行湘认为，陈诚对于邓演达之死，虽然没有责任，但有内疚。

　　陈长捷对邱行湘正色道，陈诚是不会内疚的，值得内疚的是他陈长捷本人：同窗之人，邓演达彪炳千古，陈长捷遗臭万年；邓演达安睡九泉之下，陈长捷辗转黄土之上。每每思之，羞愧难当……

　　当然，战犯们交罪以后，他们的昨天和今天容易连在一起，而他们的今天和明天更容易连在一起，所以在他们痛惜人生之后，并没有忘记对人生的向往。

　　春天———人类最兴旺的季节，又一次来到了。她以弹拨琴弦的双手，推开北京城内的门窗，叩响德胜门外的高墙。

　　周恩来的报告勾起了他的回忆

　　1956年1月30日，即国民党战犯集中功德林的第20天，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

　　在中国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有过两次合作关系。在这两次合作中，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都曾经并肩作战，共同反对帝国主义。

　　生活在八角楼下的国民党人，是从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看到这段文字的。当报纸传到宋希濂的手上，他那短小的手指，居然牵动了粗壮的手臂。他望了众人一眼，用力拍了一下大腿，突然高叫一声：“我是今天被共产党俘虏的！”

　　宋希濂这句没头没尾的话，贯穿了一部有头有尾的历史。尽管蒋介石集团与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永恒地连在了一起，但是共产党没有忘记国民党将士曾经有过的功绩。

　　就拿宋希濂来说吧，在“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战史上，书写着他的名字，在庙行镇战役的战役上，记录了他的战绩。

　　那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挽回“大日本皇军”的声誉，由第9师团长植田谦吉亲拟了一个“中央突破”计划，重兵指向庙行镇南端地区，扬言突破后兵分两路，席卷南北，将19路军和第5军一举消灭的严峻的日子里。

　　守卫在庙行镇的第5军88师一个团，数日来承受着日军十余架飞机、数十门重野炮的猛烈的轰击，终于在一个下午，日军步兵突破了一段阵地。危急之中，第5军军长张治中亲率教导总队赴88师指挥策应，即令87师孙元良旅、宋希濂旅一个团开往庙行镇增援。

　　宋希濂守备在蕴藻浜北岸，他急电张治中曰：“如果情势需要，自当遵命照派，但抽调一个团开往庙行镇，至快要四五个钟头，白昼行军，更易被敌机扰乱，这样恐怕缓不济急，可否以本旅主力立即渡过蕴藻浜，向敌军侧背攻击，借以减少正面压力？”张治中当即应允。

　　宋希濂的行动，完全出乎日军意外，植田谦吉乃从进攻部队中迅速抽调两个大队的步兵和一部分炮兵，转向宋旅猛烈射击。黄昏时分，向庙行镇进攻的日军，在正面遭到88师及87师孙元良旅的坚决抵抗，在左侧遭到19路军61师的猛烈攻击，在右侧遭到宋希濂旅的顽强进攻。血战入夜，日军大部仓皇溃退，小部被包围就歼。

　　这段发生在1932年的经历，几十年来，宋希濂从没有忘记，甚至当时南京统帅部给第5军拍来的电报，他至今背诵得一字不离：“自经22日庙行镇一役，我国我军声誉在国际上顿增十倍。连日各国舆论莫不称颂我军精勇无敌，而倭寇军誉则一落千丈也。”

　　宋希濂躺在大通铺上，久久没有合眼。晚风徐徐吹来，仿佛把黑色的幕帷掀起一角，他则不知不觉地起身下床，走进一个遥远的长夜。

　　日军突然向驻守在上海闸北的19路军袭击的消息，传到了驻守在南京小营的87师第261旅。宋希濂代表全旅官兵，当日下午赶到三牌楼国民党军政部见何应钦，请求参战，结果遭到对方严词拒绝。宋希濂返回旅部，当晚召集全旅连长以上干部会议。军人们声泪俱下：“国家养兵千日，用在一旦。今日敌人打进国门，友军已经奋起抵抗，我们却袖手旁观，难道要我们当亡国奴吗！”会议决定由宋希濂率营长以上干部再度向何应钦请愿。宋希濂当晚深夜率三十余人，乘一辆大卡车闯进南京鼓楼斗鸡闸一号何应钦住宅，结果对方以“现在南京空虚”为理由再次拒绝。

　　上海危急，国民党中央竟无以增援！

　　共产党人没有忘记“昆仑关大捷”

　　也许正是因为退到广西南部的大明山脉，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国民党第5军方才站稳脚跟，所以当年的第5军军长杜聿明在功德林写的《自传》上面，没有提及1939年他在大明山中指挥过的一次战役。

　　就在杜聿明交出认罪材料不几天，他被李科长通知到管理处办公室。他边走边想，低头不语，满腹狐疑：淮海战场上的化学武器虽然运到，但我是在使用之前被俘的，难道共产党非要我承认放毒不成！或许是交代杀人那件事没有说明，我是叫文强枪毙掉两个共军便衣的，由于当时行色匆匆，他并没有来得及执行命令，如若共产党不信，为何不去叫文强来作证……直到杜聿明与李科长在一张双人藤椅上坐定，他才知道是一件关于《自传》的事情。

　　“你的《自传》写得不错，可惜，遗漏了一个重要事件。”个子矮的李科长，掂着手中的《自传》微笑着说道。

　　“重要事件？”杜聿明仍是迷惑不解。

　　“昆仑关大战，你怎么不写？”

　　杜聿明这才换了口气，说道：“区区小事，不足挂齿。”

　　“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啊。”李科长说得那样认真，其中包括：昆仑关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恶地形；镇守昆仑关的日本军队是在日俄战争中号称“钢军” 的第5师团之主力第12旅团；杜聿明是如何指挥中国军队用大刀和铲刀，冒着密集的炮火把漫山的铁丝网一层层割破，官兵死了一批又一批，直到取得新的突破；而在日军增援两大队并有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亲自到九塘指挥的情况下，戴安澜如何率部首先克同兴堡，郑洞国如何率部继陷罗塘堡，中村正雄又是如何被击毙在九塘与昆仑关之间。

　　“你是怎么知道的？”杜聿明问得非常吃惊。

　　“这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李科长答得十分平静。

　　历史上不知发生过多少事情，当有一件连结着自己的名字，被人们谈起，被人们肯定，这对于任何一个人物，恐怕都是最高的荣誉——问题还不在这里，现在褒奖自己的是先前的敌人，谈话的地点在敌人的监狱，杜聿明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思维的脚步早已跨过了高高的昆仑关山头，飞越到深深的湘桂交界处的山沟。

　　1942年秋季，一个阴天，在第5军留守处所在地的广西省全县，国民党领导人李济琛主持了一个全国规模的追悼会。率领远征军在缅甸同日本军队浴血奋战，最终壮烈献身于茅邦之战的国民党第5军200师师长戴安澜的遗像前，放满了花圈和挽联。杜聿明戴着青纱，没有过多地注意蒋介石、陈诚、何应软、白崇禧赠送的花圈，却分外认真地注视着共产党人题赠的挽联：

　　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毛泽东敬挽

　　黄埔之英，民族之雄。———周恩来敬挽

　　将略冠军门，日寇几回遭重创。英魂羁缅境，国人无处不哀思。 ——朱德、彭德怀敬挽

　　杜聿明站在功德林的胡同里，默诵着共产党人的挽诗和挽词，加深了对共产党的认识。他停下脚步，是因为想扭头回去对李科长讲些什么，又毫无头绪。反正他觉得刚才讲得太少，少得只有一句：“我谢谢你！”而李科长告诉他一个多么重要的消息：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已经追认戴安澜为革命烈士，毛泽东向戴安澜家属颁发了《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

　　杜聿明躺在大通铺上，就在宋希濂辗转反侧的时候，他也彻夜未眠。他想起戴安澜的灵柩由贵阳花溪迁至芜湖小赭山的时候，他主持过的葬礼。由此又想起昆仑关大战结束以后，他写下的碑文。碑文刻写在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的背面，正对着巍巍群山。他仿效西子湖畔岳飞墓的格局，将日军12旅团长中村正雄的尸体，跪埋在昆仑山下。

　　杜聿明淌着泪水向他的将士祈祷：安息吧，在这块土地上，你们能够得到安息。

国民党十万大兵过香港却未敢收回主权的真相

作者：大地波哥 2006-12-12 12:23:58   来源：冷眼看世界 点击126次  我要评论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中英两国就香港日军受降和接收权问题的争执，以英方获胜告终。英军登陆后建立了军政府，恢复了对香港的管制。

　　此时，进驻广东的国民党政府军第二方面军正是原来奉命进入香港的部队，该军上下对于丧失香港日军受降权深感不满。第十三军于9月中旬开始接收广九铁路沿线，解除当地日军武装。许多官兵在深圳一带面对分界线另一方的英军岗哨，怒火中烧。某日，有数名日军俘虏和汉奸分子逃入英界，中方一个连前去追捕，被英方军警拦阻，双方冲突中一名英军被打伤。中方排长带领土兵高呼“收回港九”，并鸣枪示威后撤回。这类摩擦事件曾多次发生。

　　问题不仅出自国民党部队下级官兵，当时的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也经常流露出对香港英国当局的对抗情绪。这位在北伐时期率领“铁军”征战，高呼“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将领，对于未能挥军进入香港一直耿耿于怀。不久，第二方面军建制改为“行营”，张发奎就任广州，行使军权。此后，粤港军方在多方面仍时有摩擦和纠纷。

　　事有凑巧。张发奎突然接到蒋介石由战时“陪都”重庆发来的密令，从10月开始，陆续将其部队主力经香港北运。背景是当时中共原抗日部队已有十万之众进入东北，并创建根据地；而国民党的精锐之师还远在西南、华南，鞭长莫及。虽然国共双方正进行和平谈判，但内战即将开始。国民党政府要求英国允许其部队由广东经香港船运北上，美国提供运输支持，前去抢占东北地盘。于是，广东军方与港英之间的一幕对手戏出台了。

　　　

　　1945年10月初的一天，驻守新界边境的港英哨兵被突如其来的情境吓得目瞪口呆：全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部队跨越边界线，浩浩荡荡进入新界，向九龙进发。事缘于广州行营接到重庆军委命令：“即以第十三军开入九龙候船北运。”张发奎认为，外交事务中央负责，我们只执行命令，于是在未征得港方同意的情况下，就将第十三军一个师强行开入九龙，进驻九龙塘。这支部队在九龙塘驻地占用民房和公共场所，封锁交通、设立警戒线，使用“国币”购物，一时造成了紧张气氛。

急坏了的港英政府再三要求与广东军方进行协商。10月下旬，广州行营参谋处长李汉冲到香港，代表张发奎与英方谈判。

　　英方代表菲士廷陆军少将要求双方共同规定过境部队每次人数、停留天数、行动范围、纪律维持等细则，经反复争议后达成原则协议：

　　一、中方国民党部队每一次（批）过境人数不超过5000人，但如美国运输船增多则不受此限，增加人数通报英方。

　　二、过境部队每次（批）在港停留不超过72小时，但如受天气及船期影响则例外。

　　三、过境官兵候船期间，可在九龙地区自由活动，但不能去港岛，而经部队批准有特殊需要者不受此限。

四、双方共组纪律执行队，广州行营和驻港英军各派一个宪兵连参与，过境部队的师级单位再派一个营协助。

　　五、过境部队在规定活动范围之外行动时，军官可携自卫枪械，士兵一律不得佩带武器。

　　六、过境部队军官在港九任何地区行动，不受港英军警的盘查，仅由纪律执行队约束；过境部队官兵在港九境内发生涉及法律的事件，均由中国军方处理，英方无法律管辖权。

这些协议由双方制订命令，付诸实行。

　　从以上协议内容来看，双方都做了让步。广州行营方面，张发奎为首的高级将领预先内定了几条原则：一、应考虑国家主权问题，而不局限于部队过境一事，争取在港九地区，至少在九龙有长期驻军权；二、维护中国军队的尊严和地位，必须坚持独立的军事法权，不受港英法律的任何约束；三、关于部队纪律的维持，应以中方为主，不能任由英军插手。这些原则反映出国民党广州军方领导人对港英的强硬立场，而这个立场又得到广东省参议会以“民意代表”名义的支持。当时，争取长期驻军权的要求是不现实的，英方也是绝对不会答应的，重庆国民政府从外交角度亦不会支持这个主张，蒋介石就曾批评过张发奎的一些有关“收回香港”的言论，并责令他“约束部属”。至于独立军事法权和“以我为主”维持部队纪律的原则，显然是英方被迫让步的结果。

港英方面虽然由陆军代表出面谈判，似乎完全是两军之间事务性的操作问题，其实幕后的决策者是伦敦的外相。英国人将这件事的处理原则服从于他们的亚洲以至全球利益。首先，不允许有任何影响英国在香港的管治权的协议；其次，不涉及管治权的临时性事项，可以灵活处置。英国人明白，国民党部队过境是暂时的事件，尽快将他们送走便是。即使双方发生摩擦，也应息事宁人。

　　一位国民政府驻港外交官对李汉冲透露，英国人目前处事非常小心。据说，太平洋美军统帅麦克阿瑟曾提出，九龙可以由中美两国驻军。伦敦方面十分烦恼，他们担心，一旦与国民党官兵的冲突引发，美国借口调停，派兵进驻香港，那就后患无穷了。为此，驻港英军司令菲士廷曾赴广州拜会张发奎，以示修好，并暗示某些国民党过境部队有不良行为，也属于“区区小事”，不必惊动将军。由此看来，英方在协议中做些让步，完全是符合其整体利益的策略。但允许广州行营宪兵连驻港维持军队纪律一项，后来发现“上了当”，这会成为变相驻军，于是要求广州方面将宪兵连撤走。

　　当时粤港之间没有出入境管制，居民可自由来往，军人以个人身份也有此权利。1946年2月，英方要求广州行营限制军装人员赴港，并规定，中校以下军官必须持有特殊证明，才能携带武器进入香港。于是，广州方面一切变相驻军香港的意图都落空。

　　　　

　　广九铁路恢复通车之后，一列列满载兵员、大炮、卡车的专列，不分昼夜从广州、东莞等地开往九龙。从1945年10月至1946年6月，总共10多万国民党部队经香港北运，其番号包括十三军、第一军、第八军、第五十四军、第九十三军以及驻日占领军第六十七师，大部分是去东北的。

　　当军运列车隆隆越过罗湖桥进入新界时，铁路两旁的英军哨兵默默注视着。车厢内有人向英军挥手，也有人做鬼脸。“Hello！”一名曾在缅甸与英军一起打日本人的军官大声叫喊。

　　九龙街头尤其是太子道、弥敦道一带，顿时出现了一道风景线。美国小吉普、中吉普、十轮卡车疾驰而过，车身多为BIA或13A等标记。曾有人目睹一辆中吉普在弥敦道闹市行走，突然停下阻塞了交通，车上下来两名军官进入商店购物，许久才出来将车开走，站在路旁的港英警察不敢干涉。闻说某天有个新一军士兵驾车，撞倒两名行人后扬长而去。也发生过英警与他们互相殴打的事件。

　　某日傍晚，两名广州行营派出的宪兵在油麻地上海街巡逻，碰巧英国警察驱赶小贩，一老妇被推倒在地，英警抢走了她的货品。这两名中国宪兵见状，上前向英警挥动拳头，并喝令：“不许欺侮中国人！”周围小贩拍手叫好。另一个深夜，旺角一家酒吧里，一个英国军官被一个新一军军官骂道：“你这洋小子神气什么？在缅甸见到日本鬼就逃命，全靠老子拼命才救了你们！”酒后吐真言，这个军官的话语勾出了一段刚刚过去的历史。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攻缅甸，根据中英协议，中国组成远征军入缅援英抗日。新一军的前身就是当年远征军中的新三十八师，许多官兵都有与英军合作的经历，也积聚了满胸怨气。这些国民党部队中，心怀强烈民族情感的青年不是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