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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Asset Managementcorporat，以下简称AMC）是中国政府在转型时期做出的一种特殊金融安排。本书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原理，对AMC成立7年以来的运行实践进行了全方位考察。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原理分析，制度是由正式制度（规则）和非正式制度（规则）以及这些制度（规则）的实施机制所构成。本书的研究正是在这个框架上展开的。第1章为导论，对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和研究方法进行交代；第2章是对中国政府20世纪末将AMC作为正式制度安排实施时的特殊背景及其初始预期进行必要回顾；第5章是对AMC制度安排运行实践进行观察和评价；第4章是在前面观察与评价得出相应结论的基础上，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原理，从制度安排以及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相容性和制度实施机制上，对AMC运行实践进行系统考察与分析。其中在正式制度分析中，考察了AMC的法律安排、体制安排、规则（制度）安排和激励安排：非正式制度分析中，考察了社会习俗、公众心理、市场声誉和舆论机制；制度实施机制分析中，考察了AMC机制、法院机制、地方政府机制和监管机制；第5章结合前面的考察与分析，对如何解决AMC 制度安排中正式制度安排、非正式制度安排和制度实施机制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继续发挥AMC的作用，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本书是我国目前唯一一部以AMC运行7年的实践为基础，以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全方位研究AMC制度安排外部运行环境和内部运行机理的专著，资料翔实、全面，可读性强。是AMC和银行以及其他经济、金融部门从业人员和企业主管部门、政府工作人员，经济、金融专业院校师生解读、研究AMC 及其银行业不良资产处置的重要参考书，也是关注、关心中国AMC运行实践的社会各界人士了解AMC运行情况的重要参考读物。

文：张兴胜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7年8月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新制度经济学引入中国后，该学说揭橥的制度安排影响经济增长绩效及市场主体行为的思想，受到了正推动经济制度变迁的中国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相关的研究插架森森。但是，大多研究成果囿于对新制度经济学的阐释和对制度安排绩效的考察，对“制度”生成的机理忽焉不详，缺少案例支撑的制度绩效论证也歧见纷纭。近期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张士学先生出版《转型时期的特殊金融安排——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运行实践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以下简称《特殊金融安排》），依托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思想，详细剖析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ＡＭＣ）成立的初衷及运作中的问题，立论确当，别开新面，展现了作者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开拓研究金融管理公司问题的新探索，是迄今研究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专著中结合实际、切论入里的佳作。

马克思讲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煛堵芬住げ�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社会文化条件，是影响制度安排效能的基本因素。能否深入、切当地剖析这些影响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制度安排绩效与变化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条件”，则展示了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范式研究、分析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相关问题的识见。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成立的特殊背景，在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受产业资本盈利能力下降、改革成本向国有银行转移等因素影响，国有银行不良贷款逐步累积并成为关系金融和社会经济稳定的重大问题。东南亚金融危机后，这一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成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初衷，即是在解决国有银行不良贷款问题的同时，运用资产管理公司特殊的法律地位和专业化优势处置不良资产，并通过部分国有企业的“债转股”改善企业经营绩效。这一兼顾各方利益的制度设计方案，展示了中国政府对资产管理公司的特殊期望，也是资产管理公司当时广受世人关注的主要原因。

在具体实践中，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成立后迄今已接受了两批不良资产。第一批（２０００年）接收的不良资产包括债转股资产和债权资产，第二批则是在工行、建行、中行财务重组时通过投标竞价方式购买的不良资产。从实践效果看，截至２００６年１２月底，４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已累计处置债权资产１０７９３亿元，资产处置率９１．８％，共收回现金１８６７亿元，完成核定回收目标任务的１１２％，现金回收率１７．３％，现金费用率控制在目标比率以内，并且都略有节余。这些数据表明，国家成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解决国有银行不良贷款问题的成效是明显的，制度设计方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确定的考核指标也是较为可行的。张士学先生指出，从第一次接收不良资产处置情况等看，“资产管理公司制度安排的运行是有成效的”，对国有企业三年脱困、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造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特殊金融安排》一书收集了大量的相关数据，详细地解读了资产管理公司成立的经营状况，并据以做出这一评论。历史地看，这一结论较为审慎地评估了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经营绩效，分析颇富有历史感，是较为中肯的。

应当看到，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运作中也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比如，资产管理公司处置回收率较低，回收现金不足以支付公司应付央行再贷款和债券利息；债转股企业改进公司治理的作用十分有限；资产管理公司内部管理中也存在较多问题。《特殊金融安排》一书认为，这些问题实际上是一系列社会经济矛盾的综合反映，其中较为突出的有：一是在１９８５年“拨改贷”后，国有银行长期以来一直承担为重点国有企业提供融资支持的义务，信贷约束软化导致不良贷款回收处置难；二是社会信用严重缺损，“赖账”文化横行导致资产管理公司经营难；三是随着“放权让利”改革和“分灶吃饭”财政体制的建立，地方政府往往成为支持国有企业“赖账”的关键力量；四是法律环境不完善，导致资产管理公司经营运作四面碰壁。在这些因素综合影响下，资产管理公司运作效率不高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问题。

《特殊金融安排》一书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制度安排中的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制度实施机制等的分析是颇有探索和开创意义的。该书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制度安排分为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安排，正式制度安排包括法律安排、体制安排（包括产权、财务和机构安排）、规则安排、激励安排四个方面，非正式制度安排包括社会习俗、公众心理、市场声誉、舆论机制等。《特殊金融安排》一书重要的学术贡献，就在于结合中国金融资产管理运作的实际情况和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整体特点，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制度安排成效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特殊金融安排》指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成立后经济激励安排分为三个阶段：１９９９～２０００年为费用核准阶段，２００１～２００３年增加了现金流奖励安排，２００４后实行现金回收率、现金费用率目标管理办法。费用核准阶段金融资产公司员工工资略高于国有银行，员工心理上是平衡的；增加现金流奖励后，由于处置资产回收现金逐年递减，奖励基金逐年递减；与现金回收率等挂钩的奖励政策，则由于个别资产管理公司财务管理中出现违规问题而取消，影响资产公司员工经济激励的有效性。这些深入的剖析，都依赖该书作者对中国金融资产管理经营运作情况的深入了解，使得《特殊金融安排》一书摆脱了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中常有的迭出新词、实证缺失的弊端，展示了无征不信、严谨踏实的良好学风。《特殊金融安排》展示的学术风格与作者的经历密不可分，张士学先生一直在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从事管理和研究工作，亲历了资产管理公司成立、运作中的变迁与波动，这成为《特殊金融安排》一书据以立论的基本依据。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须躬行。与堆砌新词、放言空论的著论比较，结合实际、发论切当的论述，实际上是更不容易也更为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