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宋金绪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8月
《中国近代通史》是中国社科院“十五”期间的重大科研项目。全书共十卷，计500余万字，是迄今为止我国最大规模的中国近代史著作，也是唯一一部完整地叙述自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历史进程的学术专著。该书改变过去单纯政治史的传统模式，以革命范式为主，以现代化范式的补充，全面反映了中国近代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转型的历程。该书遵循严格的学术规范，以大量史料为依据(其中许多重要史料是近年来新发现并首次披露)，吸收港、台及国际研究的新成果编纂而成。该书由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集体编著，体现了目前我国近代史研究最高学术水平和最新学术成果。
今年68岁的张海鹏就是《中国近代通史》的主编。1964年从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张海鹏进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曾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所长、《近代史研究》杂志社社长、《抗日战争研究》杂志主编。专业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政治史兼及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理论、方法等。
传统划分近代史方法是不科学的
南方都市报：《中国近代通史》的特点之一就是时间断限从1840年到1949年，传统的分法则是以1919年为界，分为近代史和现代史，你如何评价这种分法？从1840年到1949年的分法是近年来学术界的普遍观点，但是很多教材还是坚持老的观点，为什么学术界的观点不能及时反映到教材之中？
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的传统分法是以1919年为界，分为近代史和现代史。这种分法实际上是不科学的。近代中国从1840年到1919年，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如果按照革命性质来分，可以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但是无论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点没有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建立将近60年了，我们对以往近现代史的分法应该要有改变。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是封建社会，进入近代以后，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49年以后，中国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按照这样的标准来划分历史阶段，一切都好讲了。
学术界取得的这种共识，反映到教科书中来，总是要慢一些。我的看法，学术界在重大问题上取得的共识反映到历史教科书上，晚上十年是正常的。《中国近代通史》是一部学术性的通史著作，它在改变人们的分期认识上会起一点作用。今年刚刚进入大学课堂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就是按照上述分期的认识来编写的，由于这本教材是大学生的必修课，它在改变人们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分期上，作用会大得多。我在一些大学演讲，呼吁历史系把原来的中国近代史教研室和中国现代史教研室合并起来，这涉及到教学体制的一些问题，需要慢慢来。
南方都市报：十卷本的近代通史，在框架的安排和分卷上，是否依照了你提出的七次高潮？是不是这七次高潮就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
张海鹏：从近代中国110年的历史全程来看，从革命史的角度看，我认为存在着七次革命高潮。这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在《中国近代通史》的框架和分卷安排上参照了这种认识。在一定的意义上，也可以说，这就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所谓基本线索，不能做机械的理解。不是除了基本线索以外，近代中国的历史就没有其他内容了。其他的内容很丰富，但是从历史发展的进程上来看，可能都要受到基本线索的制约。
写阶级社会的历史还是要有阶级斗争眼光
南方都市报：一部近代通史，是怎样考虑政治、经济、文化的内容比例的？通观全书是以政治史为主，经济文化的内容涉及不多，当然中国近代史首先是政治内容，你理想的近代通史是怎么样的？近代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内容怎样来体现？
张海鹏：我们在撰写之初，就明确了我们的书是以政治史为主干，当然这里所说政治史，不是以往所说的统治阶级的统治史，它不仅包括统治阶级的政治活动，也包括被统治阶级影响的历史活动方向的政治活动，包括在野的政党、革命的阶级、劳动人民的政治活动。但是，我们不能把历史写成只是政治史。围绕政治史，一定的社会经济活动，影响社会历史发展的思想文化行为，少数民族的活动，边疆的事件，都需要写一些。当然，经济史、思想文化史、社会史、少数民族史、边疆史，也不能写多了，不然会冲淡历史的主题。但是，现在的书中，这方面还是写得不够。篇幅限制是一个原因，撰写者的知识结构是一个原因，出版的时间要求也是一个原因。
南方都市报：翻阅《中国近代通史》的分卷和篇章标题，有一个感觉，就是阶级斗争色彩的词汇变少了，比如最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新编》修订版(苑书义等著)，书中依然保留了“推翻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辛亥革命”、“北洋军阀黑暗统治和中国的新曙光”等标题，你怎样看待这种变化？
张海鹏：我认为，撰写阶级社会的历史，还是要有阶级斗争的眼光，还是要有阶级分析的方法。本书总体上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处处都要保留着阶级斗争的词汇。我们以往的历史书，在这方面有简单化的倾向。
南方都市报：对于新旧民主主义革命和反帝反封建等提法，有人觉得现在这种说法已经变得传统守旧了，你怎么看？
张海鹏：我觉得这些是很新的观点，这实际上就是我们走过的道路，这就是历史的本身，有些人想什么都否定，那就是历史虚无主义了。
南方都市报：你有没有感觉到以来的近代通史类著作存在不少的局限？如果从客观的历史来说，以往编写的近代史是否有不符合历史之处？
张海鹏：以往有关中国近代史的书，自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开始，在建构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近代史框架体系的时候，总体来讲是有贡献的。否认这一点，在中国近代史的学术史上会犯虚无主义的毛病。但是这种体系有他的缺点，主要是有简单化的毛病。历史进程远比这个复杂得多。写阶级社会的历史，用阶级观点来分析，也无可厚非，简单化了就不好。比如讲辛亥革命历史，以前只是突出了革命派。实际上是既有革命派的奋斗，又有立宪派的活动与斗争，还有清政府的新政与预备立宪，三股政治势力斗争的结果，使得立宪派有向革命派转变的可能，最终导致了清王朝的垮台。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发展的过程，实事求是地描述这种过程，其实这就体现了历史的唯物主义。
沉沦与上升是中国近代发展轨迹
南方都市报：对于《中国近代通史》你是否有遗憾或不满意之处，具体在什么地方？
张海鹏：读者对于《中国近代通史》的初步反应是好的。我们还在期待着读者的进一步批评。检讨起来，我个人感觉，还是有不足的地方。比如强调政治史是对的，本来希望稍微多写一点有关经济发展、思想文化、社会史方面的内容，还是未能做得好。我们希望尽量吸收学术界的积极成果，不能说做得很好了。有的内容还有遗漏，比如1900年的庚子勤王事件，第四卷没有写，第五卷也没有写，居然遗漏了。总起来说，时间紧张，磨得不够，还存在着很大的修订空间。
南方都市报：你在第一卷提出，中国近代史发展轨迹是沉沦与上升，呈U字形历史进程。
张海鹏：谢谢你指出这一点。沉沦与上升呈U字形发展轨迹，是我长期思考的结果，也是学术界长期碰撞、摩擦、探讨的结果。这个观点是不是已经很成熟了，还有待检验。事实上，学术界是有不同看法的。当然我现在还坚持这个意见。我的意见，简略来说，可以这样表述：在中国近代史的早期，中国社会的“沉沦”是主要倾向，“上升”不是那个历史时期的主要表征；经历过一段发展后，中国社会“沉沦”到“谷底”。我指的“谷底”，大体上是指二十世纪初《辛丑条约》签订以后的十几二十年间。历史度过了“谷底”，“上升”就逐渐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因素。这就是说，在中国近代史的后期，“上升”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倾向。这个时期，中国历史也有“沉沦”，比如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占领了大半个中国，造成中国人民的长期的苦难，严重迟滞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但是由于“上升”因素是主要的，这种“上升”因素到底还是把产生“沉沦”的势力打下去了。
我同意解放战争是“国共两军的军事决战”
南方都市报：第六卷《民国初建》中第一章是北洋军阀统治的建立，文中提到，民初的西式民主实验昙花一现。你如何看待这段时间的西式民主，为什么没有成功，对后来的历史发展有没有帮助，对今天中国社会建设有没有启发？
张海鹏：第六卷有关西式民主试验的叙述，我是赞同的，我认为基本上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面貌。但是那是在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统治下一个不成功的实验。总统贿选的种种闹剧，给当时和以后的中国人造成了对西式民主的负面印象。这种负面印象，形成了新中国建立以后拒绝西式民主的原因之一。
南方都市报：第七卷《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作者是王奇生。书中说中山舰事件主要是极端多疑的蒋介石基于个人猜忌而临时采取的一次紧急军事应变行动，很难说是一次有计划的有预谋的反共政变。你同意这种观点吗？对于类似的观点，近代通史中还有不少，是否可以这样理解，近代通史试图抛弃传统政治的影响，尽量客观真实反映历史？
张海鹏：我基本上赞同上述观点。我在上面说过，全书各卷我都看过，我不同意的地方，都会与撰写者商量。关于中山舰事件，最近三十年来，学术界有一些很出色的研究与探讨。本书吸收了学术界研究的积极成果。
南方都市报：在第九卷《抗日战争》中，作者引用台湾出版的史料较多，书中提到，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成立国防最高会议，设立统率指挥全国抗战的大本营，下令所有军队动员，进行军事准备。蒋介石还严明纪律，擅自后退者，“必以汉奸卖国论罪，无论大小军兵，必杀无赦也。”而且，书中提到，国民政府早在战前就已经确定中国对日作战的战略为持久战略。这些观点都是与以往历史教科书不同的，教科书对于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的作为提及不多，你怎么评价现在第九卷作者的观点？
张海鹏：第九卷的叙述，我基本上也是赞同的。当然如果我来执笔，表述上可能会有不同。国民党政府是当时中国的政府，1931年以来的中国形势，国人已经看得很清楚，要求抗战的呼声很高涨。国民党政府怎么看不到这些呢？如果国民党政府毫无准备，日本军国主义者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不是就实现了吗！国民党政府的抗战准备，许多研究抗战的学术著作都已经指出来了。本书不过复述了已有的叙述。三十年前的抗战史著作，对这方面讲得少了些，现在不同了。2005年9月3日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时，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这段话，是许多年来我党领导人第一次正面阐明了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在战场上分别承担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战略任务。这是客观的历史评价，不仅政治影响极好，也具有学术上的指导意义。我赞成这个评价。刘大年先生和我曾先后发表过进一步客观评价抗战时期存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领导中心的意见。
南方都市报：第十卷是中国命运的决战，对于解放战争的提法是“国共两军的军事决战”，这样是否更加客观？
张海鹏：我同意这样的提法。
南方都市报：2006年初，中山大学袁伟时教授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后来你撰文反驳，那么你对历史教科书上的观点是怎么看的？
张海鹏：我是反对袁伟时教授的观点的。就历史教科书而言，教科书并不等同于学术研究，教科书实际上是代表了国家的意识形态，都是国家控制意识形态的，不光中国如此，国外也是如此，体现的是国家的意识形态。另外历史教科书上的内容也比较简单，没有丰富的故事，其主要是让中学生了解历史知识，长大了有兴趣可以继续研究。历史教科书追求的是稳定，不像学术研究那样有各种观点。学术研究的成果也不会及时反映到教科书中，我觉得教科书内容比学术成果晚十年是正常的，另外教科书及时修订也比较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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