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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的九篇系列论文考察翰林学士的性质职能、任职表现、生活状态、文学交往，以便从较广的角度探索唐代文人生活与创作；下编为唐玄、肃、代、德、顺、宪、穆、敬八朝七十多位翰林学士的传记，末附《唐翰林学士年表》一种，探索翰林学士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处的政治环境与文化世态，从中总结出某些规律性的东西。

文：李德辉 出处：文学评论 2007年第3期

　　唐代社会众多的士人群体中，以深居禁中、对宸挥翰的翰林学士最引人瞩目。他们在唐五代政治社会上层停留时间长达二百余年之久，其所起的作用远非下层士人所能比拟。他们同时又都是工诗能文之士，社交面广，能量大，其对当时文学发展所起的作用尤其显著。因而选择这一群体作研究对象，探索其与唐代文学和政治的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傅璇琮先生最近向学界推出的新著《唐翰林学士传论》（辽海出版社2005年12月出版）探讨的就是这方面的问题。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的九篇系列论文考察翰林学士的性质职能、任职表现、生活状态、文学交往，以便从较广的角度探索唐代文人生活与创作；下编为唐玄、肃、代、德、顺、宪、穆、敬八朝七十多位翰林学士的传记，末附《唐翰林学士年表》一种，探索翰林学士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处的政治环境与文化世态，从中总结出某些规律性的东西。该著的特点集中体现在一个“新”字上，其一是写法新，“传”的部分虽有个案研究性质，却是以“考”作传，寓“论”于传，在探赜索隐、求真务实的史料考据中探寻真相，归纳结论，这就有别于以平面客观叙述为主的史传，而别具一格；其二是视角新，讨论的虽也是翰学问题，却未仅仅停留在翰林学士的制置沿革、职能作用等史学层面上，而将更大的篇幅，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史料的考实和对唐代士子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的探讨上，欲以此求事实，论人情，观世态，体现了深挚的人文关怀和宏阔的文化视野。
　　翻阅此书，印象最深的是它的科学性，这种科学性体现在通过严密的史料考辨，建立新颖透彻论断的特长。其从事翰学研究，最重视史料基础的坚实。现存的唐翰林学士史料，以两《唐书》最多，两书是研究唐代翰林学士最基本的文献，但错失之多，远远超出今人的想象。《旧唐书》纪传的晚唐部分错失尤多，《新唐书》之误则又不限于晚唐。对于这些错误，现在通行的两《唐书》中华书局整理本，限于当时的主客观条件，多未能指正，使用时若不加以辨析，便会出现偏差，影响结论的科学性。傅先生痛感此项工作的必要性，他研究唐代翰林学士，就从对上述错误的订正开始，近年发表的成果除本书外，另有数文，共指正两《唐书》记事错误百多人，近二百处，用心细过毫发。翰林学士传记中指正的错失更多，单《崔群传》一篇就发现两《唐书》的七处错误，一处重要异文，中华本均未出校。《旧唐书》有些错误甚至十分明显，如《旧唐书·李��NDB34�４�》载其昭宗朝以王铎推荐，再入为翰林学士，时铎镇滑州。而据《旧唐书·僖宗纪》，王铎镇滑州，事在中和元年七月，中和四年被乐彦祯所害，时距昭宗即位还有四年，他怎么可能去向昭宗推荐李��NDB34�＃坑秩纭毒商剖椤び钗募�传》载宇文临事，仅“大中初登进士第”一句，但仅此一句即误，据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宇文临大中元年已是翰林学士，官拜礼部员外郎，他怎么可能大中初才登进士第？再如蒋伸，关于他的罢相年月，《旧唐书·懿宗纪》竟有两处不同的记载，一云咸通二年九月罢，一云咸通十年正月罢。据《新表》，蒋伸咸通三年正月出为河中节度使，后再未入相，其书抵触舛误的严重程度可见一斑。《新唐书》错误也不少，如《韦表微传》谓表微为翰林学士时，曾推荐韦处厚、路随为学士，而据有关记载，韦、路二人早在宪宗元和十五年二月就已入院，韦表微反倒在两年后的穆宗长庆二年二月才入院，他怎么可能去推荐韦、路？上述错误，著者多采用他校法解决，其中不乏成功的范例。如《旧唐书》卷一四九说沈传师大和元年卒，而《旧唐书·文宗纪》则记其大和九年卒，究竟以何说为是？著者据杜牧《行状》、权璩《墓志》考知，沈氏大和元至九年一直在世，历镇江西、宣歙等地，九年方卒，《旧传》“元”当为“九”之讹。书中象这样令人信服的校考还有很多。这些考证不仅可订两《唐书》翰学史料记载之误，而且它们作为误例，对今后中华书局更加全面科学地整理两《唐书》，将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征引材料强调信实，引用史料重视鉴辨，是傅先生文史考据最为鲜明的特色。与此相关，其在史料选择上的显著特点是重视史料的原始性和可靠性，时人文集、石刻、缙绅录要比后出的史书可靠，亲友诗文的记载有时反较正史为可信。以这样的方法和眼光开展研究，常能得出异于时流的新结论。如新旧《唐书》谓元和三年三月皇甫��NCA4E�！⑼跹亩圆咧赋率闭�，得罪权幸李吉甫等，故被贬，后人多相信这一记载。傅先生则提出异议，书中不止一次指出，据现存皇甫��NCA4E�６圆撸�他对当时宰相是颇为肯定的。实际上皇甫��NCA4E�５热怂�刺的权幸是当时的宦官，而不是李吉甫等执政者，并举李翱碑铭、白居易上疏为证，颇有说服力。
　　傅著的唐翰林学士传作为内容完整、形式独立的唐代士人传记，它完全可以上继两《唐书·文苑传》而毫无愧色，而眼光之独到，结论之确当，求实创新意味之浓厚，更非两《唐书》可比，所有这些都显示出学术的高品位。
　　上面讨论的范围主要是本书“传”的部分，至于“论”部分的学术贡献，则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通过细致的考辨，纠正了以往翰学研究上的一些误点，为史学研究提供了新结论。如中书舍人与翰林学士职权大小、荣誉高下的问题。学界一般都认为是后者高于前者，傅先生则以为各个时期的情况不一，应当历史地看待。从窦华、常衮、杨炎等人的情况来看，玄、肃、代宗朝的很多重要诏命都是由中书舍人起草的，可见至少在中唐前期，中书舍人的权力是不低于翰林学士的，直到宪宗朝，其权力始重，声望始高。过去研究者往往视翰林学士为入相的阶梯，实际也不全是这样。唐朝由翰林学士直升为宰相的是少数，多数人离院后改任他官，后因为种种原因而拜相，其间翰林学士与宰相没有必然联系。从吕向、裴士淹、姜公辅、陆贽等人的资料看，翰林学士平时虽以掌内制，献谋议为主，但也奉旨撰写碑铭，出巡外地，草拟制策，完成各式各样的其它任务，可见其工作任务具有临时性和多重性，这些情况史册很少有载，现代也很少有人论及。
　　再如所谓“内相”之说，影响极大，信者颇多，然而仔细看来却并非如此。以陆贽为例，在任命大臣将帅等重大事务的决定上，他所起的作用就远不及宰相大，其实权也远不如宰相、宦官。实际上，唐代很多翰林学士的入院出院，反倒是取决于宰相、宦官，与这些权势人物人际关系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翰林学士的去留与升降。举例来说，以王叔文之权重，尚被宦官俱文珍等设法移至外廷，免去学士之职。由此看来，宦官权力实远高于翰林学士，翰林学士顶多起到高级参谋的作用。而所谓高级参谋，也是伴君如伴虎，其进退祸福，常常系于皇帝之一言。这种情况也说明，翰林学士虽然号称群体，实际上却并没有今人所想象的那种雄厚的政治实力和强大的政治能量，他们毕竟只是“天子之私人”，势力孤单，其个人并没有什么政治基础。虽然某些时候能对皇帝决策施加一定的影响，但这并不带有普遍性。他们在院内供职，还常常处于两难的困境：态度过于积极，如陆贽等，虽于国家有利，但最终却惹祸甚至葬身；态度过于消极，又被指为畏惧自全，无所建树。而顾少连的情况尤其值得注意：他在翰林学士院内任职的时间长达八年，素以周密谨慎称。但一出院，态度即大变于前。一次，在田镐宅会宴，遇到奸臣裴延龄，竟欲效仿忠臣段秀实，挺笏以击奸贼，以直声闻于天下。可见居翰林学士一职对于士人的压抑之大，翰林学士在职期间的心态，因此而尤为值得注意。
　　二是纠正了以前人们在某些文学问题上的认识偏差。如白居易作新乐府的原因，学界一般都是从文学创作观念出发，解释为以文学创作来反映民生疾苦，而未考虑到现实因素。傅著则提出，这里起关键作用的，其实是白氏翰林学士的政治身份，他是从这一身份和“献谋议，纳谏诤”的职能出发，立意于“时闻得至尊”，将新乐府的创作看成是实现这一目的的重要手段。正因为这样，他在离职后，因所任新职没有这项政治职能，仕宦的处境变化了，即辍笔不写。再如李白是否担任过翰林学士的问题，论述也极为精彩。指出李白在宫中担任的是翰林供奉而非翰林学士，二者有着本质区别，学界不谙此制，往往混二事为一事。翰林供奉不过是翰林待诏的异称，翰林学士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类人。开元二十六年翰林学士院成立以后，供奉皆居别院待诏，未预学士之列，有翰林之名而未就学士之职，也无学士头衔，其名望职位都有别于承密诏草制诰的学士。还特别提醒人们：依唐制，凡言翰林学士者，都是职而不是官，因为他们都是兼职，必须带有正式官衔才能入院，享受相关待遇，李白没有这些，他不过是一位“皇帝侍文”。书中还据一手史料订正了某些记载的失实。如魏颢《李翰林集序》说李白是因为遭到张洎的谗害才被迫离开京城的。傅著则考实，天宝头几年李白在翰林院时，张洎还未为翰林学士，根本不可能去嫉妒陷害他。又，今人叙述晚唐诗人杜荀鹤的生平事迹，都采用唐宋笔记的说法，谓其天�淘�年附朱全忠为翰林学士。傅先生则指出，荀鹤天复三年已至大梁，天�淘�年重病而卒，一直未到洛阳，不可能到翰林学士院内赴职。
　　三是对唐代翰林学士与政治的关系作了深入解剖，对文人仕宦心态和升沉际遇做了深度探析。德宗朝翰林学士传指出，陆贽、吴通玄、吴通微、窦参等翰林学士都曾深受德宗信任，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又都为德宗所不喜，贬死不返，下场凄惨。贞元后期的翰林学士如韦绶、顾少连、卫次公等人则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个个谨小慎微，忧谗畏讥，表现消极，升迁缓慢，令人失望。由此引导读者思考：究竟该如何实事求是地探求唐代知识分子参预高层政治？在这种参预中，他们究竟能起多大作用？最终又能为自己争得什么？采用这种引导方式，书中还附带提出了不少富有探索价值和文化意义的新课题，如长庆制体演变与中唐诗文革新的关系，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的职能分工及其历史变化，唐宋明清翰林学士职权范围的变化及参预政治情况的变迁，穆宗即位之初为什么提拔了那么多的著名文人。类似问题的提出，将人们的思维引向深入，也增强了此书内容的宽广度和思维的延伸度。
　　此书的精彩之处，还体现在对文人仕宦心态处境的深度关注上。以其中的白居易研究为例，其分析就极富启发性。书中指出，白居易任职前后的心情变化历经了三个阶段：入院前期，因荣任翰林学士而感到机遇难得，情绪高昂，态度积极，歌功颂德；随后因政事变动，经常受到宦官阻抑，心情逐渐冷漠。夜晚在院中值班，心情落寞，渴望摆脱清禁生活的拘束，向往自由；出院之后贬谪江州，则一变为对翰林学士地位境遇的冷静思考。五年的翰林学士生活是白居易从政的高层次，也是他诗歌创作的高峰。之后他就逐渐疏远政治，走向闲适。他认识到自己获罪被贬的真正原因是其居近职时秉公直言，得罪了权幸，终于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武元衡事件不过是一个表象。著者还注意到，翰林学士虽被时人誉为“天上人”，实则有很多不为人知的难处：他们为“职清而地禁”的情况所决定，出于对漏泄的戒惧，不敢与院外人士多作私交，外人也有意回避。如白居易未入翰林时，与张籍交往频繁；自入翰林之后，张籍就避而不见；出院改他官，则又恢复交往如初。郑��NFDB5�Ｔ诤擦郑�韩愈致书找他，他却“不敢相闻”，连想索取一个文士的诗作都不敢。柳宗元在永州致书李建，李建却因在翰林，简于人事而“不能致书”，凡此皆说明翰林学士之职对文人仕宦心态和文学创作的影响之深。
　　著者充分强调史学根底对于文学研究的重要性。《从白居易研究的一个误点谈起》谈及，有学者以为白居易任左拾遗时触怒了皇帝，不愿擢拔他，遂离开近臣行列，出任京兆府户曹参军，丢掉了直接参预朝政的机会，实则他一直在翰林学士院内供职，左拾遗和户曹参军不过是其学士任内迁转的职事官，这些官职的迁转与诗人的政治任遇无关，虽官为拾遗、参军，“第用其班次耳”。
　　总之，本书凝聚了著者很高的学术智慧，开拓了新的学术空间，内容和写法上也特色鲜明：书中既有综合的考论，也有专门的传记；既纠正了某些成说的错误，也提出了不少颇有见地的新说；既重视个案研究，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又常常跳出个别人物和事实，将视野扩大到士人群体，将结论提升到整体层面，并且特别关注当时的文化环境和文学氛围及其对文学的影响，富有深刻的历史感和宏阔的学术宽度，是著者继《唐代科举与文学》之后开展断代文学“历史—文化”研究的又一成功实践。

文：傅璇琮 出处：中国图书评论 2007年第5期

　　《唐代翰林学士传论》上册（即盛中唐卷），于2005年12月由辽海出版社印成，2006年上半年发行。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此书一出版，就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并得到首肯。古典文学界名家陶文鹏、韩经太两位先生，于2005年3、4月间就在《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刊发书评，后两位中青年学者胡可先、李德辉，更撰写长篇评论，分别刊于《唐研究》第1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他们共同肯定此书开拓了一个新学术空间，通过翰林学士与文学关系的探讨，拓展历史文化层面的整体研究，同时又指出书中订正了史籍的不少错误，为唐代文史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史料基础。另外，我又接到好几位学术挚友的信，信函与正式发表的文章不同，不全面论述，但清新、自由，使人倍感亲切。如复旦大学陈允吉教授，谓此书“禀具文学家之灵魂，就中贯注着作者对古代上层社会一个特殊群体的同情和了解”。杨明教授认为“既是真实准确，又亲切具体还原历史，读来津津有味”。上海大学董乃斌教授也云“读起来真是津津有味”，“以‘传论’的形式来写，也是一种创新”。

　　但学界对书中所述也有提出探讨意见的。如胡可先教授认为翰林待诏、翰林供奉并非同一职务，而是存有演变与更迭的关系；又指出，关于翰林学士所撰制诏文体的文学与文化价值，关于《蒙求》的境外文献（古抄本与刻本），日本学者已有可观成果，书中未及引用。又如南京师大郁贤皓教授，是李白研究权威学者，他在给我的信中详细考述玄宗朝翰林学士张垍并非如我在张垍传中所叙的天宝四载五月为兵部侍郎，后转为太常少卿或太常卿。这些，我都深受启发、教益。学术研究是不断探索的进程，有所得，也会有所失，这就要在自我摸索并广泛吸收意见中踏实行进。宋人叶梦得有云：“古之君子不难于攻人之失，而难于正己之是非。”这应当是做学问的君子之风。

　　董乃斌教授于信中望我“劳逸结合，多加保重”，但仍云“更企望您对晚唐翰林学士研究的结集”。复旦大学王水照教授信中更引用古人所云“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称“洵为我侪立帜”，互勉继续做事。胡可先教授于《唐研究》的书评中更明确提出：“晚唐时期史料缺失甚多，有关翰林学士的记载更少，即使有些记载，也是多有舛误的，故晚唐时期翰林学士的考索与研究，还是一项极其艰难的大课题，希望能够早日见到‘晚唐卷’。”我对晚唐时期的翰林学士材料，好几年间都已有辑集、积聚，即于2006年集中时间撰写此“晚唐卷”。

　　晚唐期间翰林学士研究，确有不小难度，也当会有极大特色。盛中唐，自开元二十六年（738）建置翰林学士起，至敬宗宝历二年（826），共89年，有学士73人；晚唐，自文宗大和元年（827）起，至哀帝天祐四年（907），共81年，稍少于盛中唐，而学士却有一百五十余人，多一倍。晚唐时期翰林学士，不仅人数多，且政治、文学活动更频繁，由学士直接提升为宰相的固然不少，而学士因朝政纷争而被贬甚至被杀者也常见。翰林学士之敢于直言，有政见，颇值得研究。如僖宗朝一位翰林学士卢亻隽，在职期间就明确提出：“国家之有百姓，如草木之有根柢。”（《乞蠲租赈给疏》，《全唐文》卷七九二）这就是颇可注意的“以民为本”，当时有此见识，洵属难得。正因此，他就向皇帝上疏，由于广泛发生旱灾，向民间就须停止征税，还应加以救济赈给。又如另一位懿宗朝翰林学士刘允章，他于咸通八年（867）十一月以礼部侍郎出院后，即于第二年（咸通九年）初知贡举，这也是唐翰林学士与科举考试关系密切之一例。他知举时，当时有交结宦官的“芳林十哲”应试，刘允章皆予排斥，“及掌贡举，尤恶朋党”（《唐语林》卷三）。可能因此即被遣出为鄂州刺史。值得一提的是，他后期任河南尹时，向朝廷进《直谏书》，开篇自称“救国贱臣前翰林学士”。文中着重提出，当时国之弊政，有“九破”，如贿赂公行、权豪奢僭、赋役不等、长吏残暴等，又谓民间有“八苦”，如官吏苛刻、赋税繁多、冤不得理、病不得医等。如此家破人亡情势，文中特为提出：“今国家狼戾如此，天下知之，陛下独不知之。”这时距其任翰林学士已二十余年，但他仍称“前翰林学士”，可见他如此直抒己见，抨击弊政，即认为仍执行翰林学士之职责。晚唐翰林学士如此参预政治，直斥朝政，颇值得重视，但却为过去研究唐翰林学士之唐史学界所未曾注意的。

　　另可注意的是，晚唐翰林学士在职期间，除撰写制诏等官方文书外，还编撰与时政有关而又具有文献史料价值的著作。现举宣宗时两位学士为例。一为刘王彖，于大中前期在院时，曾编撰《刑法统类》一书，选辑唐太宗贞观二年（628）至宣宗大中五年（851）的刑法条令，二千八百六十五条，分为六百四十六门，并“议其轻重”。刘王彖确是“精于法律”（《旧唐书》本传），能编有这套长达二百二十余年的刑事法条令，应是有唐一代规模最大的法令资料汇编。另一为韦澳，宣宗中期在职时，应皇帝之命，广采各地州郡境土风物及民间习俗资料，编为一书，名为《诸道山河地名要略》，一名《处分语》，备宣宗议政时参考。据《东观奏记》、《通鉴》等所记，新授邓州刺史的薛弘宗，于宣宗召见、应对后，会晤韦澳，深叹皇上对当地情势了解之真切，韦澳询之，实为其所编《处分语》中记叙者。上述二书，确与政事有关，但有相对独立的文献价值，当时的翰林学士能着意于此，也可见其非同寻常的学术意识。惜此二书后未留存，否则对研究唐代社会极有意义。

　　晚唐时期翰林学士另一特色，是与文士的广泛文字交往。晚唐时，由于社会动乱，科试风气颓坏，广大文士，特别是清寒知识分子，境遇极差，这是盛中唐时所未有的。也正因此，文士就着意与翰林学士的交往，期望学士以其特殊政治地位与社会声望为其举荐。如丁居晦于文宗大和时为翰林学士，当时以诗闻名的刘得仁，因“出入举场三十年，竟无所成”（《唐摭言》卷一○），就献《上翰林丁学士》诗（《全唐诗》卷五四五），特为标出：“时辈何偏羡，儒流此最荣。”将翰林学士称誉为儒林学界中“最荣”，是晚唐文士群体对翰林学士最具概括性的称誉。也正因此，翰林学士在院期间，文士多有诗文进献。如“咸通十哲”之一张虫宾，于懿宗咸通时向翰林学士张裼献诗：《投翰林张侍郎》（《全唐诗》卷七○二），后又于僖宗乾符时向另一位翰林学士萧遘献诗：《投翰林萧侍郎》（同上），就是因为十年间未曾得第（“十五年里看帝春，一枝头白未酬身”）。晚唐时期以诗著称者，如薛逢、赵嘏、李频、李山甫、顾云、郑谷等，均有诗求荐。即如晚唐前期两位名家李商隐、杜牧，也是如此。如前所提及的刘得仁进诗称誉“儒流此最荣”的丁居晦，李商隐就连续有两次为泾原节度使王茂元上书（《为濮阳公贺丁学士启》、《为濮阳公与丁学士状》）；李商隐又有《为濮阳公与周学士状》，即又代王茂元向学士周墀上书，皆既致祝贺，又望其荐引。李商隐另有以自己身份向武宗时翰林学士孙 两次上书（《上孙学士状》、《贺翰林孙舍人启》），时未授职，望其荐引。杜牧则于宣宗大中四年（850）向翰林学士郑处诲、毕讠咸等献诗，求举荐其出任外州刺史，以改善经济境遇。李商隐、杜牧不仅是当时文坛大家，且有独特性格，但仍对翰林学士深表企求之请，这也是当时士人的心理状态。

　　就上所述，我们现在研究唐翰林学士，就不能仅局限于考索入院、出院年月及在院期间之官阶迁转，而应较全面地探讨学士的生平行迹、参政方式、生活心态、社会交流，等等。应该说，两《唐书》是这方面研究的基本史料，但晚唐时期，两《唐书》，尤其是《旧唐书》，在记事方面有不少错失。清代学者钱大昕认为，《旧唐书》于晚唐史事，所记虽“卷帙滋繁，而事迹之矛盾益甚”（《廿二史考异》卷五七）。我们要全面研究有唐一代翰林学士，如不证正两《唐书》记事之误，就会出现不少差错，并导致理论探讨不确或失误。

　　也正因此，这次我集中为晚唐翰林学士一一立传，就仔细考察两《唐书》所记，不仅着眼于在院任职期间，而是尽可能探索其一生事迹，特别是入院前仕历。但也正因此，发现两《唐书》讹误之繁复，是盛中唐撰传时所未曾有的。

　　如本书开首文宗朝前十位学士，新旧《唐书》皆有传，但两《唐书》于此十位学士，均有误记。又就本书所考，文宗朝共有36位学士，两《唐书》有传的为26人，而所记有误者则有23人，这确应引起注意。文宗朝如此，其他如宣宗、懿宗、僖宗、昭宗朝，误处有时更多。如懿宗朝杨收，两《唐书》纪、传所记，有七、八处讹误。又如赵骘，无专传，《新唐书》卷一八二《赵隐传》（赵隐为其兄），记其事仅一句：“终宣歙观察使。”仅此一句，即有误，《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及《旧唐书·赵隐传》皆记其终于华州刺史、镇国军节度使。

　　除两《唐书》外，我在撰传时还注意纠正其他史书之误。如本书晚唐卷第一位学士，文宗朝王源中，清徐松《登科记考》卷一七记其于宪宗元和二年（807）登进士第，标其所据，云“见《旧书·文苑·卢景亮传》”。实则《旧唐书·文苑传》未有卢景亮传，《旧唐书》全书也未有为卢景亮立传者，徐《考》实为显误。而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也未意及，仅云“亦见《新唐书·卢景亮传》”，实则《新唐书·卢景亮传》仅云王源中“第进士”，未记有登进士年。类似者如文宗朝高元裕，徐《考》亦有误，孟二冬也未补正。另如《全唐文》，也有好几处误。如李让夷，于文宗大和二年入院，《全唐文》卷六九三载有李虞仲《授学士李让夷职方员外郎充职制》，李虞仲与李让夷同时；而《全唐文》卷三六六又载贾至所撰制文，文题同，贾至则为玄宗、肃宗时人，时代不合，《全唐文》误载。又如《全唐文》卷七六七载宣宗朝学士沈询文六篇，而卷七六三以沈珣名载文十六篇，其小传所记实为沈询事，文亦实为沈询所作。《全唐文》乃误袭《文苑英华》，当前《文苑英华》研究，也未注意及此。

　　以上纠误、补辑，仅举数例。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五曾谓：“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作为浙东人，我确愿承袭浙东之学，着意于文史结合，如上册“前言”所说，希望为唐史研究补一“翰学”传，算是新世纪所补作的一种唐代史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