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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作为杨奎松教授近年来所撰中国现代史读书札记的一个结集，涉及近代政治、军事、外交乃至重要历史的研究著作10余种。书中既有对这些著作学术成就、学术特色的中肯评价，也有对其中偏颇、阙失、不足的指正，并多有独到的见解。读来有耳目一新，振聋发聩之感。
    古人云：“开卷有益”，但它绝非是“死读书”或“读死书”。读书方法，因人而异。而对于学者来说，“开卷有疑”，既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责任。读书始读未知有疑，其次则渐渐有疑，中则节节是疑；过了这一番后，疑渐渐解，以至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

文：十年砍柴 出处：新京报 2007年8月

　　杨奎松的《开卷有疑》虽是他对中国现代史的读书札记汇编，但笔者以为每篇读书笔记皆是严谨的学术论文。因为这些文章远比那些打着学术名号皇皇百万言实则是东抄西凑的学术泡沫，更重视史料的甄别和新史料的采用，视野更开阔，更注重借鉴境外学人的研究成果。最重要的一点，他不是观点先行，人云亦云地演绎一番，而是以扎实的史料为基础，对一些已成“定论”的观点提出怀疑，并进行逻辑严密的分析。

　　于不疑处见疑

　　胡适先生主张做学问要“于不疑处见疑”，这本应是学界的常识，但在浮躁风盛行的当下，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尤其是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因为近现代史离我们太近，和现实政治纠缠不清，禁忌多多，也难免带有研究者的个人情感。正如作者书中所说：“在内地和海外，我们经常可以读到一些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却自诩为历史研究的文章。严格地说，这不是历史学家的作为，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研究并弄清历史发生的具体经过和原因。然而，由于政治的、党派的、国家的、族裔的以及阶级的种种环境的影响，今天的历史学家能够做到客观和超然的委实不多。”

　　上个世纪一连串的历史事件至今还在左右着中国的命运，作为生活在当下的一名现代史学者，杨奎松要取得卓然的学术成就尤为不易，因为比拼的不仅仅是史料的占有、个人的敏锐和勤奋。让笔者钦佩的是，一个长期浸染在体制内的历史学家，具有超越体制的眼光和胸怀，使自己的工作不流于琐碎的材料考证，而是在行文中处处表现出现代知识人本应具备的民主、科学意识。———而民主与科学正是上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中国知识界所追求的目标。

　　但是，民主科学、求真务实在学术研究中往往被作为某种旗号，实际操作却大相径庭，这也是当今人文学界尤其是近现代史学界少求真见疑的真学术、多概念诠释的伪学术之重要原因。

　　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分析

　　作者当然不是一味地怀疑、然后否定旧论，如这样便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了，而是把人物和时间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分析，尽可能做到持论公允。

　　他在《孙中山爱国不爱国》中说道：“其实，在历史著作中以‘爱国’或‘不爱国’作为一种道德尺度，来评判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政治斗争各方的是非优劣，是一种极不科学的做法。”“历史上几乎任何政府，通常都会以宣扬‘爱国’心的办法，来作为动员民众和取得自身合法性基础的一种重要手段。我们绝难依据是否响应某个时期政府的爱国主义号召来判断历史人物的爱国与否。因为，从对父祖之国的角度而言，这种爱国未必是真爱国。”

　　他在引用霍布斯鲍姆有关爱国主义的一番论述后，更是明确地提出：“理想意义上的‘爱国’或‘爱国主义’，首先就要确定：这个国家是否是经由人民自己的政治选择，并事实上是经由人民自己来行使治权的，代表全体国民自己利益的国家。”因此他在该文结尾时所说的：“历史需要分析，更需要理解。”似乎余音绕梁。这对今日中国人回过头来看上世纪的历史，以及观察今天的社会，大有益处。

　　超越环境看待历史

　　但任何一个历史学家不是冷冰冰的计算机，而是生活在特定时代和特定环境下的人，无论如何超脱，也不可能完全不带个人的情感。就如他对持“大历史观”的黄仁宇先生给予了很高的平价，同时又指出黄氏是一个性情中人，“也仍旧有他自己的道德和价值判断的标准。”读完杨奎松这本《开卷有疑》，我以为他对黄氏的评价同样可以用在他自己的身上。从太史公开始，完全没有个人道德标准和价值判断的史家几乎没有，所以杨先生也承认在分析和研究十分复杂的历史问题时，学会在道德批判上尽可能保持沉默，说来容易，做来难。但无论要超越个人所处环境多么困难，尽可能求真见疑，公允客观地分析、看待历史人物和事件，不仅是史学工作者应秉持的态度，也应对关注中国近现代史的读者有所启迪。这便是我读这本书最深的感受。

文：宋宏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8年1月
　　
　　这些读书札记提示我们如何跳出既有观念的桎梏，回到历史的本身，在史实重建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充满疑云的现代历史。　　
　　
　　纳博科夫在他的《文学讲稿》中揭示了一个简单的道理，那就是优秀的作品需要优秀的读者才能功德圆满。通过对一系列经典小说的精彩解读，身为文豪的纳博科夫告诉我们怎样才算一个好读者。在纳博科夫看来，好小说就是好神话，说某一部小说是真人真事，简直侮辱了艺术，但这样的真实，却是史学的基础。当历史充斥神话、虚构、夸大甚至种种禁忌，它未必会成为艺术，却因失去真实性而会变得无人问津，中国现代史研究领域里大量教科书式的论著就面临这样的命运。但求真又谈何容易？按说历史距离我们越近，越容易明白，实际情形恰好相反，相对于古代史，现代中国的历史显得云遮雾障、扑朔迷离，其神秘丝毫不亚于浩瀚的星空。

　　中国现代史研究领域成就斐然的杨奎松教授在刚刚过去的一年出版了他的读书札记，内容涉及现代中国政治、军事、外交和重要历史人物，基本上围绕国共两党的历史。其所解读的书籍虽说不上经典，但多为重要的历史专著，也有回忆录和畅销一时的纪实作品。个别如谈论中共土改的篇章根本就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称之为札记，只能理解为是作者的谦辞。杨教授以学者的身份对这些历史作品展开的深度解读，不仅引人思考，且读来不时让人有拨云雾而见青天之感，更有意思的是，这些读书札记提示我们如何跳出既有观念的桎梏，回到历史的本身，在史实重建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充满疑云的现代历史。这多半也是作者将“开卷有疑”作为标题，颜其封面的命意所在。
　　
　　史实靠什么重建？

　　一部史学论著，其可信度首先建立在严密可靠的史实重建的基础上。阅读杨教授的读书札记，让人惊叹于他对现代史料掌握之丰富与准确，运用之娴熟与恰切。从台湾学者陈永发颇具影响的大著《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到大陆传记作家叶永烈标榜“真实”的纪实作品，杨教授对其中存在的诸多史实错误，一一辨证，并且指出导致这些“硬伤”的缘由。在他看来，基本史实的重建工作对于现代史来说尤为关键，这是由于大量的现代史研究论著中所依据的史实常常是回忆资料，较少档案文献，使得一些基本的历史过程面目模糊，矛盾百出，经不起究诘。以平型关战斗为例，作为中共抗战广为宣扬的重要战绩，其基本过程一直模糊不清，如这次战斗究竟是八路军自主发起还是配合友军作战，被歼日军是辎重部队还是战斗部队，敌我双方伤亡确切人数到底多少等问题长期以来莫衷一是。杨教授的长文运用敌我友三方档案文献，极为细致地重建了平型关战斗的史实，大体复原了当日作战的基本过程，厘清了基本问题，其功力之深，令人叹为观止。
　　
　　“大历史，小道德”？

　　阅读史书，难免会对历史上的人与事做是非善恶的道德评判，但如果以一党一派一己之私见滥施褒贬，必定会扭曲对历史本身的认知与理解。著名史家黄仁宇先生提倡一种“大历史观”，拒绝对历史作道德诠释，用他的话来说，历史学家不应追问“(历史)为何不依照我认为合理的方式出现？”而应当关心更直接的问题“(历史)为何以这种方式出现？”杨教授阅读黄氏回忆录《黄河青山》，发现了书中一个明显的矛盾。倡导对历史“去道德化”的黄仁宇在评价他自己身历的国共内战时，却频频使用“残忍”这样的道德词汇来评判林彪军队的人海战术，在杨教授看来，这样的评判既自相矛盾也不符合史实。对于黄仁宇的大历史观，杨教授显然比较认同，他希望尽可能减少道德观在历史研究中的影响以求得历史的真实。不过，历史研究果真离道德越远越好吗？中国传统史学恰恰是强调历史的道德评判功能，史家据以评判的道德并非一己之私见，而是儒家之天理。现代性的降临，“道术而为天下裂”，道德成为个人主观选择的私见，用它来论衡历史，自然容易荒腔走板。问题是丧失了是非评判功能的历史，其自身还有多少意义，毕竟历史学不是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