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杭春 出处：名作欣赏 2007年第7期
一道沉寂的“寂光”
《圆明园的一夜》是郁达夫完成于一九二〇年六月三日的一篇早期日文小说试作。原计划发表于郁达夫与其四位八高的日本同学合作创办的日文文学杂志《寂光》上。“寂光”在日文中有“寂静的光”、“智慧的光”的意思。鲁迅去世不久，郁达夫写下的悼文《怀鲁迅》中，即有“在鲁迅的死的彼岸，还照耀着一道更伟大，更猛烈的寂光”的表述，此处寂光一说，概能同解，尤其与下文“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的说法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尽管现有资料无法考证“寂光”这一刊名的选定在多大程度上与郁达夫有关，也无法确知一九三六年的郁达夫写下这两个字时候的心情，但有一点但想无妨的是，下意识里，年届不惑的郁达夫难道没有对自己学生时代那部夭折的杂志和那篇夭折的作品的留恋么?因为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束文学的“寂光”终于没有发亮，这篇小说也终于归于沉寂八十多年。
然而与小说相关的信息却一直留在人们的视线里——于听《郁达夫简传》，郁云《我的父亲郁达夫》，稻叶昭二《郁达夫——他的青春和诗》，王自立、陈子善《郁达夫研究资料》，陈其强《郁达夫年谱》，郭文友《郁达夫年谱长编》里，我们都能搜索到它的存在。
二〇〇六 年十二月，在郁达夫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之际，新版《郁达夫全集》①问世了，郁达夫的这一遗文连同另一篇小说试作《两夜巢》一起被收入新《全集》第一卷中，这也是这篇传说中的郁氏小说首次与公众见面。遗憾的是，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只是这篇小说的一小部分，翻译成中文，尚不足三千字。
因为手稿②残缺，所以故事是不完整的。但这不影响我们对小说的解读。面对手稿，我们注意到两个细节：其一是手稿上有两处“圆明园的一夜”，其二是小说中有一个明确的时间刻度：三日木曜(三日周四)。
先来看这两个“圆明园的一夜”。一个肯定是小说的标题(手稿显示置于右书式手稿内文之上方)，另一个是在这段文字之后的：
如此紧张的心情我从未有过。
我想写的东西大致有二。一是《秋夜之事》，欲先从K的性格描写入手，接着是圆明园凄凉的景象，最后加入神秘吹箫人的传说；二是写在东京的我国留学生所遭受的虐待、留学生的复仇心、意志薄弱的主人公的愚蠢行为和愤怒之后由绝望而自嘲以及在辗转漂泊中的某个夜晚，面对某一女仆自嘲后嚎啕大哭等等。③
这段文字里大致有两个内容需要解读。一是 “如此紧张的心情”。可以明确的是，作者抱着从未有过的紧张心情开始了这篇日文小说的写作。虽然，这并不是郁达夫最早构思写作的小说，现存的《两夜巢》即早此一年左右，但毕竟是第一次以非母语写作文学作品，而且是一篇准备发表在“《新思潮》那样的——具有通向文坛的龙门的意义——同人杂志”上的作品，“如果真成功的话，郁文或许会在日本参加作家活动也说不定” ④。这样一部尚未出世的杂志本身的高定位，让一名藉此出道的作者体会到重压之下的“紧张”，这太是人之常情了；而反过来看，我们也能这样理解并且相信，高内压状态下作家的写作必定会体现更多自律，也更多自我诉求。
第二个需要解读的，则是“我想写的”两个东西。对这两个构思中的故事，作家作了提纲式的概括。从叙事学角度看，它们当然是以预叙的形式，事先告知读者故事走向的一种叙事方式，颇类似于我们宋元以后的话本小说。于是要而言之，小说“想写的东西”，一是“兄长的友人”K的故事，一是“在东京的留学生”S的故事。
所以想来，这段文字之后的“圆明园的一夜”该是真正展开的小说的标题了，而上述文字，则是小说的前言或小记。在《全集》发排时，我们在译稿中取消了这一文内标题，而将上述两段文字排成了题记的模样。
手稿上第二个引人注意的细节是，在中断的“K的故事”和未完的“S的故事”之间的时间刻度：三日木曜(三日周四)。这个时间刻度单独成行，不加标点，完全是日记的格式。而据手稿的保存者、郁达夫长媳陆费澄女士证实，从前面日记判断，这篇小说的写作始于一九二〇年六月二日，终于一九二〇年六月三日。根据万年历，三日这天正是星期四。因此“三日周四”基本是小说之外的一个日记时间符号。
如果注意到了这两个细节，那么，小说大致的创作状态就可以作一个假想的还原了：一九二〇年的郁达夫用了两天时间来分别写作这两个不同的故事——六月二号写的是“K的故事”，对照题记，基本只是开了一个头，“圆明园凄凉的景象”和传说中的“神秘吹箫人”都未及出场(于是题目才变得似乎让人难以揣摩了)；6月3号另起炉灶(“紧张”或者谨慎若此)，写了“S的故事”，虽然从现有的文字可以想象，故事的基本思路不出题记之左右，不幸的是许多内容佚失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两个不完整的故事片断。郁达夫是否对其中第一个故事有续作，第二个故事的结局又是什么，至今不得而知，有待继续考证和发现。
日记本上的小说——是日记还是小说?
作为一篇写在“一九二〇年的日记本”上的日文小说，该小说的审校、郁达夫研究专家谢志宇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疑问，因为他发现，除了残缺不全，这篇小说的日语行文并不特别规范，尤其书写和修改比较随意，甚至个别文字让人难以辨识，小说开头部分的内容又让人难以判断，“圆明园的一夜”的标题更没有明确着落，加上日记的时间符号，“它到底是小说还是日记?”
是日记还是小说的问题本来是不成问题的。据现在掌握的资料，郁达夫以日文写作的文学作品只此一篇，可以断定，这是郁达夫专门为那本正在筹办的日文文艺杂志创作的；而在郁达夫尚未立名文坛的一九二〇年，小说散文诗或许都有可能，但作家断不会拿自己的日记出去发表——那是一九二七年以后的郁达夫的事。同时，当年与郁达夫一同谋划这部杂志的同学福田武雄，后来在其回忆中有“郁君的作品构思我没听到过”⑤的表述，这句话内含的信息对于支持这是一部需要构思、并且可以交流构思(比如情节、人物)的作品——小说——是非常重要的，它同时排除了作品作为散文的可能。而且，虽然它写在日记本上，但文中的那个时间明显是写作时间而不是故事时间，因为作者所描述的乘邮船回日本等事件均是距写作时间半年多前发生的。
所以，《圆明园的一夜》是小说，基本毫无疑义。那么，为什么这部小说会给人“日记”的疑惑呢?仔细想来，这并不是一个毫无来由的问题，更不是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在郁达夫未来的创作生涯中，这篇残缺的小说的价值正在于它为我们预演了郁氏小说日后诸多的个人元素，“日记”现象或许正是郁达夫“艺术和生活紧抱在一块”的自叙传特色的发端。
小说所述的两个故事应该都是有据可考的。比如第一段故事：
秋深了。
古都的情趣一天天地令人感到寂寥。路边的杨、槐、榆等树木的影子逐渐淡薄起来，在轻寒的早晨，凋残的树叶也开始一片一片地落下来了。
在北京哥哥家中比较舒适地度过了两个月时间的暑假的我，又回到日本来了。⑥
这“两个月时间的暑假”正是一九一九年夏天，郁达夫从八高毕业，考入东京帝大的那个暑假。郁达夫这年九月四日离开日本回国，在长兄郁曼陀的鼓动说服下参加在京举办的外交官和高等文官考试，两试不第，十一月十一日重返日本。小说基本以这个事件为由头。而三年以后，当郁达夫在另一篇小说《血泪》中写下“这一年九月里，我因为在荒废的圆明园里看了一宵月亮，露宿了一晚，便冒了寒，害了一场大病”的时候，更完全消除了人们对本篇小说所叙之事之真实性的任何疑惑，甚至“圆明园的一夜”也因之有了明确的出处。一九二二年七月十九日，郁达夫结束十年的留学生涯回国，八月四日即作小说《血泪》⑦，这部作品回忆的正是三年前(1919年)，“我又回到北京长兄家里去住了三个月”的那一个秋天——如果说一九二二年的《血泪》写到了三年前的“圆明园的一夜”，一九二〇年的《圆明园的一夜》计划要写的就是半年前的“圆明园的一夜”。两相映照，几无矛盾。
所以，这篇小说告诉我们，第一，自叙传，这种将自己的生活和生命全盘托出的写作范式，这种不免让人疑惑“是小说还是日记”的写作范式，这种最是郁达夫标志的写作范式，在郁达夫最初的两部小说试作⑧中就有了明显的运用。这为我们探考郁达夫小说自叙传风格的由来和历史，提供了更早的依据。
第二，因为真实，所以“互文”。将《圆明园的一夜》和《血泪》比照互读还可以为我们解开郁氏小说创作的这另一个密码。如日记般真实的故事，才能在作家笔下随处出现而不致穿帮。虚构可以“互文”，比如米兰·昆德拉，比如马原，比如王小波，但难保不是人们不曾刻意去考证其所互相关联的“虚构”的人物事件背后的现实原型时获得的“谬论”。我一贯认为，真实给了作家题材，更给了作家从各个不同角度展示和演绎这一题材的灵感和勇气。郁达夫各文体的写作之间(小说，散文，游记，日记，甚至诗词)，各阶段的写作之间，相互关涉的状况很常见，比如更早的一篇小说试作《两夜巢》和同期写下的旧体诗《赠梅儿》《留别隆儿》《留别梅儿》等，就是这一关系。郁达夫创作中的互文现象不单纯是其写作理念现代性的体现，也是至今郁氏创作各文体难以断然区分的一个秘密——《圆明园的一夜》的“是日记还是小说”也可以落入那个无解的郁达夫圈套。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在《全集》的编排上，没有将“三日周四”这一日记时间符号去除——谁又能说这个时间一定不是指的下文那个“收到钱的晚上。汇票寄到的晚上”的日子?
“圆明园的一夜”和圆明园情结
“圆明园的一夜”与郁达夫的圆明园经历有关，这确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了。这里留给我们的问题是，郁达夫何以会在圆明园露宿一个通宵，只是为了呆看一宵的月亮么?又何以坚持以“圆明园的一夜”为题，当现有手稿无法显示小说有与圆明园更直接的关系的时候?
关于圆明园，在郁达夫的《自传之五——远一程，再远一程》中，我们看到了一段值得重视的文字：
从嘉兴回来，路过杭州，在梅花碑的旧书铺里，我竟买来了一大堆书。这一大堆书里，对我的影响最大，使我那一年的暑假期，过得非常快活的，有三部书。……一部是无名氏编的《庚子拳匪始末记》，这一部书，从戊戌政变说起，说到六君子的被害，李莲英的受宠，联军入北京，圆明园的纵火等地方，使我满肚子激起了义愤。……
从嘉兴回杭州，是一九一一年六月。郁达夫考取杭州府中后曾因膳费之故曲就嘉兴府中，六月因病辍学，路经梅花碑，自江干水路回富阳。这一年的暑假，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尚未发动，满清政府的统治正满目疮痍，摇摇欲坠。一八六〇年十月，圆明园第一次遭英法联军蹂躏，几被烧成废墟；一九〇〇年再遭八国联军纵火，更被抢尽财宝，落得一片荒芜。面对圆明园的浩劫和泱泱古国的大耻，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有“义愤”和“反抗”在心间。甚至，说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公民，在意识深处或多或少都拥有一个以雪耻和复仇为基本旨归的“圆明园情结”，当不至不被认同。手捧《庚子拳匪始末记》的郁达夫年仅十七岁，正是一名血性少年，从那部书中了解到圆明园之难的细节，“满肚子激起了义愤”，从而，平生第一次到北京的一九一九年九月，郁达夫即专程赶去圆明园凭吊，环看那片让他心痛的“凄凉的景象”，看月亮，露宿，整一个通宵。我们可以想想那个晚上凭吊者心绪的不平静；也可以想见这一整个晚上的凭吊，既源自郁达夫年少时候“圆明园情结”的召唤，更让从敌国(日本乃八国联军之一)学成回国(东京八高毕业，这在当时已有一定的就职实力，回国赴考就是这一实力的检验)的青年学子，一方面警觉到了自己对于国家民族的使命和责任——这种使命意识和责任意识，能让作家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毅然抛开“作家”的文弱，实现“战士”的价值；另一方面，更加深了作家胸中难以排遣的以感时忧国、忧世伤生为情感症候，以悲凉颓废、残缺破败为审美症候的“圆明园情结”，并在此后的写作中得以更多地实践。
从这个角度出发，则《圆明园的一夜》一作中，我们在两个故事分别记录的“圆明园凄凉的景象”和“在东京的我国留学生所遭受的虐待、留学生的复仇心”之间，找到了一条由郁达夫的“圆明园情结”串联在一起的情感线索——前者是景语，写景的凄凉，是“比”；后者是情语，记人的遭遇和心绪，是“兴”——它们正统一于作家心中那个无以释怀的“圆明园情结”，统一于“圆明园的一夜”所设定的那个凄清潦倒的意境。
而且这条“情结线索”，几乎贯穿了郁达夫全部的文学写作。不仅《圆明园的一夜》的故事情节和人物的自卑敏感，我们在此后的《银灰色的死》、《沉沦》、《南迁》、《空虚》这些日本题材的小说中能体会似曾相识，在其另外的作品中也尽可以发现“S”的影子，发现“受虐”“复仇”“绝望”和“自嘲”；至于那种始终流淌的凄凉荒废的病态之美，和忧世伤生的文学关怀，更是郁达夫创作中最真率动人的地方。
综上所述，由小说残稿《圆明园的一夜》，我们完全可以得到这样的想象：文本自在的自叙传写作范式，互文化写作现象，以及文学关怀和审美品格上的“圆明园情结”，于郁达夫文学写作具有当然的奠基意义。
(责任编辑：赵红玉)
① 新版《郁达夫全集》(十二卷)由浙江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主持编纂，于2006年12月后陆续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② 《圆明园的一夜》的日文手稿由郁氏后人珍藏多年，于《郁达夫全集》新版时提供。
③ 《圆明园的一夜》中译文，杨晓红、王维贞译，谢志宇校。见《郁达夫全集》第一卷第14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
④ 见稻叶昭二著，蒋寅译：《郁达夫——他的青春和诗》附录三《八高、东大同期生谈日本留学时期的郁达夫·福田武雄先生谈》。《郁达夫传记两种》，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6月版，第279页。
⑤ 见稻叶昭二著，蒋寅译《郁达夫——他的青春和诗》附录二《福田武雄先生书翰二通》其一、其二。《郁达夫传记两种》，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6月版，第276页。
⑥ 这段文字录自郁达夫一通家书，与谢志宇审定译稿略有不同。见郁云《郁达夫传》，第40页-第41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
⑦ 据陈其强《郁达夫年谱》，浙江大学出版社，1989年3月版，第84页-第85页。
⑧ 包括《两夜巢》。该小说写在浙江教育视察团官员1919年2月中旬参观名古屋中小学校这一公干之后。郁达夫与部分留日学生全程陪同参观。据陈其强《郁达夫年谱》和王自立、陈子善《郁达夫简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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