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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年3月8日，北京2000年奥运会申办委员会成立，1993年，北京首次申奥失利，2001年，北京再次申奥成功。
　　 本书诉说了申奥由失利到成功、由失落到辉煌的全过程，其中多少悲壮？多少汗水？多少泪水？多少人的十年在其中流逝？在国际顶级竞争中，会遇到怎样的坎坷？怎样化解现实中的困境？一道道难题再一次出现在读者面前。申奥早已超越了体育的概念，完完全完地浓缩了这十年中国的脚步、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观念意识的转变。
　　 作者是两次申奥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历经了其中种种磨难，几乎付出生命的代价。作者将种种甘苦化在具体的细节中，让读者亲历申奥过程中的“雾里看花”、“风雨交加”、“万里雪飘”和“晴空万里”…… 该书同时又是一本出色的奥运知识普及读物，涉及诸多的奥运规则，是一本融权威性、亲历性、知识性、趣味性和文学性于一体的佳作。

文：潘凯雄 出处：文汇报 2007年8月
   
    将孙大光先生的《中国申奥亲历记——两次申奥背后的故事》与女纪实作家长江的《晚来香港一百年》这两部从题材上看风马牛不相及的书稿放在一起来谈，似乎有点令人费解，其实不然。两部书稿也有共性，比如从叙事形态上看都是纪实性作品，但本文将两者联在一起的考虑并不在此，而是因为他们看上去都是“应景”之作。
   
    说这两部作品都是“应景”之作，既没冤枉他们也无任何贬义。今年距2008年北京奥运会还有一年时间，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10周年，此时此刻，写出这样的作品，出版这样的作品，说“应景”也不为过。现在的问题是一说“应景”就立码容易将其和浮浅、迎合一类不怎么好听的价值判断挂在一起，这不公允！而这也正是本文将两者联在一起评说的真实动机。
   
    我承认，确有不少“应景”之作，存在着浮浅与迎合的不足，“景”一过，作品也就立即过气。但并非所有的“应景”之作都如此。单说这“应景”也没什么不好，“景”之所以为“景”，背后总是有着深刻的道理与充分的理由，香港回归、北京奥运，两件大事，无论如何都必然会成为人类史册上无法抹去的两笔，单凭这点，这“景”就值得一应。因此，对文学写作来说，有的“景”值得一“应”，有些号称是“景”实则不成其为“景”者则不值得一“应”；而在值得一“应”的“景”中，又存有一个如何“应”的问题。
   
    单从《中国申奥亲历记——两次申奥背后的故事》与《晚来香港一百年》这两个书名来看，的确很容易写成那种昙花一现的“应景”之作，既然是纪实性读物，无非就是披露点独家内幕，再发点感慨便大功告成，而阅读这种作品的动力或收获也不过多是为了增加一点谈资而已。所幸的是这两部作品并未停留在这样的层次。作为亲历者，两部作品自然都免不了要披露一些货真价实的独家内幕，但读完作品，你又会感到，这两部作品更大的魅力倒并不在内幕之内，而在其内幕之外。从1991到2001，北京两度申奥，从失利到成功，从失落到辉煌，个中甘苦，自不待言。然而我们在品味甘苦之余，更多地是在体会中国在走向全球化与国际化的途程中，是如何从蹒跚学步到从容自如。应该说，这样的意义远远超越了申奥这一事件本身。同样，在《晚来香港一百年》中，作者一方面引领我们在回归后的香港倘佯，一方面更是透过一桩桩事儿琢磨事儿背后的来龙去脉。如此这般，两部作品，“景”的确在“应”，但又不是一般的“应”，不是浮光掠影的“应”，不是匆匆过客式的“应”。在某种意义上，特定的“景”在两位作者那里，更多的只是一种媒介，作者一面在“应”，一面更是以此“应”开来去，时令可以过去，但作者之“应”却留了下来。这样的“应景”之作又有何不好？
   
    看来，问题并不在于作品是否“应景”，而在于如何“应”。在“应景”之作中，也有许多值得一读的佳作。不信？您就试着一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