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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邦肇始于三千多年前非利士人居住的地中海东海岸。它们的继承者是推罗、迦太基和其他由腓尼基人建立的沿海贸易城市，随后它们又被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视为完美国家类型的希腊城邦和作为帝国首都的罗马城邦超越。杰弗里·帕克将城邦作为一种地缘政治的形式来考察，并确定了其在国家类型中的独特地位。本书详细地说明了城邦在不断变化角色中的价值，探寻了作为政治实体的城市从起初直到21世纪的演进轨迹。作者的视野还伸展到早期伊斯兰教世界城市的政治作用，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也适合于城邦这一术语。
    随后是在中世纪后期和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欧洲城邦的复兴，而在近代，城邦则成为地缘政治组织主要形式之一。它在沿波罗的海和北海海岸的城邦汉萨同盟中达到了顶峰。同盟与新兴的多种国家类型，特别是与民族国家的关系得到了细致的梳理，而并非仅仅是因为民族国家的兴起而导致了欧洲城邦的衰落。蒙特卡洛、列支敦士登、圣马力诺以及一些更小的城市构成其珍贵的遗产。城邦甚至在后帝国时期的中东和远东地区也重新出现，如科威特和巴林、新加坡和程度稍逊的香港，作者还对这些城邦在 21世纪乃至以后更长时间可能发挥的作用作出了预测。

文：矞　鹰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8月
　　
　　2007年5月10日，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发布了2007年《国际竞争力年度报告》，根据323项指标对全球55个经济体进行了排名，美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分列前三位。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信息，新加坡和香港的竞争力缘何如此强劲？或许我们可以从英国地缘政治学专家杰弗里·帕克所著的《城邦——从古希腊到当代》一书中可以找到一些缘由。作者视新加坡、香港为21世纪全球化意义上的城邦，是古代城邦在当代世界意义非凡的复兴。正是它们所具有的独特优势，才使之魅力四射：高度的主权、单一城市的优势、贸易无与匹敌的重要性、人均财富的高水平以及作为地区基本特征的跨国经济政治组织的成员身份。

　　提及城邦，我们耳熟能详的是“里程碑式”的古希腊城邦。对于希腊人来说，小即是美，任何东西都要适合于人的规模，城邦也像其它东西一样要适合于人的需要。城邦是这样一个单位，在其中既可以容纳他们的文明，同时其结构和功能上的问题也要在任何一件事情上反映出来。之所以这样是由于全体公民参与国家事务被他们看做是最基本的权利。但城邦只属于古希腊吗？或者说，城邦在古希腊之后便不复存在了吗？《城邦——从古希腊到当代》给出了回答。城邦作为一种独特的地缘政治形式，虽历经沧桑，但其本质未变，历久弥香，像永远盛开的花一样散落在历史的每一个阶段和世界的某一个角落。在这部书中，作者给我们勾画了城邦产生发展演进的历史，述说了不同时期城邦的面貌与特征，以及它们在不断变化角色中的价值。

　　最早的城邦可追溯到三千多年前非利士人所居住的地中海东海岸。非利士人的城邦在《圣经》中都有许多的佐证，它们的继承者是推罗、迦太基和其它由腓尼基人建立的海滨贸易城市，当然，最杰出、最典型的城邦当数随后出现的希腊城邦，它们被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视为完美的国家类型。城邦本来是起源于地中海海岸的现象，而随着在希腊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亚历山大率领的大军的步伐，它由此向东延伸，经过中东和中亚进入了北印度。结果是，在阿富汗的崇山峻岭间和印度的沃野平原上都出现了简陋而有限的希腊化城邦身影。

　　罗马在亚平宁半岛完成了一个从最初的城邦向罗马帝国的过渡。原因是罗马对领土的无比热爱，使之最后成为了一个与希腊城邦很不一样的国家，即从罗马共和国转变为罗马帝国。可以说，罗马共和国的终结标志着古代城邦的真正终结。

　　随后，在中世纪后期意大利欧洲城邦得到复兴，威尼斯当时作为欧洲最大、最繁荣的城市，尽管在海军、政治和商业经济领域获得了成功，但它从未想要变成新罗马——控制领土并非商业国家的本性。从一开始它活力的源泉就是贸易，最重要的是，这个城市保留了商人共同体。威尼斯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城邦，是大希腊绵延千年以来在意大利半岛幅员最广的城邦。另外还有拉古萨，作为意大利另一个有影响的城邦，其伟大和繁荣堪与威尼斯匹敌。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和米兰的繁荣前所未有。它们在许多方面成为文艺复兴的媒介，就像两千年前早期希腊城邦成为希腊文明崛起的媒介一样，文艺复兴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它。“文艺复兴首先是城市文明，”《中世纪城邦》一书的作者克拉克评论道，“它对艺术与文学的伟大贡献来源于城市。”

　　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历史上也出现过城邦，诺夫哥罗德在“蒙古西征”中幸免于难，成为俄罗斯城市中的唯一主要幸存者，依靠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贸易优势，继而成为波罗的海－斯堪的纳维亚经济区最大与最重要的城市。它不仅是最古老的俄罗斯城市，还是这一地区新城邦的先驱。在当时，它已经成为受到了极大尊敬的伟大神圣的诺夫哥罗德——一个新罗斯的强有力的中心——令东方和西方的侵略者双双止步，并以此保持了俄罗斯的活力。

　　到了近代，城邦则成为地缘政治组织主要形式之一。它在沿波罗的海和北海海岸的城邦汉萨同盟中达到了顶峰。汉堡、不来梅和吕贝克是汉萨同盟中最大与最重要的基本成员。西班牙和荷兰在这个时期也出现了城邦，卡斯提尔、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都在历史上赫赫有名，即使在当今仍发挥着巨大的作用。随着近代殖民主义的扩张，城邦被带到了更广阔的地区，在后帝国时期的伊斯兰教世界和亚洲地区，城邦也展现了其绰约风姿，如阿联酋、科威特、巴林、印度果阿、新加坡和中国香港、澳门等。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这些现代化城邦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非同一般的角色。

　　数千年间，城邦经历了盛衰交替的曲折发展过程，却从未在世界版图上消失。与此相应，城邦从古至今也拥有不少热情洋溢的鼓吹者，从相信“没有比城邦更高的社会联盟形式”的亚里士多德，到坚持自由城市完全是“生活与政府的上好形式”的现代美国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他们之所以如此赞成城邦是由于他们在其中发现了独特的品质。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规模很小，却具有大国家所不具有的品质。柏拉图说：“城市只要能维持它的统一，就可以持续地扩大：因此……唯有如此城市才能继续是一个城市，而不是一个纯粹的民族的混合体。”渴望拥有“更多更多”在国家生活中被认为是很糟糕的，就像在一个个体生活中一样。只有让国家变得越来越好，而不是越来越大，公民才能享受到完全意义上的通向真正幸福的康乐与安宁。城邦的规模、参与、宽容与自由构成一个整体，这些都使穿越历史的城邦对那些追求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好生活”之人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这就是城邦难以抗拒的魅力所在。

文：季宣则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7年9月

当我读到《城邦——从古希腊到当代》最后一页时，我有些沮丧。即使不是对“言必称希腊”的人来说，希腊城邦的结局也让一般人唏嘘不已。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城邦这种政体形式就像一抹亮丽的阳光照亮着整个世界。对适应且熟悉帝国制度或民族国家的我们，城邦就像一个异类，一个因上帝过分爱惜而不舍得多多赐予人类的礼物。

城邦的诞生好像是自然环境和当地生态作用的结果，但又不仅于此。最初的城邦多数起源于贫瘠的山地和广阔的多岩海岸线，这样的地貌阻碍国家统一却极为方便经营海上事务。大多数城邦主要是一个中心城市及其周围乡村的集合，并不包括更大更多的城市，如果一个城邦拥有数量众多的城市、领土和人口时，它就不能再称之为城邦，而只能蜕变为帝国、王国或民族国家之类的东西。小国寡民是城邦的外在特征，这也符合城邦的政治制度和议事原则。亚里士多德就坚持认为，城邦的人口规模要以每个公民都能毫不费力地认出这个城邦中的其他公民为标准。在希腊城邦中，即便势力最大的斯巴达在其最盛时也不过８４００平方公里，其规模相当于我国的一个中等城市。城邦保持小的状态，既能保证公民对城邦的忠诚和依赖，又便于实行直接民主的治理形式。

城邦的力量源泉就在于它本身就是一个自我中心，一个自治自足的政体，是全体公民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人们所有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都必须依靠自己的城邦来进行。离开城邦，一个人就什么也不是。不像现代民族国家那样有繁多的参照体系，人们具有变幻不定的多种身份。可以说，生活在城邦里的人们对城邦的感情是对社会公共生活的具体爱恋，是“情人间”的相互忠诚和两情相悦。而民族国家公民之间的联系纽带更多是国家机器强加于现代人之上的抽象情感和共同信仰。但这并不妨碍城邦讲究理性和现实政治，直接民主的最大好处就是集思广益，摈弃人类残存的兽性，为了人民的好处而运行，而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城邦的社会公共生活多数在露天广场举行，其社会生活公开化的程度有时令身处现代社会的我们大为诧异。城邦的这种公开化特征显然与话语权有关，法律的产生不再完全是统治阶级利益的体现，而是体现了全体公民意志的合力，是适用于所有人的理性规范，这就造就了“平等人”的概念。德国旧谚“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就城市的实质而言，城市使人自信，这种自信来源于人们居住在熟知的社会秩序中并能以自己个体的力量，对社会公共事务施加影响。雅典城邦伟大的精神领袖伯里克利在著名的伯罗奔尼撒阵亡将士葬礼演说中断言：“我们的城市是整个希腊的学校，它的成员从未向任何人屈服……他们具有独立的精神、多方面的成就、对身体和头脑的充分自信。”

这样一个民主灵活自由的体系安排没有理由不取得繁荣，商业和贸易成为城邦的主要经济基础，其经济活力和对未来的信心使城邦散发着美丽气息，不免令人心向往之。以希腊世界为基地，随着亚历山大大帝的一系列东征，在土耳其、波斯和北印度都留下了有限而简陋的希腊化城邦。其后，城邦一度沉寂，但在欧洲中世纪和近代得到了复兴，城邦的身影遍布于意大利和波罗的海及北海沿岸，甚至在俄罗斯也出现了诺夫哥罗德城邦。在当代，城邦也呈现出恢复性增长的趋势，不再局限于欧洲地区及其周边，而向更广阔的地区推进。

正如人们面对悲剧忍不住叹息一样，城邦的历史犹如中国华丽的瓷器，精美而易碎。城邦这种集数美于一身的政体形式，却未能在当代成为主流，反而时隐时现于民族国家之间，不禁发人深思。一个事物或一项制度的命运，在一开始孕育的当时就注定了，而在它鼎盛的时候就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在城邦想要越出自己的范围时，就不再是它自己了，所有引以为傲的优势恰恰成了其进一步发展的累赘。正如一位历史学家在评价希罗多德的《历史》一书时说的：“每一个独立的城邦的自给自足，这是希腊主义的强点同时又它的弱点，使得文人们一直对希腊史感到绝望。”

忠诚、直接民主和城市自由、崇拜法律，这些现代社会孜孜以求的美好事物在面对自己的反面时突然瓦解。城邦适应于小而适当的规模，因为这有利于培养公民的忠诚和直接民主，有利于制定并遵守神圣的法律，有利于城邦的自给自足。可是，忠诚和直接民主的品性决定了它只能存在于较小的范围内，这就使城邦无法向前跨出更大的一步，推向更大的区域，结果只能形成封闭的社会系统、封闭的公民集体。在小国林立的国际环境中，它还不失为政治的典范、效法的对象。但当霸权国家和暴力主义盛行时，城邦实在缺乏抵抗力量，它保卫自己的情势就岌岌可危了。所以，设计制度和进行规划的人必须有长远的眼光，能深刻洞察制度设计的效果及其变种，不断推进对这种演变的追问。城邦也许比帝国或民族国家更热爱生命和满足自我价值，但城邦却始终不能成为政治实体的常态和主流，这或许是作者留给我们的关于城邦的最大悬念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