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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840年代以后，中国五口通商，上海开始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前沿之地，也成为中国近代历史的缩影。从此上海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诸多现象广为中外史家所关注，其中上海法租界从1849年形成到1943年被撤销的近百年历史，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法国人梅朋和傅立德合著的《上海法租界史》，运用法国领事馆、公董局、法国外交部的往来文书、信件以及档案资料，详尽地叙述了法租界的形成和发展，细致入微地描述了法租界与外界冲突、争端和交融的过程，是一部讲述法租界历史的最重要的著作。
　　 1983年，该书曾经翻译出版过中文本，译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倪静兰教授，如今已过世。
　　 中文本问世后，曾受到读者广泛的欢迎和好评，但囿于时代的认识，在中文本出版过程中，摒弃了原著中的图片资料，这些图片资料很珍贵，今天看来，不能说不是一种缺憾。尽管如此，该书仍不失其珍贵的阅读价值。
　　 中译本问世已24年，如今读者难寻踪影，但觅求者纷纷。为满足读者的需求，本社在征得原译者家人同意后，将中译本重新出版，以飨读者。
　　 在重新出版《上海法租界史》中译本的过程中，我们将原著中的图片资料补入译本中；对原译本中的讹误之处作了订正。

文：彭砺青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8月
　　
　　对国内读者来说，这本书也许有点陌生，书中题目可以说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然而这部历史的主角都不是中国人，作者梅朋和傅立德也不是中国人，而是上世纪二十年代旅居上海的法国人，在1928年写成这本书。也许读者会在怀旧情结和好奇心驱使下拿起这本厚厚的书，但在书中他们不会找到怀旧的小资情调，只有厚实的历史资料和文献分析。对法国人来说，上海不过是一个“过路城市”，而且关于上海法租界的专著亦远不如有关英租界的那么浩瀚，然而这本书凭借丰富的第一手数据，或许能够大幅补充史册上过于简短的记载。

　　上海是晚清五口通商影响第一个国际化的城市，租界不单意味着租借，也意味着割让，而割让必定在地理和国民心理上造成一个伤口，然而我们仍需以认真的态度去看待历史的这一页。上海租界比香港殖民地更早工业化，也更早国际化。香港工业化和金融商业化的基础是上海南撤的资金和企业家促成的。虽然上海英租界比法租界更有名，可是法租界对今日上海的外观也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徐家汇路边迎风轻曳的法国梧桐就是法租界的标志。今日上海民居最漂亮的地段，就有许多属于法租界的地方，霞飞路上有新式街巷和里弄，还有瑰丽的西班牙式别墅建筑。

　　法租界的诞生，可以上溯至香港开埠的1842年，这一年英国代表璞鼎查爵士与中国代表耆英、伊里布在南京江面的康华里士号军舰上签订了南京条约，开放五个通商口岸，而英国人则有权在各口岸设置领事。差不多一年后，美国人亦与清廷在望厦签订类似条约。对于法国的商会来说，既然英国抢了先机，打开中国贸易之门就成为当前最重要的问题，于是才委派剌萼尼代表法国政府，与清廷在黄埔签订通商条约。外国人渐渐在这些口岸上建立他们的使馆和码头，而上海位处长江下，得天独厚，自然成为进军中国的桥头堡。而当时的法国租界就在洋泾滨以西、上海县城以东，靠近黄浦江的一块地方。

　　香港纯然是英国的殖民地，而上海则只是向外国开放的口港。虽然英、美、法三国都已在上海滩头登岸，但怎样在这片荒凉的海滨土地上获取更多特权，就成了首要任务。英国无疑在这里打稳了基础，而迟来一步的美国人则无地安顿，所以处处与法国人争执。清朝地方官员对待外国人的态度亦可以想见。清廷固然迫于外国人的要求，但地方政府中也有许多“不按本子办事”的官员，每位道台都有自己的对策，在这种情况下，法国人要建立一个侨民聚居点，殊不容易。

　　由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太平军与刘丽川领导的三合会和小刀会的起义，清军与太平军在上海县城外轮番进行拉锯战，法租界就成为了箭靶。1853年10月期间，法国领事馆一带甚至处于清军和太平军互相射击之下，出于战略需要，法租界房屋亦悉数被清军破坏，战后一片颓垣败瓦。在书中，作者提供了具体详尽的描述，描划出那个混乱时代的图景。

　　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天津、北京，是上海法租界一个划时代的事情，这时候驻守上海的军队人数，增加为八百名英军、四百名法军，上海也成为英、法两国的军事后勤基地。当时法国在拿破仑三世统治下，与英国关系比以往密切，而两国在中国都有共同利益，不单如此，他们也曾经共同出兵，参与讨伐俄国的克里米亚战争。这一连串事件，加速英、法两国对上海的控制。也许是两国的默契吧，上海一直繁荣发展，这是一种奇特的殖民地共生关系，在那个帝国主义时代，相信亦只有上海才是这样。

　　中国官府一直不热衷于英法租界的治安事务，这是外国当局不得不设立巡捕局，自行保障侨胞安全的理由。作者提出这个观点，相信包括顾维钧在内的许多中国人都会猛烈抨击，然而法租界真正的权力转移确实是上海历史上的转折点，自此，上海就成为真正的“国中之国”。

　　几经战火洗礼，法租界作为小小的一隅土地，从1843年支撑至1943年，恰好见证了法国人在中国活动的百年历史。这是中国四个法租界之中最大的一个，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法国人即在此建立教堂及学校，1861年6月29日，法租界第一所教堂洋泾滨圣若瑟堂落成，后来法籍耶稣会士南格禄创建圣依纳爵公学，广慈医院亦在这段期间落成。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由于清军曾败于太平军，所以道台在民间的威望迅速滑落，租界的势力不断茁长，在上海的法国人也不断购置房地产，上海法租界的面积日益扩大。

　　话虽如此，但法租界的商业活动仍然比不上英租界，这也反映了法国外贸主要对象不是中国。对法国人来说，上海所发挥的商业价值始终有限。不过，随着日后西方列强在华设厂，生产规范日渐扩大，加上晚清开放汉口一直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的外贸及金融业地位与日俱增，上海也渐具大城市的规模。这时候，不单治安防务，甚至城市管理也成为上海法租界官员考虑的问题，从法租界华籍居民设立公董局，到日后公董局与领事馆冲突的前因后果，本书都有详细记述。

　　没有一个设领事馆的中国城市比上海更有独特的意义，而上海法租界的历史更是一段特殊的半殖民地历史。法租界的独特位置，造成日后各国难民大批涌至，如俄国大革命及日本攻占东三省以后，就有数以千计的白俄侨民途经虹桥涌入法租界，他们在霞飞路开设面包店、服装店、咖啡馆，其中更有许多舞蹈家、音乐家和画家，带动了上海芭蕾舞、歌剧及西方艺术的潮流，还培养了许多本地音乐家，这都是后话。法国人着重文化自由的气息，不过当初经营法租界的法国人，大概不会想到二十世纪的这块土地竟会如此热闹吧！

文：李天纲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7年9月

    “租借地”(Settlement)，上海人称“租界”。也有人说是“殖民地”，窃以为不是，“Settlement”毕竟不是“Colony”。算起来，到1930年代“收回租界”之前，外国侨民在中国各地陆陆续续弄到二、三十块“租借地”，其中最重要的三块在上海。1863年，上海的英、美租借地合并为“公共租界”，曾经竭力邀请“法租界”加入，法国人断然拒绝。高傲的“高卢雄鸡”，说高雅法语，不愿意和笨拙的“约翰牛”、“杨基佬”混在一起。法国人在文化、政治、外交和生活观念上特立独行，尤其不愿和商业强势的英语民族混同起来，被矮化，十九世纪的上海人就领教了这一点。

    “法租界”和“公共租界”一直是竞争的，公共租界用英制，法租界用公制；公共租界车辆靠左行，法租界靠右行；英国伦敦会搞了“麦家圈”，法国耶稣会弄的是“徐家汇”；英美教会建了圣约翰、中西等学院，法国天主教办了震旦大学，教学体系完全不同。有一件事情，法国侨民和英、美侨民终于合作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战胜国的中、英、法、美民众集资建造“欧战停战纪念碑”(1921)，碑址设在爱多亚路(今天延安东路，原洋泾浜)口的外滩，正是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分界点。

    从1849年建立，到1945年英、美、法正式“归还租界”，法租界一共存在了近百年。租界，曾经是上海城市的主体，没有法租界的历史，现代上海的历史缺掉不止一只角。1929年，在法租界政府公董局的支持下，梅朋、傅立德合著了一本《上海法租界史》，在巴黎出版。两个法籍上海人描写的是法租界的早期历史，到1875年为止，租界百年，只写了四分之一。“厚古薄今”，对于希望完整了解法租界历史的读者来说是个遗憾。但是，全书用了大量法国外交部、领事馆和公董局档案，加上他们收集的报刊资料，对法租界起源和初创阶段做了详尽的记录，对于了解这段有争议的历史非常有益。

    1843年，英国领事巴富尔在今延安路到苏州河南岸之间开辟英租界；1848年，美国圣公会主教文惠廉在今虹口一带开辟了美租界。法租界的奠基人敏体尼，是著名政治家兼历史学家基佐手下的得力干将，确实很能干。《上海法租界史》里有一段记载很重要。本来，美国人早已看重了处于上海城墙和英租界之间的这块地皮。由于敏体尼行动神速，消息保密，和清朝官员麟桂谈判结束，公布告示后，美国人刚刚察觉，悔之晚矣，不得已只能渡苏州河，到虹口去。要不然，对换一下，法租界在虹口、杨浦，美租界靠南市、卢湾，上海的现状会完全不同。

    像敏体尼、巴富尔、文惠廉这些人，我们是应该认作“老上海”的。只一个理由就够了:没有他们，上海不是后来的样子，侨民创造了一段历史。敏体尼有个女儿随他来上海，这位法国女孩生前一定很孤独。《上海法租界史》记载，“领事虽然不是第一个，至少也是第一批定居上海的法国人”。《上海法租界史》没有记载这段故事:敏体尼先生的女儿水土不服，染了瘟疫，死在上海，葬在领事馆的土地上。四川南路的圣若瑟堂，原来是罗伯济、赵方济主教的住宅，敏体尼借来做法国领事馆，全家住在这里。1850年，赵方济主教建了教堂，安顿了敏体尼女儿的灵魂。至今圣若瑟堂内左边的侧室里，还供奉着敏体尼女儿的遗骸，边上有其他“上海人”，围着她的铭牌，有兴趣的可以去查看。

    上海有个法租界，对城市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我们说，近代上海城市文化有三大来源:江南城镇传统，英美商业制度，以及以法国为代表的欧陆文化。没有法租界，欧陆文化就不能以后来的规模影响上海，形成一个多元的“西方”。好多年前，在香港中文大学讨论二、三十年代“大上海”、“小香港”时期的文化，稍微揶揄香港朋友，说:讲“中西文化交流”，融入香港本土社会的主要是英、美商业制度，在上海则多了一种正统的欧陆文化，法国绘画、德国音乐、俄罗斯舞蹈……。原因无它，就是上海有过法租界，香港没有法租界。

    问题是:为什么这几十年里，我们上海人不能承认它是上海文化的一部分？首先:上海只是“租借地”，不是“殖民地”。其次:从1853年起，上海租界人口，华人一直占了95％，“华洋杂居，五方杂处”，上海的城市文化是由各地华人和各国侨民一起创造的。上海文化，借鉴了英、美、法国的很多近代制度，融会了江南本土文化，是中国人自己的近代城市文化，绝不是可以用“殖民地批判”这块黑板擦来抹煞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