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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作者卡尔·休斯克运用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来讨论十九世纪末维也纳的文学家、建筑师、画家、音乐家从童年到成年的成长经验，研究他们的作品（诗、小说、建筑、画作、音乐）中所透露的感伤与期望。休斯克发现，十九世纪末的维也纳知识分子呈现出一种惊人的同质性，他们都在「反叛父亲」。反映在政治上，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秩序；在文化上，则是反对资产阶级庸俗的文化。他们从政治界退缩，转而投入于艺术面来寄托自己的灵魂。
　　 由于本书中的研究并非是要构建一幅历史全景图，所有各章均可以单独阅读。每一章都从一个独立的尝试点切入讨论范围，根据具体问题的不同性质，文章的篇幅和重点均有所不同。可是政治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却作为基本主旨而贯穿始终。

文：子默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8月

　　先锋艺术家的十字架不容易背

　　不得不首先指出书名翻译的瑕疵——原著的副标题“政治与文化”不知何故被省略，“政治与文化之间的互动”作为本书的基本主旨而贯穿始终，这样被略去，难免轻率。“当政治问题变得具有文化性的时候，文化问题也就具有了政治性，”卡尔·休斯克这样表述著作的思路，并落实于具体的历史人物，以施尼兹勒、霍夫曼斯塔尔、弗洛伊德、克利姆特和瓦格纳等人串起写作线索，按照各自的文化意蕴，在文学、心理学、建筑和艺术等领域得到细致的展开。七个单独的专题，均可分别阅读，看似毫无关联，但仔细阅读便可发现，这些人物之间不仅有着人际上的联系，文化上的血脉关系才是根本所在：他们都是自由主义氛围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也就是反抗的一代，这是时代打在他们脊背上的烙印；而个体在政治与文化的二重奏中的迷茫与定位，今天读来，依然不陌生。

　　正如David　A.Hollinger指出的，这种织网般的爬梳，“对史学自身做出了有力维护”。这显得似乎又是一本难啃的大部头著作。但恰恰相反，其写作形式却是一个个可读性极强的人物故事。

　　以克利姆特为例。这位奥地利“分离派”运动的领军人物，建筑装潢师的出身使他在维也纳自由派分子建造环城大道之时一展才艺。初始，克利姆特通过将古典风格和现代维也纳文化杂糅的方式，投合了自上层阶级到普通百姓的审美趣味，一时间声名鹊起。然而，在自由主义政治的危机之中克利姆特转向了既令他声名崩溃又使他在艺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抽象派风格。对本能生活的探讨，对情色生活的挖掘，对女人性爱能力的展示，克利姆特向现代人高举镜子，试图将性从道德文化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哲学》、《法学》和《医学》三部曲的问世，成为对自由主义乐观理性的诅咒，也使克利姆特与整个维也纳成为殊死对抗的敌人，政坛的压制，公众的谩骂乃至职业的疏远，先锋艺术家的十字架，不那么容易背负。
　　
　　自由主义的溃败

　　然而，克利姆特不过是历史的替罪羔羊。奥地利的自由主义分子虽然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掌握了维也纳的控制权，但历史意识的解体在世纪末的维也纳已经初露端倪。正如休斯克指出的，奥地利社会未能够尊重自由主义所倡导的秩序和进步，自由派分子成功地将群众的政治能量释放出来，可矛头对准的却是自己，而不是老对手贵族阶级。日耳曼主义者斥他们为民族主义的叛徒，因为自由派分子出于多民族国家利益的考虑甚过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扶植；经济放任政策的初衷，却唤起了未来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们；天主教作为新教的对头被从学校和法庭中逐出，却成为下层阶级的意识形态卷土重来；甚至，令他们摆脱压迫、获得机会、融入现代的犹太人，也对恩人背弃不顾，因为自由主义逐渐丧失阵地的事实令他们受害，于是，最自然的回应便是投向犹太复国主义。

　　文化上，奥地利贵族阶层的没落是由于外族的侵入而非本国资产阶级力量的强大所致，这导致了自由派领导人政治上的先天不足，兼之自己暴发户的出身，面对贵族阶层的高贵和优雅，便已有了无法抹去的文化自卑感。这种自卑感反映在文学、建筑、绘画等各领域，虽然自由派执掌了政府权力，却全面丧失了文化领导权，甚至以能够依附贵族文化为荣——这自然引起了在自由主义氛围中成长起来的，诸如施尼兹勒、霍夫曼斯塔尔、弗洛伊德以及克利姆特等年轻人的不满，因而，在本阶层内，自由主义已是四分五裂。

　　当然，事后诸葛亮总比当局者来得轻松很多，克利姆特不会为自由主义的政治危机作出诸如此类的分析，从而给自己找一个坚强的精神盾牌。相反，他几乎放弃了之前的艺术风格，成为一名大众艺术家，“我受够了审查。我要寻求自助。我要逃脱出来”。他退缩到私人世界，干起老本行——这一次，是为维也纳上流社会服务的画家和装潢师。他有了稳定的艺术上的资助人，当然，也不再受到伤害，因为他不再先锋。

　　那么，对施尼兹勒和霍夫曼斯塔尔来说，个人在一个行将解体的社会里具有何种性质是他们作为文学家的关注焦点。施尼兹勒走在一个价值取向混乱的社会里常见的价值真空，“他借助粉碎幻想来提出问题”；霍夫曼斯塔尔则将美领向朦胧模糊的非理性王国，帮助迷路者们走向注重实干、立足社会的生活。建筑师瓦格纳和西特质疑他们曾经心仪的自由主义文化，尽管他们最终都走向了孤独；正在中年事业危机中煎熬的弗洛伊德，拿起了精神分析的武器，终于以弑父理论为自己赢得声誉，就此否定了为自由主义者们津津乐道的理性文明；甚至连昔日自由主义政坛的三位领军人物，也摆脱了自己的政治出身，利用贵族文化传统中的力量，顺应现代群众政治的追求。自由主义溃败之地，种种辛酸正如休斯克所道：“他们都以各自的方式反抗着奥地利自由主义文化，因为对于一帮仍旧十分怀念前理性主义社会秩序的民众来说，这种文化只能满足头脑，但却使灵魂无比困苦。”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所谓历史，就是一个时代从另一个时代中发现的、值得关注的东西。”——布克哈特的历史观引起了作者的共鸣，这提示了，本书的一个重要意义即是回应当代。这不仅因为当代政治文化的发生学源头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之前，更在于当代政治文化的危机，可以在十九世纪的维也纳这个似乎总是以艺术来装点自己的繁盛的地方，得到启示。

　　二战后的十年，欧美国家陷入了奇怪的悖论：一方面是物质财富的迅速累积，另一方面是普遍出现在精神领域的匮乏感和空虚感，正如莫里斯在《开放的自我》里引用战后普通美国人的话，“我想乘一乘会用原子弹把西方文明炸毁的飞机”。由于各种政治原因，知识界曾经信奉的启蒙理想大大削弱，自由派和激进派“几乎是在无意识间，就调整了自己的世界观，以顺应不断降低的政治期待值”。学校里的大学生们尚未步入社会，便已经对存在主义的一套烂熟于胸。所有的信息都在表明，后自由主义时代依然来临，在六八年五月风暴的狂轰滥炸中，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于是，蒙娜丽莎被画上了两撇胡子，小便池进入了艺术品展览，目力所及的任何普通物品可以在一夜之间挂上艺术的招牌。我们刚刚念叨着现代主义的晦涩，一种名为“后现代主义”的东西已来到眼前，我们正在努力借助着大段大段的注释啃读艾略特的《荒原》，眼前却来了一个诗人，他说，嗨，别费力了，随便打乱一段文字，重新组合词组，瞧，诗就制造出来啦！这似乎没有道理，却也无法轻易辩驳。

　　世纪末的维也纳已成为遥远的历史，百年后，在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一位美国学者因时代历史的碎片化感到困惑，又认为对此不能再泰然处之、不管不问。于是，他将视线投向那一个世纪前以繁华与喧嚣闻名的艺术之都，试图找寻“我们在自己的时代中跟这些观念的紧密联系，及其含义和重要性”。因为，在文化创造者中间，这种思想和价值全面而突然的转型，表现了人们共同的社会体验，也迫使我们重新去思考。世纪末的维也纳，提供了这样的背景：在政治与文化的互动中，我们在寻找未来的路——这是宿命，也是希望所系。

文：李丹婕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7年8月

在《世纪末的维也纳》一书中，卡尔·休斯克教授表面上针对的是特定时空的具体个案，然实质上，作者格外强调的是历史的延续性和史学研究的整体性。历史在任何时候都是当下的参照体系，时代是在摆脱历史桎梏的努力中实现蜕变的。１９、２０世纪的维也纳处于新旧激荡的时代，在社会与文化嬗变的混乱格局中，“现代”悄然孕生，逐渐成长为左右整个２０世纪西方世界的精神资源。本书的切入点放置在政治与文化互动的层面，以此为主旨营造起一个统一连贯的世界，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不同的个案得以彼此勾连互相印证。其可行性的基础在于，当时的维也纳几乎在同一时间，在不同的领域内做出了革新，整体文化圈具有很强的凝聚力，文化精英们在各自领域中开掘的同时，具备着一些虽难以描述却意义重大的共同社会经验。于是，本书便在时代的大背景下，在社会与个人的互动中铺呈开来。

作者对历史延续性和研究整体性的关注还不止于“具体问题”的本身，同时也表现在作者对史学科学和研究方法的态度上。当发现史学无力整合社会与知识混乱而碎化的事实时，作者试图向其他学科寻求帮助，竟然发现其他人文学科处于同样的尴尬与无奈的境地当中。造成这种局面最根本性的原因在于，学科分化之后，各学科都在纷纷界定自身的知识功能和研究领域，进而导致基础的缺乏，所谓基础是以历史为根本进行自我反省与批判。学科在自我成长中，割断了自身与历史的联系，使得我们观察世界的视角越来越狭窄。对于文化的多样性，统一的前提或者连贯的准则丧失了。那么究竟是否尚存可能对历史或文化进行概括性的整体描述？此时，跨域研究是必需的，作者在跨学科的过程中，谨慎地对待不同学科生发出来的自主性分析方法。

就方法而言，本书作者的主张与科学史（参�煹ぢ螭牶斩�奇·克拉夫著 任定成译《科学史学导论》（北京大学科技哲学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所关注的研究路径不谋而合，后者将科学史分为水平科学史和垂直科学史两支。水平科学史理解为对给定的狭窄主题的整个时期的发展研究，如某个科学专业、某个问题领域或某个智识主题。通常给定了时间界限，就可能分辨出主题的起源和灭亡。垂直科学史则是从一种本质上更具学科际性的视角开始，所关注的科学只被看作是某一时期的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一种元素。这种元素不能和该时期的其他元素分离开来，它和这些元素一起形成了“时代精神”的特征，而这种时代精神恰恰就构成了这种类型的科学史的真实领域。当置身于外对特定历史时空下的社会进行观察时，我们发现每一个时间点整个社会的所有因素都在发生变化，假设我们将历史时刻定格，那么历史的发展将成为无数“空间地图”的层叠，只有将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空间对应起来我们的研究才具有意义。我们试图做的实际上是“水平史”与“垂直史”的重合部分的研究。如何减小侧重时间的“水平史”和侧重空间的“垂直史”各自的局限性便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此时，历史主题不变论点（ｔｈｅ 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ｉｎｖａｒｉａ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ｔｈｅｍｅｓ）或简称为不变性论点（ｔｈｅ ｉｎ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ｔｈｅｓｉｓ）便成为包含水平和垂直两种特性的一种特殊的历史组织方式。这一论点认为，可以把历史看成在十分重要的文化分支中的不同时期出现的数目相对较少的恒定主题或思想单元上的变化。思想史不变性论点的一位重要代言人Ａｒｔｈｕｒ Ｌｏｖｅｊｏｙ指出，可以把思想单元比作元素的原子：正如可以把成百上千的化合物理解成几种原子的结合体一样，可以把思想史上复杂而极端不同的形式设想为几个思想单元的结合体。由于它试图整合构成文化的不同元素，并且同时从时间上弄清这些元素，因此这个论点变成防止水平史学与垂直史学冲突的一种尝试。结合不变性论点的方法原理和中古社会分工的特定发展阶段，我们便可以将当时社会上存在的所有组织做出一个大概的划分，进而分析它们各自的演进特点和彼此之间的互相作用，剖析最终导致的结果。从这一角度而言，《世纪末的维也纳》为我们践行类似的方法进而从事整体性的研究提供了绝好的范例。

从史学反省与批判的角度而言，卡尔·休斯克虽然采用了叙事性的语言，但作者只是将历史当作研究的对象，在历史本身与历史书写之中，作者一直比较谨慎地限定自身的位置，他始终保持观察者的分析态度。于是，本书不再是文献材料的历史，或者说根据文献材料作历时性叙事史学，而是将文献视作与科学、艺术品同样的外在于我们的研究对象，需要将其与特定的社会相联系，运用合理的逻辑和有效的方法进行精细的论证严格的推衍，进而解决发自我们本身对于历史的追问。

大体而言，《世纪末的维也纳》追求的都是如何认识一个特定时空下的整体社会结构，演进过程中诸多社会因素如何同时发生变化并互相之间影响着，作者通过个人的呈现，实际上描绘了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的图景。在这个过程中，史学家充当了“关于过去”的观察者，而非“处于过去”的观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