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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述了奥地利学派的背景，包括奥地利学派及其对手：历史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第二部分讲述哈耶克的人生旅程；第三部分讲述哈耶克的挑战，分两章，首先评价了哈耶克的旅程，同时试图对他的遗产做出评估，然后以一个经济思想史学者的身份看待哈耶克对经济学家采用的研究方法所持的批判态度，并严肃的看待这些批判，并且透过他们去反思思想经济学在刚刚过去的那个世纪的发展。
　　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Friedr：ichAugust yon Hayek，1899～1992)是20世纪最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一。他毕生发表了130篇文章和25本专著，学术范围涵盖经济学、政治学、哲学、人类学、法学、心理学、知识论和伦理学诸方面，而且在每一个领域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哈耶克于1974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他的学术贡献却远远超出了经济学的范围。本书旨在勾勒哈耶克平实却又绚烂的生涯，阐释其博大深邃的经济、政治、法律思想，让读者在掩卷之后能对这位被称为“20世纪的先知”的伟大哲人有一个概括的了解。

文：孙守飞 出处：新京报 2007年8月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在《论自由》里说了句名言：比起个人来，时代更容易出错。这句话用在哈耶克身上，或许是其思想历程的最好注解。

　　1992年，哈耶克在伦敦以93岁的高龄去世，他本人的长寿见证了他的思想，尤其是其自生自发的市场和社会进化秩序，似乎在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胜利。梁小民曾经说，哈耶克是所有经济学家里最幸福的人，因为他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的理论架构变成了现实。不过，这或许并不是当下国人的看法，也不一定就是经济思想家布鲁斯·考德维尔的看法。

　　考德维尔的《哈耶克评传》是近年来比较有影响的哈耶克研究专著，它的出版或许会为我国学界冷却多时的“哈耶克热”再次制造出一个关注的兴趣点。考德维尔的这本书原名叫“哈耶克的挑战”，作者在该书前言里说，它是遵循哈耶克的指导，指涉围绕其著作出现的多种挑战。这些挑战包括19世纪中叶之后兴起的历史主义学派、逻辑实证主义等社会思潮。作者试图通过此书揭示哈耶克晦涩思想的形成经历的谜底，还原出一个作为风光独异的经济学家的哈耶克。

　　本书最大特色乃是作者在其中特别强调了哈耶克经济思想和理论的方法论上一次“一百八十度大转变”。那是指哈耶克在1936年就已经发表的《经济学与知识》一文。在这篇被哈耶克本人同样视为在其思想中占有突出地位的论文里，哈耶克坚决认为，“经济学理论主要任务是解释如何实现经济活动的总体秩序，人们在这些互动中所利用的大量知识，并不能被集中在一个人的头脑中，而只能是由不同人掌握的分立的知识”。考德维尔即是从哈耶克的这次转变切入哈耶克思想世界的。他开篇就论及了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门格尔的著作《经济学原理》（而不是哈耶克的启蒙老师米瑟斯的先验主义），终篇又反思20世纪的经济学，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哈耶克四处逢敌？答案就在于哈耶克那种源自门格尔和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这种方法论强调两点：一、所有的社会行为都有个体完成；二、“社会集体”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因此，在哈耶克看来，个人如果要在社会生活中生存下来，必须依靠知识分工和市场的优化配置及传递机制，最后在文化的自生自发进化秩序中，而努力实现一种自由而繁荣的“扩展的秩序”。

　　《哈耶克评传》一书在这些方面均有涉及和洞见性解释，笔者这里不做赘述。最后想提醒注意的一点是，哈耶克的思想非常晦涩难懂，有时还语焉不详。这本书是作者的专攻之作，一如作者所言是“把全部鸡蛋都装在一个篮子里”的研究，如果你不愿意阅读传主的那些等身著述，这本思想评传无疑可以给我们提供一条浏览哈耶克思想的捷径。或许，这条小径也能够让我们再次领略一下哈耶克在思想上的历险旅程。

文：秋 风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7年9月

刘军宁先生近日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提出了两个哈耶克的划分：作为先知的哈耶克和作为学者的哈耶克。笔者曾翻译过一本《哈耶克传》（阿兰·艾伯斯坦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大体上刻画了哈耶克的先知形象，尽管那位作者其实并不完全认同哈耶克的理念；冯克利兄翻译的这本《哈耶克评传》则展示了哈耶克作为一位学者的重大贡献。

这本评传的作者考德威尔是一位出色的经济学思想史专家，他把哈耶克置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发展的脉络中，也置于１９世纪后半叶以来的经济学史中进行考察，立体地揭示了哈耶克的学术地位。更为难得的是，这位作者对奥地利学派、对哈耶克的学术立场持一种同情态度，或者可以说，他本身就是置身于奥地利学派传统的经济学史专家，所以，其研究触及一些局外人无法洞悉的精微问题，其论证过程也可谓精彩迭呈。

在作者看来，哈耶克一生的学术活动，基本上是在回应一系列挑战。但也许反过来说更为合适：是奥地利学派，当然也包括哈耶克，不断地挑战主流。作者曾经如此描述：“当社会主义被视为一条‘中间道路’，所有心肠好的人似乎都对社会主义抱有好感时，他却抨击社会主义。他否定凯恩斯革命——甚至在它真正出现之前。在２０世纪后半叶，当福利国家以某种形式存在于几乎所有的西方民主国家时，他却批判为其提供哲学基础的社会正义观。”（第５页）

对此，按照作者后面的论述，还可以补充说：在新古典经济学成为主流的时候，哈耶克却对这个主流经济学的基本预设和理论框架提出质疑。当所有学者都以“科学”自诩的时候，他却将这视为对科学的反动。当芝加哥学派的理论催生里根经济学、撒切尔经济学的时候，他尽管对自由市场之回归表示欣慰，但对好朋友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理论却公开予以猛烈抨击。还有，在所有法学家都是实证主义者的时候，哈耶克却重申英国的法治理想，构造出了一个以法官造法为基础的法律和宪政理论体系。在民主似乎成为常识的时候，他却殚精竭虑设计一种宪政新模式，试图约束民主。

可以说，哈耶克对于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的主流都提出了挑战，是一位不合时宜的学术、思想人物。在上个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他是“嘲笑和藐视的对象”。甚至很可能是因为他提出的挑战过于尖锐，因而，他的处境更糟糕：在相当长时间内无人理睬。

当然，把哈耶克放到奥地利学派的背景中来考察，他的经历并非十分特别。

本书第一卷相当深入地介绍了哈耶克置身于其中的奥地利学派的学术背景。由这段历史可以看出，从其创始人门格尔开始，奥地利学派的学者似乎就具有一种反主流的精神气质。“奥地利学派”（Ａｕｓｔｒｉａｎ）这个词当初就是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者蔑视性地加之于门格尔及他的追随者的。笔者翻译、最近出版了门格尔的《经济学方法论探究》，在这本书里，他直接对德国历史学派提出批评，而这个信奉国家主义的历史学派，当时正是德语世界的官方经济学说。

第二代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庞巴威克提出的资本、利息理论，曾经对马克思的资本理论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挑战（见本书第１２０～２５页）。庞巴维克的学生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则终其一生都在批评计划经济、国家对市场的干预。至于他在美国的学生，比如，穆雷罗斯巴德则走得更远，构造了一个自由市场的无政府主义乌托邦，挑战了无数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的想象力，这一点，在最近作为《奥地利学派译丛》之一种的《权力与市场》中，即可以看出。

然则，包括哈耶克在内的奥地利学派究竟不合什么样的时宜？本书回答了这个问题。奥地利学派的全部学术与政治特征，源于其两大方法论原则：个人主义方法论和主观主义方法论。其实，这两者可以合二为一，因为，主观的肯定是个人的：一个物品的价值就是该人对于该物品对自己具有的意义所下的判断。奥地利学派的整体理论框架，就是建立于这一个人－主观主义方法论原则基础之上的。

应当说，这个方法论原则也是新古典经济学最初区别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地方。但从１９世纪末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比如，为了数学的形式化，为了发展宏观理论，经济学趋向于把主观基据（ｄａｔａ）客观化，其分析的主体也趋向于集体化，比如当代经济学者无不谈论什么“社会福利”或者“社会交易成本”。而奥地利学派则继续坚持个人－主观主义方法论原则，这自然就与主流经济学产生了学理上的冲突。

方法论的冲突，也促成了价值上的冲突。

韦伯的价值中立，似乎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基本信条。但是，通常情况下，方法论原则本身就必然具有价值导向。韦伯与奥地利学派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一定关联，奥地利学派根本不同于韦伯之处在于，他们始终坚持个人－主观主义方法论原则。尽管哈耶克曾经说过，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并不等于价值上的个人主义。但方法论上的个人－主观主义，确实具有明确的个人主义的价值导向：除非你假定个人是目的，那么，你就不会讨论物品对个人的意义，也不会把个人对物品对自己的意义所下的判断，当作价值的尺度。因为你坚持个人的主观判断是价值的来源，所以，你就会相信，个人应当是自由的，个人的自愿合作、交易，也即自由市场应当是唯一可能的组织经济活动的方式：我们选择自由市场，不完全是因为它更有效率，主要是因为这是唯一可能的。当然，也是合乎道德的。

这样的价值倾向，自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奥地利学派诞生以来，却恰恰是不合时宜的。在门格尔、庞巴维克的时代，德国流行的是国家主义、贸易保护，至于经济学思想领域，历史学派鼓吹国家在经济生活中发挥领导作用，另有一些理论家则把自由市场视为一种剥削制度，而提出替代自由市场的制度设想。到了米塞斯、哈耶克的时代，种种限制、甚至取消自由市场的设想层出不穷，并且在地球的不同地方，或者全部、或者部分地变成了现实。同样，种种损害乃至剥夺个人自由的政治安排，也不断出现，并且得到主流经济学、政治学论证的支持。比如，发展经济学就说，为了实现国家的经济增长，国家可以对个人的财产进行没收，建立国有企业，国家可以享有广泛而不受约束的权力。

在这样的时代，坚守个人－主观主义方法论原则的奥地利学派只能以挑战者、批评者的姿态出现。当然，至少从表面上看，奥地利学派一直在失败。比如，哈耶克所挑战的各种各样的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经济政策、政治制度、政府政策，都成了西方世界学术界和政策领域的主流。

不过，这种主流既然是一种时髦，那就终究有过时的时候。而真正伟大的思想人物，正是在主流的抑制下趋向成熟的，因为，他们必须不断地深化、细化自己的理论框架和论证。为了提出挑战，奥地利学派、包括哈耶克，对经济学的性质与理论框架、对经济与政治的制度安排，提出了一系列独特看法。这些对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乃至认知心理学，构成了原创性贡献。

这些贡献是什么？本书有详尽描述。本书指出，哈耶克的全部思考围绕着一个核心问题：“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可以最好地协助容易出错的人做出最佳决定、最好地利用他的知识？”（第３４２页）这个问题的提出，既是基于纯粹的学理考量，同时也指向了一种价值。如作者说：“哈耶克后来论述政治哲学的著作的部分目的，就是阐明一套更完备的存在能够形成一种对知识的协作妨碍最小的环境”（第４０２页）或者可以换一个更为显豁的表述方式：什么样的制度有助于人的自由？这样的制度是如何生成的，又如何能够维护？这样的思考，与当代中国的相关性极高。

思考这个问题的哈耶克，既是先知，又是学者。因为坚持自由市场及自由的价值，所以他是先知。又因为他完全依照学理来探究保障个人自由的制度，所以，他是学者。而且，两者其实没有任何扌干格不容之处，相反，学术的思考与价值的追求完美地融合为一体。他用严谨的逻辑构造了一个自由人的社会科学体系。当然，这个框架不是唯一的，即使在奥地利学派内部，围绕着他的学说的争辩也是十分激烈的。哈耶克曾经挑战种种主流，现在，哈耶克对于后来者也构成了一个必须面对的挑战。诚如作者所说：“哈耶克的观点对于人们思考经济以及如何研究经济的方式都有重要影响。”（第４３９页）

其实，不光是经济，也包括法律、社会及宪政。这也正是本书的一个不足之处。由于作者是一位经济学史专家，所以，对于哈耶克的经济学思想及其对于经济学发展的意义，阐述得较为详尽，而对于哈耶克的法律思想、宪政思想及其背景，则阐述得较为简略。而这方面，恰恰是过去若干年来国内学者较为关注的方面，中国读者阅读本书或许觉得不是十分过瘾。当然，恢复哈耶克作为经济学家的完整形象，倒也有助于矫正人们对于哈耶克的偏见。

冯克利先生的翻译一如既往地通达流畅。不过，把经济学中的Ａｕｓｔｒｉａｎ译为“奥地利人”，似乎容易引起歧义。当然，Ａｕｓｔｒ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确实是一个令人困扰的概念，目前华人奥地利学派圈内也在讨论是否去掉“奥地利”这个前缀，而给予这个学派一个比较一般性的命名。在没有找到这样的名字之前，把作为一个名字的Ａｕｓｔｒｉａｎ译为“奥地利学派学人”或“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似乎更清楚一些。

文：彭定鼎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9月
　　
　　从卡尔·门格尔在19世纪下半叶创立奥地利学派以来，庞巴维克、维赛尔、米瑟斯等人物如璀璨的明星闪耀，奥地利学派与历史悠久的英国古典学派齐名。直到希特勒吞并奥地利，学派成员四散逃亡，再加上战后经济学领域干预主义思潮甚嚣尘上，奥地利学派影响式微。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经受通货膨胀、赤字财政等政府干预的累累恶果后，人们重新认识奥地利学派的价值和意义。

　　奥地利学派的主要代表哈耶克是1974年诺贝尔经济科学奖得主，但他的贡献远远超出经济学，是当之无愧的思想大师。他的学术生涯长达70年，涉及的领域除经济学外还有心理学、哲学、思想史、政治理论、法学，而且在每个领域都做出了开创性的深刻贡献。

　　我们大概永远无法完全理解哈耶克，但是我们总是可以尽量理解伟大思想的起源和演化过程。人类思想是以伟大的观念为枝干的树状结构，我们或许无法理解观念的诞生，但是我们却能理解观念间的前后因果关系。事实上，理解观念只有一个办法——弄清它们是怎么来的。

　　这本既不是“成才故事”也不是“生活侧面”的传记，仍然是经济学史学者对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和思想家的优秀研究专著。我相信经济史学者能从中学到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