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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梁漱溟、陈寅恪、丰子恺……他们对抗战的态度及各自选择不尽相同，该书对那段抗战特殊岁月中的这些文人百态进行了回顾。对于笔下的人物，作者把他们当成生活中一个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讲述他们在这个非常时期的喜怒哀乐，展示他们精神和心理层面上的矛盾和困惑。

饱含浪漫激情的郭沫若在祖国危难之时，毅然归国投身战斗。一向敦厚温和的老舍也似乎在抗战中“脱胎换骨”，轰轰烈烈地投身“文协”，一改从前艺术化的文风，用自视为“我的武器、我的资本、我的命”的笔积极宣传抗战。 书生气十足的胡适对抗战有过理性的思考。归国后，曾下决心二十年不谈政治的他却出任驻美大使。…… 作者把这群中国史上有名的文人当成生活中一个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讲述他们在抗战非常时期的喜怒哀乐，展示他们精神和心理层面上的矛盾和困惑。

文：袁复生 出处：新京报 2007年8月

　　年初，我还四处表扬中华书局，说他们“大书局出小书”的姿态可嘉，《问吧———有关中国文化的101个趣味问题》是近期最好的“文化科普”著作之一。但看完手头这本《乱世浮生：1937—1945中国知识分子生活实录》，遗憾地发现，在进军“文化科普”类大众文化产品这条路上，贵书局走得并不顺利，读者群下沉，要争取低端的读者，也是个技术活啊！可久居云端的作者和编辑，似乎对此并不理解，以为把书写浅显就OK，于是一不小心就把它变成了自降品质的堕落之旅，随笔小故事被直接当成严肃历史贩卖。

　　在我看来，这本书其实完全可以直接叫成《打日本那会，中国知识分子穷得丁当响》。但中华书局肯定不会接受这样俗气的书名，作者帅彦似乎也不会这样想，因为他们要深刻，要厚重，要文采，还要通俗，要流行（自《两性生活史》、《马桶的历史》等一批引进版书流行以来，冠名为“生活史”的书在今天已比比皆是，俨然成为进入平常人家的关键词）。“什么都是，等于什么都不是”，这一颠扑不破的江湖规矩，在本书身上，依旧颠扑不破。在本书的序言里，作者特别提示，说要“追求文字的通俗和生动”，但又急于撇清自己与“野史”及“传奇”的关系，要两全其美。

　　于是乎，我们看到了，书后列出的那一堆严肃无比的二手资料（当然，里面也有许多被规整过的书信和日记，但多数还是依靠他人写的传记）。结果自然可想而知，一堆安全、可靠、严谨但被层层加工、修理后的材料，成为了本书的主体。再加上作者凛然文风，没有对人物进行半点商榷和质疑的姿态，最终构成了一幅完美无缺的文化群英图。虽然朋友在让我看书前，已经提醒过，随便看看就得，反正估计这里的东西你都见过。

　　书名是最能见作者和出版商的营销功力，也最能见二者的诚信指数。《乱世浮生：1937—1945中国知识分子生活实录》这个名字漂亮，却无君子之德，虽然还不能上升到“挂羊头卖狗肉”的高度，但夸大其辞，是难逃其咎的。第一，这不是一本全景式地描写抗战8年间中国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书，但“浮生”和副标题都有误导之嫌；第二，人物选取上也存在巨大的漏洞，比如生活在延安的知识分子，基本上没有涉及，要知道，那一批继承五四的知识分子可是未来中国的中流砥柱，重要性可想而知（《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乃为明证）。第三，周作人这样的知识分子，主要生活在沦陷区，或者“下水”的，他们生存境遇的复杂、对人性考验的艰难，都非常值得书写。扪心自问，如果对这些复杂敏感的人物和题材没有足够地挖掘和思考，在一个全球都在降低碳排量的时代，你们对得住以吨计的纸张和油墨吗？

文：傅国涌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7年9月

“七七”卢沟桥的硝烟，“八·一三”上海的炮火，大好河山遭受践踏的大耻大辱，民族危亡时刻的拔剑而起、浩气冲天。八年抗战，浮现在我们面前的印象往往是一些或碧血横飞、或壮怀激烈的大场面。然而，历史还有另外的侧面，八年的漫长岁月，“流民图”内外的普通民众，他们的面容，他们的内心轨迹，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如何熬过那些残酷的日夜，都同样值得我们关注。好在还有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留下的文字，大致上可以填补历史的空白页。无论是留在沦陷区的，还是万里流徙去了大后方的，他们都一样经历了这场民族的大苦难，他们的生命一样深深地卷进了大时代的旋涡里。甚至可以说，他们的生活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

三大名校北大、清华、南开先是合组“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设在南岳衡山，“饭里满是沙，肉是臭的，蔬菜大半是奇奇怪怪的树根草叶一类的东西，一桌八个人共吃四个荷包蛋，而且不是每天都有的”。这是教授们的伙食，闻一多先生为此在家书中诉苦，他可能没有想到，更困难的生活还在后头。

等到１９４０年以后，物价飞涨，西南联大的教授经常要为吃饭发愁。在文学史家余冠英家的餐桌上，连蚂蚱也成了佳肴。语言学家王力辛酸地说，每到月底都要去出纳组打听什么时候发薪水，好不容易薪水领到手了，马上举行家庭会议讨论支配方法，大孩子憋了一肚子气，暗暗发誓不再用功念书，因为像爸爸那样读书破万卷也没用，没有太多想法的小孩子只恨自己不生在街头小贩之家。就是清华校长梅贻琦家的情况也好不到那里去，经常只能吃白饭伴辣椒，没有青菜，偶尔吃上一顿菠菜豆腐汤，就像是过节。梅夫人韩咏华和潘光旦、袁复礼等教授的夫人做起了糕点，拿到街上去寄售，还特意取名为“定胜糕”。

    在重庆歌乐山，女作家冰心除了节俭，还亲自动手种起了南瓜，到了秋天，门口的南瓜熟了，天天都是南瓜饭、南瓜菜。因为粮食短缺，她家晚上往往吃稀饭，孩子们每顿饭都抱怨没有肉吃，只有偶尔客人来了，才会闻到肉香。

梁实秋在重庆《中央日报》编“平明”副刊，仅仅因为在《编者的话》里说了一句：“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就被人断章取义，概括为“与抗战无关论”，揪住不放。他在战时写下的系列《雅舍小品》，也曾被看作是“与抗战无关”的典型，其实他的“雅舍”不过是乡下的茅舍，“窗户要糊纸，墙是竹蔑糊泥制灰，地板踩上去颤悠悠的吱吱作响”。

“雅舍的设备，简陋到无以复加。床是四只竹凳横放，架上一只棕绷，睡上去吱吱响，摇摇晃。日久棕绷要晒，要放在水池里泡，否则臭虫繁殖之速度令人难以置信……雅舍的饮食也是很俭的。我们吃的是平价米，因为平价，其中若是含有小的砂石或稗秕之类，没有人敢于怨诉。”

在重庆的大作家老舍穿上了斯文扫地的衣服，灰不灰，蓝不蓝，老在身上裹着，像个清道夫。香烟的牌子一降再降，最后抽的是四川土产的卷烟，美其名为雪茄。茅盾也是，一到开会，从乡下赶来，带着一把黑色小雨伞，胁下夹一个小包。他们上坡下坡都凭双脚，不坐轿子。聚在一起能到小饭馆里吃一碗“担担面”就觉得很美满了。

不愿从政的胡适做了战时的驻美大使，自称“过河卒子”，谁能想象大使的经济也很拮据，钱是数着花的，一生大病，住院费就要向朋友借了。他的薪水每月５４０美金，除了自己在美国的开销，还要负担在国内的夫人生活费，及两个儿子的教育费。在写给夫人的家书中，他几乎每信都要提到钱，很注意节约，衣服不讲究，茶叶不买顶贵的。但就是这样的情况下，当孔祥熙送他一笔钱付医药费，理解他的朋友知道他不会收的，后来退还了。大使有一笔大使的特支费，是不需报销的，可是他分文未动，等到卸任时原封缴还国库。仅这一点，就足以让人对他产生敬意。

郑振铎一直没有离开上海，坚守在“孤岛”上，一面在暨南大学任教，一面大量收购旧书，这位精通版本学的学者，他是为抢救、保存本民族的文化，当他知道日本人也在收购旧书，特别是地方志等文献时，他的民族意识更强烈了。对他来说，“买书如攻城”。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孤岛”沦陷为止。他曾写过一篇《最后一课》，记录了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在暨南大学的那一幕：

“这一课似乎讲得格外地亲切，格外地晴朗，语音里自己觉得有点异样；似带着坚毅的决心，最后的沉着；像殉难者的最后的晚餐，像冲锋前的士兵们上了刺刀，‘引满待发’……讲下去，讲下去，讲下去。恨不得把所有的应该讲授的东西，统统在这一课里讲完了它；学生们也沙沙的不停的在抄记着。心无旁用，笔不停挥。”

    我常常觉得，正是这些细节才真正让历史变得血肉丰满，如果缺少细节，历史就只是一个轮廓，一片森林，大轮廓中模糊的影子会在这些活的细节中渐渐清晰起来，森林里每一棵不同的树、每一棵不一样的草，都会舒展开自己的生命，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更加逼近真实的世界、一段活的历史。总是片面强调历史的某个侧面，会使我们失去把握历史丰富性、多样性的能力，历史是由生活构成的，生活无往而不在历史之中，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的历史往往更可信。记录生活，就是记录历史。

文：黄亚明 出处：大众日报 2007年9月

　　《乱世浮生》讲述了中国各色知识分子抗战时期面临空前变局时的心态和选择，在民族面临危亡的重大历史时期的信念、情感、抗争和困窘。
　　乱世里的知识分子，心灵格外敏感易触。他们虽与普通人无二，不得不逃亡，流散，却又常被“匡济天下”的使命感、责任感拽住脚跟。在他们身上，集结了一般民众的惶惶无助、陷入绝境的孤苦畏缩，更有奋进激越之心。有的理性地审视现实，委曲求全，如胡适；有的昂扬一呼，奔波救国，如郭沫若、老舍；有的爱惜自己的羽毛，“宁以义死，不以幸生”，如刘文典。因此不能不说作者的视角独特。
　　比如对胡适在抗战中“避战求和”，走“外交路线”，“准备好了再打”的主张，作者认为不能简单地理解，不要把事情绝对化，胡适并不同于汪精卫之流的卖国贼或者胆小怯懦的投降派。胡适的设想，其中当然带有书生气，但其中也不乏实力的考虑和理性的态度，也并不是一味的妥协和退让，尤其反对无条件的议和。所以当胡适委曲求全，“全”不可存，忍辱求和，“和”不可得，中日之间的局势越来越恶化的时候，胡适便抛弃了和平的梦想，发出“和比战难百倍”的感慨，由避战求和走向了苦撑待变。这种有限度地肯定，使我想起许纪霖的《大时代中的知识人》中评价胡适的一句话：“既是西方自由主义者参与政治的基本方式，同时也继承了中国士大夫‘清议’的历史传统”，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文：余中华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12月

　　从细微处见真情

　　《乱世浮生》首先是一本文化科普读物。本书选取了1937年至1945年这一具有特殊意味的历史时间段，对抗战时期的知识分子进行考察。以胡适、梁漱溟、陈寅恪等11位在当时有较大影响，在学界也很有声誉的知识分子作为代表，讲述他们在救亡图存时代语境下的心灵世界，着重关注他们面临民族危亡的重大历史时期的信念、情感、抗争和困窘。作者以通俗直白的语言娓娓道来，使文章具有强烈的故事性和可读性。

　　《乱世浮生》又不仅仅是一本文化科普读物。与当下盛行的以追求满足读者猎奇心理的各类戏说、戏仿文化产品相区别的是，《乱世浮生》拒绝所谓的名人“野史轶事”与“传奇”，自觉地与时下浮夸虚饰之流习保持着必要的距离；作者通过对大量的史料进行整理和阅读，积累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全书一字一词都严格遵照史实，体现了学人写作的严谨求实风格。另外，与为进军“文化科普”而临时炮制的大众文化产品不同，《乱世浮生》没有停留在对历史事实的表面陈述上，它绝非对历史进行浮光掠影式的描摹，而是在字里行间渗透了作者浓厚的真情实感与诚挚的生命体验。

　　作者在现代文学中浸淫已久，对抗战时期的知识分子心路历程尤为熟稔；站在新世纪之初，返顾大半个世纪以前的风云变幻，与历史与现实进行远距离的对话，其中饱含着深切的理解与崇敬。作者选取的知识分子显然是具有时代代表性的，博古通今的学界大儒如梁漱溟、陈寅恪，文化风云人物如胡适、郭沫若，名作家如老舍、冰心，自由主义者梁实秋、丰子恺，斗士诗人闻一多，傲骨铮铮的学者刘文典、郑振铎，基本上覆盖了当时的整个文化界面貌。

　　值得注意的是，《乱世浮生》对于这些知识分子进行考察，并没有采取宏大的视角和叙述笔调，而是有意避开那些大场面大事件，着力挖掘他们为人所不知的日常生活琐事与喜怒哀乐，从细微处见真情，力求还原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实体。比如在谈到老舍离开济南时，作者关注的是作为父亲的老舍做出决定之前的犹豫与徘徊：“老舍有好几次已经把皮箱收拾好，但看看痴儿弱女，他又实在难以割舍，又好几次默默地打开收拾好的皮箱。”读到此处，不禁心颤。而闻一多参加步行团赴长沙临时大学时，写信给妻子感叹沿途风景之美与风俗之奇，且对自己蓄出的胡须洋洋自得；这样的片段勾勒出了一个与正统历史叙述中作为“斗士”的闻一多截然不同的新形象，或者说是对高大严肃“斗士”形象的补充，将坚硬的人物变得鲜活起来。关注生活化的小事件，使叙述洋溢着柔软的温情，拉近了时空阻隔造成的距离，使读者时刻被人物所感动。

　　两种斗争方式

　　山河凋零之时，知识分子如何立身处世？1937年抗战打响，日军铁蹄步步进逼，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国破家亡的民族悲剧愈演愈烈。生死存亡关头，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展开了种种形式的救亡实践活动。曾发愿“二十年不入政界，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胡适此时接受驻美大使的任命，以自己在海外的影响为外交事业奔走；郭沫若从日本归国，投笔请缨，亲往战斗前线进行采访；老舍则停止了之前“灵的文学”的写作，而集中笔墨致力于通俗文艺，以笔为炮为刺刀鼓舞抗战；闻一多走出书斋，迅猛激烈地走上街头从事实际的社会活动；反感政治的梁漱溟也建党办报，献身实际的政治活动；儒雅雍容的士大夫梁实秋抛妻别雏，南下赴国难；通体浸润着“爱”的冰心则以女性的特有柔情面对苦难，用“满藉着温柔，微带点忧愁”的作品带给承受战争苦难的人们熹微中的最初一线光明。这些知识分子的抗战行为是显在的，向来为世人所称道。

　　但是，激昂奋进的斗争方式不见得是知识分子的唯一选择。作者在主流的斗争之外发现了不被今天的大众所熟知的、边缘化的斗争方式，将另外一些知识分子纳入了写作视野。于是我们看到，陈寅恪为保存中国学术文化、延续中华民族文化精神而“扶疾入国，归正首丘”；刘文典以文化承传为使命，“宁可被飞机炸死，也不能缺课”；丰子恺袭“艺术建国”之思想而进行“艺术的逃难”；郑振铎出于保存文化的使命感而筹资募款抢救典籍文献。在举国同仇敌忾、群情激昂的年代，以保存民族文化和传承民族文化为抗敌道路，这在当时是独特而寂寞的，并且这种边缘化的实践方式又是更为艰难的。但正如作者所言，这样的选择才足见知识分子眼光的长远和深邃，其意义并不亚于浴血杀敌。

　　无论主流与边缘，激奋与默寞，决绝与犹疑，抗战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均以自己的方式为国效力，体现了民族责任意识和社会使命感。作者通过对知识分子精神的描写，在温暖之外赋予叙述以硬度，从而使本书获得了必要的张力。

　　当今的知识分子何为？

　　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是直面现实，不满现实，有着强烈批判精神，怀有乌托邦理想的群体。他们坚持正义，呼唤良心，以普遍真理的捍卫者、立法者和阐释者身份，对一切谎言和不公进行发言，向权势说出真话。叔本华认为，知识分子的旨归就是启蒙与自我启蒙。总而言之，知识分子不仅仅指“拥有”知识的人，更重要的是他必须具备强烈的介入精神和反抗意识。

　　然而，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工具理性逐渐宰制着人类世界，个体的原子化和生产领域的分工过细使知识分子走向专业化、技术化或学术化。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说，“与往昔相比，当今世界更充满了专业人士、专家、顾问，总之，更充满了知识分子，而这些人的主要角色就是以其心力提供权威，同时获取权威。”事实大抵如此。正如利奥塔所言，知识分子已经成为了永远的神话。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死亡了，取而代之的是相互隔绝而孤立的理智世界诸专业领域中有知识的人；他们被形形色色的权力所诱惑、收编而变质。

　　如果说西方世界已经进入后现代时期这一事实赋予“知识分子之死”以合法性，那么对于远未完成现代化任务的当下中国来说，谈论知识分子死亡这样的话题似乎为时尚早。我们不但需要诸多具体领域内的专家学者如自然科学家、经济学家等为现代化进程推波助澜，更期待具有批判精神的人文知识分子参与现实、干预现实，为弱势群体奔走呼喊，为公平和正义献身。然而在21世纪的商业化大潮中，在权钱拜物教甚嚣尘上的经济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却正在逐渐丧失独立品格与责任意识。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文化背景下，帅彦的《乱世浮生：1937－1945中国知识分子生活实录》一书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表面上看，本书似乎属于怀旧式的写作，作者的心灵远游至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与他笔下的知识分子进行心灵的对话，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虽然作者有意掩盖自身的情感，但在展示笔下人物精神与心理层面上的矛盾与困惑时仍难以抑制地流露出向往之情。作者说，“我同时又希望能从历史中读到些什么，我们的民族是个太喜欢遗忘的民族，我拒绝遗忘。”因此作者对当年文人风骨的再现，对过去岁月的忆念与神往，实际上已经超越了传统的怀旧审美情愫。《乱世浮生》的怀旧，是现代性范畴中的怀旧，隐含着对现实的不满，它以对过去时间的牵引，表达了对未来时间的导向。心灵远游与对话的怀旧之外，作者实际上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当今的知识分子何为？也许，这才是本书要给予读者的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