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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选择日常生活的角度，用知识考古学的方式，就延安时期的某些历史关键问题或趣味敏感话题，作溯流探源与疏浚河道的工作，描述延安生活中的历史真实，借以考察改造塑造我们几代人精神人格的革命集体生活规则，探讨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革命精神。作者用严肃认真的学术态度，在查阅大量文献档案资料，多方采访延安革命老人，深入延安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展开对延安历史生活的研究。题材新颖，资料丰富，文情并茂，既是大众话题，又是学术研究，堪称近年来该学科领域的翘楚之作。

文：潘采夫 出处：新京报 2007年8月

　　十年延安，百年脚步

　　十年的延安，引领了百年的脚步。延安对于当代中国的意义，无论如何评价都不算过分。上海思想家李劼将延安的文化意义与“五四”并列，他在《我们的文化个性与个性文化》一书中说，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有一半以上的部分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下度过的，对《讲话》的重新审视将成为重写文学史的关键。其实何止是文学史，研究中国近现代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经济史，都绕不过对延安的分析解读。

　　但是，对延安的研究，又是很不充分的，之前的延安，只在党史资料、干部回忆与知识分子思痛录中存在，零散，片断，隐约。对延安的系统研究与整体解读，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而在已有的研究中，也往往侧重“主义”，少侧重“问题”，多关心政治，少关心生活。所以，这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无疑具有很高的价值，也许将启动一个新的研究热点。

　　在近现代史学领域中，出现了一个新热点，就是对生活史的研究逐渐加重。这里面，有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大背景，也有史家自觉的规避与选择，从思想史政治史转向生活史，从意识形态转向生活方式，再从生活方式映射作者的别有怀抱。在本书之前或同时的，还有《文化人的经济生活》、《银元时代生活史》、《抗战时代生活史》、《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等生活史出现。从这一点看，对延安生活史的研究也是水到渠成的事呢。

　　延安的生活方式

　　本书详细考证了延安时期的衣食住行、工作、娱乐、恋爱婚姻、风景等，甚至还对狼与虱子也辟有专章研究。通过对延安人日常生活的描述，透视出“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之下的个性。延安人生活实行的是供给制，工作实行大生产运动，精神生活同样实行精神供给制度。这几项创举，让党的革命走向胜利，所以，它对领导人指引后延安时代的中国，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几乎无不一一对应着延安时代，延安的生活方式，成了中国几十年的样板戏。

　　延安生活供给制给革命队伍带来了基本的生活满足，以及对未来美好的憧憬想象，他具备战时共产主义的某些特征，从而赢得了西方记者以及中国现代小知识分子的向往。在吃饭方面，延安革命队伍里的公家人，自是人人有饭吃，同时也有变通，实行按照级别、资历、重要性进行区分的大小灶。大灶、中灶、小灶中又细分出“二级差别”，严格到一把小米或几片菜叶。至于很稀有的新鲜牛奶，就明确规定只有高级首长、个别婴幼儿和特殊伤病员方可喝到。

　　但是，供给制的大环境之中，也偶有人性的亮色闪动。例如，延安曾有一股交际舞潮流，当时延安的高级领导人，师级以上军官中80％以上的人都在这一时期恋爱、结婚、成家、生子，延安对他们是一种温馨甜蜜的回忆。

　　改造二流子运动

　　大生产运动是延安生产自救的创举，改造二流子运动又是大生产运动中一个有趣的分枝。作者详细研究了改造二流子运动的动机、步骤与成果，并发现它符合一切运动的基本操作形式，可作为典型个案来研究。

　　大致步骤是这样的： 第一步：边区各县将任务分解到各乡村，按照上级指示和报纸提供的经验，按图索骥，对号入座，首先划定二流子名单。第二步：捉出二流子，召开群众大会，领导动员讲话，群众发言揭发，二流子表态宣誓改过自新。第三步：边区政府安排监督参加劳动，选出劳动模范作为自新榜样。第四步：对于一般宣传教育和帮助监督改变不了的二流子，采取大会训斥、当中羞辱和强制改造。包括佩戴二流子徽章标志，带着白布条，拉到台前被公众嘲笑。第五步：在营造舆论上，组织群众利用熟悉的艺术形式，编写短剧与民歌童谣，巡回表演。第六步：对顽固不化的二流子，采取集中管制、强制劳动的办法。

　　经过一系列的动作，延安已经没有二流子的容身之地，生产道德风气得到了空前净化。

　　改造国民性之梦

　　毛泽东曾说过一句话，“我与鲁迅先生的心是相通的”，此话一般被作为了政治化解读，但我看来，毛泽东与鲁迅确有惺惺相惜之处，两人都对国民性深有研究，鲁迅一生致力于批判国民性，毛泽东则怀抱改造国民性之雄图。在延安，毛泽东的改造国民性计划取得了完胜，此后，毛泽东的后半生，将改造国民性当作了自己的人生追求。

　　延安是一个伟大的样板，由改造人而改造社会，由重新塑造人生而重新塑造理想社会，这是延安革命队伍里的一项历史使命，一个发明创造。本书作者指出，毛泽东把自己曾经考察的湖南农民运动的经验，以及中国古典小说中农民起义的韬略，还有长期游击战争对兵法文化的深切感悟，融入马列主义之中，创造了以群众路线、用组织群众运动、阶级斗争的方式来解决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思想问题的新形式。

　　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他对普通民众始终怀抱着真诚朴素的情感，希望自己和由自己所组织的政府都能为人民谋幸福。所以，他确定整风运动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放弃主义，把人留下”，让革命队伍里的每个同志都清洁精神，重新做人。这就是重新改造人，重新塑造人的历史工程。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在阅读过程中，我对本书也有几个想法。首先，书中闪耀着文学家与政论家的影子，这让本书有些不够纯粹。作者在考证前后，不厌其烦地总结出段落大意与中心思想，其实，我们知道你想要说什么，你做一个纯粹的史家，也许更有力量。其次，作者对延安上层的生活涉及不够详细，对他们婚恋、人际关系、待遇、生活琐事下笔较少，让读者不太解渴，这也许跟占有资料的限制有关系。最重要的一个，我认为作者对延安人是怎么说话的，应该有专章研究。毛泽东是当代最大牌的话语英雄，整个延安人的话语方式，决定了半个多世纪的嘴巴，是否值得好好收集并解剖一下呢？例如，书中记录了这样的话，“你既然相信组织，那么组织说你有问题，你就有问题。”这就是经典的延安话，也应该算史料之一种吧。

文：潘启雯 出处：潘启雯的墨缘阁 2007年9月

     众所周知，“五四”和“延安时代”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是无法替代的，是探究中国现代社会和文化所不能绕开的，现代社会在此初具雏形，现代文化也在此萌芽抽节。但在大众的眼里，延安最值得称道的，显然不是物质生活的粗略、温饱与安定，而是革命真理，是担当天下，是砸碎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的理想、豪情和愿望，历来关注的都是其作为“革命圣地”的一面。然而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延安也形成了特殊的社会体系，既是社会，则必有其“生活化”的另一面，它和红色激情宛如杠杆的两端，共同保持着现实世界的平衡。朱鸿召的《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第一版）就是关注那常常被大伙忽视了的衣食住行一端，仔细回顾了1937年至1947年间延安民众的日常生活，挖掘出了许多新鲜、有趣的史料。　

    从“延安日常生活”这六个字，我就发现作者在其研究领域上的勃勃野心，全书从饮食、人文、男女、风物四处着眼，写出了延安的物质供应、人的心理状态、情感世界，以及人与环境的博弈。《延安生活指数》是书中的第一篇文章，它最具代表性。因为缺少条件，沙漏、日晷甚至焚香等计时方式，和少量的手表形成了有趣的共存，在其背后呈现的是延安独特的时间观念；来自私人笔记的资料记录了冬夏不同的饮食供应，而由日本俘虏组成的日本工农学校每天变换的食谱里，出现了色拉和疙瘩汤这样奇妙的组合；国内局势的变化，在延安历年的物价记录中也强烈体现着，边币和法币的兑换比例、八路军连长的津贴、报纸的稿酬，也随之相应变化。

    当我读到这些细微之处时，能隐隐感觉到当时那个社会的某种“不完整”与“不完善”。而将之处于整个中国的大背景下，会发现在现实条件的扼制之中，它反而拥有了“背水一战式”的活力，这活力甚至是当今时代所不具备的。它和简陋的条件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虽然不像在战火中那样壮怀激烈，但确实如同《激情燃烧的岁月》那样，在入微的生活中渗透了一种不可动摇的理念与精神。

    大生产运动是延安生产自救的一个伟大创举，改造“二流子”运动自然又是大生产运动中一个非常有趣的分枝。朱鸿召详细研究了当时延安改造“二流子”的动机、步骤与成果，并发现它符合一切运动的基本操作形式。作者敏锐地从大量素材中抓取最能表现改造“二流子”的诸多细节，然后用特写式的笔法勾勒出来，只需短短几句，便画面感十足。在细节的穿插点染中，可以不按一语，而境界全出。加之时间不断地在过去与现在之间闪回对照，其中包含的情感却愈显得炽热。这不仅增添了阅读的乐趣和快感，也让大伙看到，通过改造“二流子”之后，延安的生产道德风气得到了空前的净化，提高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

    此外，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我还发现作者记录了许多边缘化的人和事，如延安医生“告御状”、一度时兴的交际舞等等，都是颇吸引人的有趣话题。作者聚焦在这些活泼泼的历史碎片上，强调了普通当事人的分量，记叙他们的经历，呈现他们关于延安生活的一手材料，并进行个性化的精彩剖析；就连土狼、虱子这些自然动物都充当了再现历史真相的佐证和道具，前者是“侵略者”的化身，后者却被推崇为“抗战虫”，既有趣、又感性。在作者的笔下，小心翼翼地打捞和护持延安日常生活的零散与片断，借以灌溉我们这个时代并不丰盛的精神家园，让这段历史变得鲜活而生动、丰满而厚重。

    时间可以消灭一切，但是不能消灭记忆。记忆是历史的唯一保证，这也正是《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价值之所在：它把边区生活的衣食住行与民众真诚朴素的情感融为一体，在另一个时间里勾起、记忆、凭吊和讲述，让历史的解释变得灿烂多样。如果不考虑局势因素的话，它完全是一个日常社会的缩影，有其和谐的一面，也有矛盾存在。知识分子和政治干部、技术工人和红军干部、产业技术工人和手工业工人之间都有意识上的差别，在消除这些差别、走向趋同的过程中，延安打造了其独特的、人文的日常生活环境。这种从平民生活逆行观察延安历史的方式，确实是我们极少见到的。

文：杜涛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7年11月

　　从陕北小镇到革命圣地，1937—1947年的延安，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对于那一时期的延安，以往很少关注其日常生活。一直研究延安的朱鸿召博士，早年从文学史入手，著有《延安文人》一书，此次选择日常生活的角度，写成《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向读者全面展现革命年代的延安。

　　全书分为四个部分：“饮食篇”介绍人口、生活指数、工厂、农村和日本工农学校（教育日本战俘的学校）；“人文篇”介绍文化状况，主要涉及中央医院和文艺工作者；“男女篇”主要介绍女性，关于她们的集体生活、恋爱、婚姻，还叙述了延安交际舞的兴衰；“风物篇”介绍环境地理。全书内容丰富，图文并茂，不乏生动之处。

　　延安地处边塞，狼出没频繁，常袭击人畜。中央医院的饲养员老梁，某天半夜被猪的嚎叫声惊醒，来不及穿衣服就去赶狼。此事第二天被办公室的同志编成了顺口溜：“老梁，老梁，半夜起床，光着屁股，跑去撵狼！”（第341页）一时传为佳话。作家刘白羽参加捕狼，颇有几分惊险，捕来的狼肉却酸涩难吃。除了狼肆虐，虱子也成灾。延安窑洞潮湿，冬天无法洗澡，人们身上遂爬满了虱子，开会时“千军万马”往裤腿里钻。于是有人把虱子戏称为“抗战虫”、“革命虫”，意为革命者身上有虱子是常事。非常害怕虱子的海伦·斯诺（埃德加·斯诺的妻子），在《续西行漫记》中无奈地感叹道：“啊，大自然的芸芸生界，岁月不能使之（虱子）枯萎，习俗不能使之（虱子）陈腐！”（第349页）

　　延安马列学院坐落在蓝家坪的半山坡上，名曰学院，其实只是几排窑洞。每排窑洞前面有一块平坦的空地，供学员读书、吃饭。四五个学员住一个窑洞，洞内放一条桌，没有椅子。学院生活很有规律，作息均以哨为号。吃饭都到最下面一排窑洞伙房去打饭，一个小组一脸盆菜，大家蜷着腿围坐在地上吃。据一位鲁迅艺术学院（鲁艺）的学员回忆，平时伙食是小米干饭，菜是熬萝卜条，偶尔有个菠菜汤。遇到每周一次的伙食改善，就会很热闹：“炊事员把一大饭桶面条抬到广场上，‘掐饭，掐饭，吸烟，吸烟’，操着各种腔调的语言，身着各种服装的学生，顿时把饭桶围严实了……‘加油呀！莫后退。’人们拥挤起来……四周响起了喝彩声、笑声，尽情的欢腾着。”（第12页）华君武就此还画过一张漫画，描绘当时场面的夸张难忘。

　　1940年大生产运动中，延安开展了二流子改造运动。二流子在农村被称为“爬鬼”、“地痞”、“牛毛”（流氓）、“二流答瓜”。为了宣传改造，边区政府组织艺术家到农村巡演，有一首信天游《笑话二流子》这样唱道：“鸡娃子叫来狗娃子咬，看那二流子过来了，快来看他那球样子！你撒泡尿来照照面目，好好的庄稼你不种，常年像老鼠钻地洞。爹娘养你不成材，你又抽洋烟又耍牌。捉定什吗吃什吗，人家说你是贼娃娃。睡到太阳照屁股，醒来吃上些糠糊糊……二流子你长得也像个人儿，也甚不好好的过年景儿？二流子二流子快回头，劳动起来甚也不愁。”（第63页）在强大的社会舆论下，1943－1944短短一年时间里，陕甘宁边区共改造二流子6400余人，经过改造，劳动成为了农民的新风尚。

　　本书并不满足于对日常生活的叙述。作者在自序中说：“‘五四’发现了人，延安改造了人……并且，因为改造人，重新塑造人，延安改写了整个中国社会历史”，因此“延安十年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当代性，远远超过了‘五四’。”所以，作者“选择日常生活的角度，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来考察延安时期的“集体生活规则”和“集体记忆法则”。（第1－2页）

　　众所周知，五四运动作为一场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其意义并不局限于“发现了人”。“人的发现”这一说法，来源于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等人发起的文学革命，他们倡导“人”的文学。因此，以“人”为角度把五四运动和延安时期并提，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同时，作者也没有解释“改造了人”、“集体生活规则”和“集体记忆法则”等概念。此外，作者提到了“知识考古学”，但缺乏必要的说明。在福柯那里，知识考古学主要用于研究科学史，对于其他可能适用的领域，福柯仅做过一些设想，并无专门论述。（福柯：《知识考古学》，第215－219页，谢强、马月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

　　“秧歌是这样开发的”一节，是书中很有新意的部分。作为一项祀神的传统民俗，秧歌在陕北非常普遍。延安时期，传统秧歌被改造成了宣传政治、教育和动员群众的现代秧歌。作者详细叙述了这一过程，以及鲁艺学员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些学员们深入农村，对传统秧歌的主题、角色、唱词、服装、舞蹈、道具等各方面进行了创造性的开发，从而使传统秧歌变成了受农民欢迎的革命秧歌。作者认为，在改造秧歌的过程中，学员们的思想也经历一场改造。经过改造的秧歌，成为了一项鼓舞革命精神的集体活动。

　　本书资料丰富，作者查阅了大量文献档案资料，并多方采访延安老人，进行实地考察。这种精神令人钦佩。当然，任何著作的问世都意味着遗憾的产生，本书也不例外，这也有待于学者们继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