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展云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8月
香港人蒙敏生摆出的“王进喜”造型，揭示了香港六七十年代的左派情结。在那个备受内地影响的时代，这位业余摄影师记录了大量的街头运动场景与人物群像。从蒙敏生的《香港的另一面》中，不仅能读到香港的断代史，能读到香港普通人的生活史，也有我们自己的历史。
业余摄影师蒙敏生
蒙敏生(1919－2007)，生前是香港一位普通的鲜为人知的业余摄影者，一位终其一生怀着炽热的左派情结，用镜头捕捉香港普罗大众生活百相的摄影者。
说他普通，是因为他不是专业意义上的摄影师，摄影不是他赖以维生的手艺和饭碗；他也不是为了艺术而摄影，他的左派情结，注定他不屑于进入“充满资产阶级情调”的艺术沙龙。说他鲜为人知，是因为在摄影集《香港的另一面：一位摄影师眼中的六七十年代》出版之前，他的名字不鸣于世，也没有显扬于摄影界，虽然他一生所拍摄的底片超过十万张(从1950年开始，五十年里平均每周至少拍摄两卷胶卷)。说他业余，是因为“他是香港的无产者，一个劳碌的谋生者”，其社会身份和底层角色，令他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要为口奔驰，所谓手停口停，故首先要解决的是最基本的两餐一宿——像大多数勤劳的香港无产者一样，蒙敏生的衣食尚可保障，但“家居十分逼仄”，这就是他在香港大半辈子的生存状况；虽然他的“经济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意识形态趋向”，他的摄影题材是一种无产阶级立场的政治表达，但无论如何，左派情结在殖民地时代的香港、在必须竞争才能生存的资本主义社会，不能为他解决衣食之忧，所以，摄影乃其“余事”，是温饱之余自觉的政治志业。
镜头的立场
《香港的另一面》的所有照片都拍摄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彼时的中国大陆，阶级斗争风雷激荡，从中央到地方，“与人斗”其乐无穷，形形色色的政治运动可说是无日无之。近在咫尺的香港，因其殖民地之故，虽则安然无恙，但仍感受到令人悚然的“余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终不免有所波及，发生了一场令港英政府焦头烂额的“反英抗暴”运动，而运动的主力，就是香港“左派”。六七十年代之间，蒙敏生用国产的“海鸥”照相机和“代代红”、“长江”、“乐凯”等具有红色意象的革命牌子的胶卷，拍摄了不少以“政治图腾”为题材的照片，是“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渗透香港的真实记录。
例如以下照片：1968年9月，香港一座酒楼的立面竖了一幅有两层楼高的巨大宣传画，画面上毛泽东挥手致意，脚下一个“忠”字和几朵向日葵，旁边是大字标语“世界人民心中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领袖画像之下的街道上是熙来攘往的芸芸众生，颇具象征意义。又，在同年的一次联欢会上，一位左派人士手握“红宝书”，摆出坚定的革命姿势在毛主席像前留影。又，香港左派组织的游行队伍，前面的人高擎红旗，捧着伟大领袖画像。又，香港左派组织“搞革命”的场景，画面上红旗飘扬，旗上分别印有“百战”和“忠”字。又，一家国货公司的橱窗内，两朵大向日葵围绕着伟大领袖的巨幅画像，向日葵上和橱窗内布满了领袖像章，旁边的标语是“朵朵葵花向阳开”。又，一群经过左派“革命熏陶”的香港儿童，佩戴领袖像章，手捧“红宝书”，列队高唱“语录歌”……这些照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蒙敏生这一代香港左派对“文化大革命”的向往和对投身于革命洪流的渴望。
可以认为，蒙敏生的左派情结是纯真的，用当年的话说，是“怀着朴素的革命感情”的。或许没有人指引或命令他进行这样的革命艺术创作，在他而言，这是一种自觉的“革命行动”。从他的一些“主题先行”的照片及编者简略的文字介绍可知，他每每刻意摆弄“无产阶级场景”，以表达自己的左翼取向。1968年，蒙敏生请人在香港的摄影棚里为自己拍了一幅“矿工”造型的照片：他身穿矿工服，头戴矿工帽，肩扛铁铲，眼睛坚定地注视着前方，身后是“四个伟大”的标语。这种造型，使人想起“铁人”王进喜，想起“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大陆工人阶级游行时的典型形象。类似的“摄影棚创作”还有：一位衣着朴素的少女翻开“红宝书”，在专心聆听一位前辈的“布道”，长者扬手所向之处，是伟大领袖的画像和“不到长城非好汉”的书法；“忠”字锦旗下，胸佩领袖像章的红色宣传员，正在朗诵“副统帅”的语录。这样的政治置景作品，蒙敏生在1968－69年拍摄了不少，他似乎要表明，远离“文化大革命”风暴中心的香港左派，也要表达“三忠于”、“四无限”。
被遗忘的历史场景
令人感到遗憾和不解的是，这本由别人选编的《香港的另一面：一位摄影师眼中的六七十年代》中，并没有关于“反英抗暴”事件的照片；以蒙敏生的左派情结和政治敏感，他当会躬逢其盛，似不可能没有拍摄到这场震动一时的“左派革命”。今天香港一些左派政党和团体的诸大老中，就有几位是当年“反英抗暴”运动的左派健将。1967年的“反英抗暴”，被称为“香港的文化大革命”。1967年5月6日，香港的左派在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下，发动对抗英国殖民地政府(港英政府)的暴动。事件由最初的罢工、示威，发展到后期的暗杀、放置炸弹。港英政府出动警方平息事件。结果有51人直接在暴动中死亡，超过800人受伤。这场事件，港英政府称之为“六七暴动”，中性一点的舆论，称之为“六七左派工会暴动”或“五月风暴”，当时的参加者则称之为“反英抗暴”。曾经是香港左派报纸《新晚报》总编辑的罗孚先生，十多年前流寓北京时，以“柳苏”为笔名写的《金色的金庸》一文(见三联书店《香港文坛剪影》)，回忆了当时与香港左派及“反英抗暴”有关的一些人和事，颇有意思，在此稍为离题，略作引述：查良镛(金庸)办的《明报》，“在六七十年代成了一张和左派相对立的报纸……左派是‘义无反顾’的‘抗暴’派，而《明报》公开宣布它是支持港英政府‘镇暴’的——镇压左派暴动。查良镛因此被有些人称为‘豺狼镛’，大有必欲去之而后快之势”。从1959年《明报》创办至“反英抗暴”期间(直至此后十多年)，该报每天的社论几乎都是查良镛执笔。“左派报纸的社论或评论文字，长期以来有难言之隐，不可说或不能畅所欲言……相形之下，查良镛的社论就显得无忌而深刻了。……时代潮流，浩浩荡荡。观潮不语，也总有人会叹一声‘十年风水轮流转’的”；在查良镛而言，政治身份已然迥异，回首往昔与香港左派的恩恩怨怨，他是否后悔自己当年的“深刻”失之孟浪，或许会觉今是而昨非？
蒙敏生的摄影集《香港的另一面：一位摄影师眼中的六七十年代》中没有关于1967年“反英抗暴”的照片，或许是编者有其考虑，没有选入，或许蒙敏生真的没有拍下这风云激荡的历史场面。但“一位摄影师眼中的六七十年代”的香港，如果没有“反英抗暴”的画面，则如一本反映中国大陆六七十年代社会政治生活的摄影集没有“文化大革命”的画面一样，于历史记忆而言，是很大的缺憾。
香港普通人生活史
蒙敏生拍摄得最多的，是香港的劳动阶级，即所谓引车卖浆者流的日常生活。就摄影技术来看，这类现场抓拍的黑白摄影作品，大抵可见作者构图的匠心和对光影娴熟的运用。但这不是蒙敏生的出色之处，这只是一个合格的摄影师最基本的“技艺”；他的照片的意义别有所在。如编者颜文斗所说，蒙敏生的照片(保存下来的底片有十万张)绝大多数是纪实摄影，“从20世纪50年到80年代，记录香港方方面面的社会生活，尤其是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香港的农夫、渔民、码头工人、作坊、工厂劳工、社会活动、有轨电车、市井茶肆、民俗风情、中产阶级、工人运动、香港风光、香港城市建设，等等，形成了一部连续的香港图片史证，仅仅从历史学、社会学意义而言，这就十分珍贵了”。日常生活的细节，每每呈现时代的风尚和社会的变迁，故一些社会－历史学流派如“年鉴学派”等，最喜欢从微观的日常生活中展开历史的宏大叙事(如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蒙敏生按下照相机快门的时候，未必有具体的设想(除了那些“主题先行”的政治照片)，他只是“朴素”地记录和抓拍劳动人民的生活瞬间。因此之故，蒙敏生对香港日常生活的其他方面便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且举一种特殊的“历史场景”。香港有一个地方原来叫“吊颈岭”，因其名字殊不雅驯，乃改称“调景岭”，此地大名鼎鼎。大陆易帜后，一部分国民党溃败官兵南下香港，他们及其家眷不愿退往台湾，被港英政府安置于摩星岭。1950年初，一群左派学生前往摩星岭“难民区”向国民党的败兵们挑衅，演变成流血冲突。此时此刻，香港乃远东的政治－军事敏感地带之一，港英政府为了避免以后发生更大的“政治事件”，遂在当年6月把这群国民党残兵败将迁往相对封闭的“吊颈岭”即调景岭。此后几十年来，他们聚居此处，生息繁衍，形成一个独特的“社群”。每到“双十节”，这里家家户户必挂“青天白日”旗，颇有一种苟延残喘的象征意味。这样的题材，也应是香港现代史、社会史乃至政治史不可或缺的一页。倘若蒙敏生从左派的角度拍下调景岭的历史场景，当是饶有意义的。所以我认为，《香港的另一面：一位摄影师眼中的六七十年代》中最有历史价值的是“左翼题材”的照片，而其他方面如城乡风光、市井百态、民俗民生、工人、农民、渔夫等内容，则比较普通，并不突出，在近年香港出版的各种历史影集中时有所见。
香港真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华洋杂处，左右冲突，处于政治夹缝中的香港人，见惯秋月春风，善于以不变应万变；“朝见口，晚见面”，各色人等，始终相安无事，不知不觉间殊途同归，相逢一笑，又揭开了历史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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