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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学大师林语堂先生全面揭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真正内涵。

　　孔子的思想代表一个理性的社会秩序，以伦理为法，以个人修养为本，以道德为施政之基础，以个人正心修身为政治修明之根柢。更精确的说，儒家的思想志在重新树立一个理性化的封建社会。
　　老子觉察了人类智巧的危机，故尽力鼓吹“无知”以为人类之最大福音。他又觉察了人类劳役的徒然，故又教人以无为之道，所以节省精力而延寿养生。由于这一意识使积极的人生观变成消极的人生观。它的流风所被染遍了全部东方文化色彩。
　　儒家崇理性，尚修身；道家却抱持反面的观点，偏好自然与直觉。喜欢抗拒外物的人，似乎总站在高处，较易于接受外界事物的一方更能吸引人。代表这两种类型思想的人，便是尊崇礼教的孔子和喜欢抗拒外物的自然主义者——老子。

文：邝海炎 出处：广州日报 2007年8月

　　我最早知道林语堂的厉害，是听说他就是将英文humor翻成了中文“幽默”的人，以后还看到他居然能将李清照《声声慢》里的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翻译成“So dim, so dark, So dense, so dull, So damp, so dank, So dead!”，其水平之高，让人叹为观止！

　　那么，林语堂的译功为什么如此了得？“语堂体”脍炙人口的文化密码又到底何在？为此，我们翻开林语堂的这本《左手孔子，右手老子》，或许会有不少别样的收获。

　　据说，《论语》有许多英译本，但林语堂的做法与众不同。他将其分门别类地重编了一下，小题目有：孔子的感情生活；孔子的谈话风格；孔子论君子和小人；孔子论政治、教育等等，另有几篇介绍孔子的身世，摘译《礼记》的《中庸》、《大学》和《孟子》的有关篇章，就成为一本合乎逻辑、有头有尾、可读性很强的书，使西方读者得到一个概念，知道孔子是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儒家的学说几千年来是怎样深入中国人的心的。

　　而下篇则是林语堂对于老子《道德经》的解读。林氏学识渊博，国学底子深厚，对道家哲学颇有研究，这使他能够透彻准确地理解原文，这就为其忠实地传递原文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他地道的英文与其坚持的“传神”的翻译标准使他的译文能够行云流水、明白晓畅。总之，林氏这本书是他的翻译理论的一次成功实践。虽然，此书现在是将英文翻回成中文，已经有“回锅肉”之嫌，但其实践的光辉还是遮掩不住的。比如，在《老子》篇第二十章“天与我”里，他把“唯之与阿”翻译成“愤怒的应声‘是’，愤怒的应声‘哼’”；在《老子》篇第二十四章“余食赘行里”里，他把“企者不立”翻译成“凡翘起脚尖想要出人头地的人，反站立不稳”；在《老子》篇第二十九章“戒干涉”里把“故物或行或随，或嘘或吹”翻译成“有前行的，有后随的，有嘘寒的，有吹暖的”。这种译法建立在对语言的深切体味和对心理的细致分析的基础上的，所以，书读起来相当的传神、有美感，而且有一种身体的敏感部位被触碰的感觉。难怪译界普遍认为，林语堂是在中国译学史上第一个最明确地将现代语言学和心理学作为翻译理论的“学理剖析”的基础的人，诚哉斯言！

　　此外，林氏关于孔子和老子思想的著作是为西方读者写的，它在美国出版后，之所以能大受欢迎，除了林氏的翻译水平高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海外的这个时期，林语堂本人就象征了“翻译”。他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是翻译的化身。比如他在《老子》篇绪论中说，中国的思想中，孔子思想——儒家，就是都市哲学，事业成功的人，喜欢孔子思想，而老子思想——道家是田野哲学，生活失意的人喜欢老子思想。孔子思想重要是仁、礼，处处限制人的言行举止，因此那些生性自由，不喜欢限制的人，在主流社会得不到认同，便看透功名，心随道家，隐居山林，过着闲云野鹤的日子，时而散发弄扁舟，时而对月轻弹琴，自给自足，自得其乐，炼丹制药，追求永生，鄙视那些为了功名利禄而蝇营狗苟的所谓都市人。

　　其实这话又何尝不是林语堂的夫子自道，从《吾国与吾民》到《苏东坡》，再到《京华烟云》，他瞄准的始终是中国人的最本真的生活。如果说，先秦儒家是想以规范信条回应农耕社会的秩序问题，先秦道家是想以生命感受回应农耕社会的心灵问题，那么，“语堂体”的实践和风靡，则是对中国思想“儒道互补”命题的文学演绎和现代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