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华 出处：广州日报 2007年8月
乌纳穆诺生在一个不幸的时代，世纪之交的西班牙无比动荡，共和制、军事独裁混乱不堪，再也没有当年无敌舰队征服四海的荣光，最终统治西班牙的，竟然是弗朗哥这个搞军事独裁的法西斯分子。乌纳穆诺，这个挚爱着自己国土的西班牙诗人、作家、哲学家在软禁中死去，可是他的思想、著作一直影响到今天。
《生命的悲剧意识》的完整名字应为“人和人民身上的生命悲剧意识”， 乌纳穆诺有着炽热的爱国心和民族精神，无时无刻不心怀西班牙的复兴与荣光。“没有祖国，没有人民，没有人民的肉体组织，一个个人何以存在？”作为一个西班牙诗人，他多少有着熙德式的英雄气概与唐吉诃德式的坚定忠诚。这本书里处处体现着他唐吉诃德一样的固执，灵魂不朽、生命、永恒与现代理性既对立又统一，他用自己的语言曲解却又印证了人文关怀与宗教精神，固执地寻找生命不朽的答案。
乌纳穆诺认为，生命的悲剧意识来自对于不朽的渴望。他肯定自我的价值，自我的永恒：“对于宇宙而言，我微不足道；对于我个人而言，我却是一切”。“我们可以说，凡是属于生命的事物都是反理性的，而不只是非理性的；同样，凡是理性的事物都是反生命的，这就是生命之悲剧意识的基础。”在乌纳穆诺看来，理性和信仰是相互对立的，信仰是人对生命意志、永恒理想的追求，是属于意志的问题，而不是理智的问题。而理性，唯物唯理的智慧探索彻底地将人排除在外。探索智慧、探索知识所为何来？人是目的，而非手段！“十九世纪后半叶根本就是一个假哲学的时代，到处充斥着实证主义、工业技术、纯粹历史观与自然科学的时代，这样的时代在本质上必然归纳于唯物主义与悲观主义。”乌纳穆诺不是反对理性，他反对唯理性，追求的是生命的终极意义。
“人类思想悲剧的历史就是在理性和生命之间斗争的历史。前者坚持将生命理性化，使它顺从所谓不可避免的发生，使其顺从死亡；而后者即生命，坚持将理性具有生机并强迫它对其生命的渴望予以支持。这就是与宗教历史不可分离的哲学历史。”由此，他建立了一个“难以置信”的上帝，一种纯粹的概念。
人的存在需要信仰，作为一个追求不朽的民族也需要信仰。乌纳穆诺认为，唐吉诃德主义就是西班牙的民族信仰。唐吉诃德的死是悲情的，而非滑稽的，在他身上充分地体现出了生命的悲剧意识——在一个理性时代信仰者是如何无力地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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