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思和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7年8月
我写完这篇随笔的题目后，不由得踌躇起来:我不能断定我应该用哪个版本的《面包与自由》作为我的议论对象。这部著作是19世纪俄罗斯伟大的地理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克鲁泡特金阐述其无政府共产主义理论的代表性著作，在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对中国作家巴金的无政府主义信仰的建立，也有过重要的作用。巴金是这部著作的中译者，早在1927年，巴金就翻译了这部著作，并由自由书店出版。当时的书名是《面包略取》，那是克鲁泡特金的战友邵可侣给它取的名字，意思是如何夺回面包，其字面背后的含义则是:人不单单靠面包而生活。这个书名比较晦涩，所以在1940年，巴金根据克氏为该书俄译本取的书名，改为《面包与自由》，经过修订后由巴金主持的平明书店出版。当时巴金正在策划出版克鲁泡特金的全集，共二十卷，该书是其中的第四卷。这套全集后来没有出版，大约只是修订重版了五六种克氏的著作。巴金自己承担了四种著作的翻译，结果是三种旧译本都修订重版，而计划中新译的《俄法狱中记》也没有完成。1949年以后，克鲁泡特金的著作没有机会在中国公开出版。直到1982年底，商务印书馆才把这部著作列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出版，仍然是用巴金的译本。但是很奇怪，我从未读到过这个版本，也许是当时印数相当的少，我是从1997年出版的巴金译文全集的说明中才获知这个信息的。巴金将《面包与自由》列入了译文全集的第九卷，总算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版本。
但是，我之所以要在这里谈这部书，是因为最近去书店，无意间发现了一本封面花里胡哨的书，竟是克鲁泡特金的《面包与自由》。好像是一个民间的出版工作室策划的一套丛书中的一本，那套丛书名为“文化伟人代表作图释书系”，据广告，第一辑有柏拉图的《理想国》、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黑格尔的《美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莫尔的《乌托邦》等，内容拼拼凑凑，有点像大杂烩，但是在书店里只陈列了《面包与自由》一种，倒使我的眼睛为之一亮。我当时第一个感觉是很佩服策划者的视野，因为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在今天已经很难趋时或获得读者的青睐，这部著作被列入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作为人类思想财富的积累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重要思潮介绍，确有其重要的意义，但是现在策划者用华丽的装帧和图饰来包装上市，使之成为一种普及性的读本来吸引读者，倒是出乎我的意外——在拜金主义弥漫于世的当今社会里，居然还有人会想起克鲁泡特金的书，并且列入“文化伟人”之列，不能不说是一件让人欣慰的事情。
克鲁泡特金是巴金的精神导师，对他一生的道路都有影响。二十五年前，我在大学里研究巴金的思想与写作，曾经系统读过克氏的大部分中译本著作，深深受到过震动。克氏的《一个反抗者的话》、《面包与自由》、《田园工厂手工场》三本是互相连贯的社会经济学著作，第一本是猛烈批判欧洲资本主义制度，鼓吹社会革命；第二本是论述无政府主义的经济原理和分配制度，第三本是讲述无政府主义制度下组织劳动的方式，其大部分理论是建立在空想社会主义之上，基本理论是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下，人类所生产的财富已经远远超出了人类的生存需要，之所以现在世界还处于两极分化的状态，正是因为财富分配的不合理和国家机器作为统治阶级利益的维护工具而存在，所以要鼓吹革命，来建立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理想。这虽然是一种乌托邦的理想，但其对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批判与对弱势群体的同情，无疑是激动人心的。我对于经济学毫无兴趣，也不耐烦去读那些具体的组织生产的方案，但对于《面包与自由》中乌托邦理想的精彩描绘，实在是心向往之。据说，当年深受傅立叶空想社会主义影响的法国著名作家左拉读了这本书后，赞扬它是“一首真理的诗”。克氏文笔优美，感情充沛，思路清晰，深入浅出，其著述对于一般文化程度的读者来说，是有巨大吸引力的。
克鲁泡特金的学说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理论，但克氏本人则不那样认为。他首先是一位科学家，曾经在地理学上有过重要的发现，同时他也是一位渊博的生物学家，他从昆虫、兽类的生活习俗来考察推论人类社会的发展，从达尔文的生存竞争的进化论出发，提出了互助论来补充达尔文学说的不足。在克氏看来，从生物学到人类学，生存竞争是种族向外发展的一条规律，但之所以能够在竞争中获得成功，不完全是依靠弱肉强食，而是依靠本种族内部的协调与和谐，才有可能在残酷的竞争中获得成功。而这种协调与和谐的本能，就是互助。所以，互助是比竞争更为内在的种族发展之规律。进而，克鲁泡特金从人性的道德本能出发，提出了互助、正义、自我牺牲三条根本性的伦理原则。我觉得，即使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在我们到处可以见到良知泯灭、道德沦丧、唯利是图的腐败现象之时，克鲁泡特金提出的这三条伦理原则，仍然是我们人性的底线，是做一个现代社会中的高尚人的必要道德操守。由生存竞争说发展到阶级斗争学说的社会发展观念，已经统治了我们的头脑意识差不多一个世纪了，其中的教训毋须在这里赘说，但我们却疏忽了克鲁泡特金一百年前就在达尔文学说的基础上发展了一步，以互助论来纠正达尔文学说，这至少在生物学上，是得到了科学证明的。因此，我觉得如果要在一般读书界普及克鲁泡特金的学说，不如推荐他的另外一部更为有趣而且更为有益的代表作:《互助论》。
我从《面包与自由》这本书的出版联想到克鲁泡特金的学说，说了一大圈还是要回到书的版本上来谈一些想法。我刚才已经说了，我对于将世界学术名著以通俗时尚的包装来吸引图书市场的读者，以求普及学术著作，这种做法本身没有什么可以非难的，就像易中天的品三国、于丹的讲《论语》一样，大众自有选择如何享受文化名著的方式的权利。但是作为普及文化名著的策划者来说，这仍然是一件十分严肃的工作。我对于这套图释书系的不满是在于，虽然丛书的装帧插图十分华丽，但在内涵上是不够严肃的。首先我想指出的是，在关于克鲁泡特金的介绍上，编译者的介绍中，两次把克鲁泡特金列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间接地把他的学说列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行列，我不知道其依据在哪里？为此我特意去翻阅了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与米勒的传记《克鲁泡特金》，都没有谈到克鲁泡特金早期曾经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克氏的思想学说由俄国民粹派转而为无政府主义，作为欧洲社会主义思潮中的一个流派是无可非议的，但不能把凡是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学说都归到马克思主义的名下，更不能把欧洲国际共运史的各种流派与马克思主义等同起来。这似乎对克鲁泡特金与对马克思，同样缺乏应有的尊重。另外一个问题是，这套丛书强调的是缩译本，这当然是可以的，但是究竟是根据什么底本来“缩”的呢？是直接从外文原著进行缩译？还是根据中译本来缩译？如果是根据中译本来“缩”的，那恐怕就谈不上缩译，而只是缩写或者缩编了。那么，对于原中译本是不是也有一个版权的问题呢？对于原中译者是不是也应有相应的尊重呢？我对于这些问题不了解，只是提出来希望引起策划者的注意，我希望像《面包与自由》、《理想国》、《美学》那样的世界学术名著的缩译本，在出版时应该有一个交待，编译者究竟是根据什么版本进行编和译的。我想这也是一种尊重前人劳动的态度。
但是，不管怎么说，克鲁泡特金的著作在今天的出版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读克氏的书能够教会我们做一个高尚的人，当下世俗社会流行的是做一个高雅、高级、高薪的人，却久违了“高尚”两个字。而克鲁泡特金正是这样一种任何时代都不应该过时的高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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