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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识分子研究中，我特别喜欢个案研究。个案研究是整体研究的基础，整体研究假如缺乏个案研究的基础，通常会流于“知性化”、教条化，无法处理各种很复杂的问题，而个案里面通常各种复杂的思潮、观念、心态交织在一起，更有一种逼真感，更能达到某种分析的深度，历史的还原性更好。今天，我回过头去读二十多年来积累的近百篇文章，暗自感到还有点保留价值的，似乎多是这些有关知识分子心态史的研究——在这一领域，多少形成了我个人的独特的研究风格。通过这些个案的研究，部分解决了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不过，这些个案研究只是我整个知识分子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我个人的愿望，是希望在我有生之年，写一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他们的心灵史或者精神史，但是我现在不忙于马上把它写出来，想通过更多的个案的积累和重要问题的思考，最后再来写这部历史，它才是真正属于我自己的，不是人云亦云的。这是我的一个心愿。希望在我退休之年，或者退休以后，最后能够完成这样一部史诗，通过一幅简洁、独特的画面，把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个心灵和精神勾勒出来，像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那样的经典。

文：陈夏红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9月
　　
　　许纪霖的《大时代中的知识人》汇集的是作者二十多年来从心态史角度研究十九位知识人的内心世界的文字。其实，作者笔下的这些研究对象，绝大部分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尤其是像胡适、梁漱溟、周作人等等，这些年已经有从各个角度进行阐述的著作，对于他们的研究，甚至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但即便如此，许纪霖的这些文字依然值得认真对待。
　　有道是人间自有知音在，可以说，本书的作者是窥见了文中所涉及知识人内心秘密的人。这里面让人眼前为之一亮的，当属《黄远生：忏悔中的精神升华》一文。晚清民国时期名记者黄远生之于我们，可能更多的是新闻史上的意义。但是通过作者对黄远生晚年留下的一篇文章《忏悔录》的解读和剖析，形象地刻画出了作为名记者的黄远生内心踌躇不安的景象：袁氏筹划帝制之时欲借重其笔鼓吹帝制，对黄远生威逼加利诱，顺从不能、反抗更不能，如此进退失据，究竟如何是好？一篇《忏悔录》道尽其中苍凉与委屈。
　　西方文化界以《忏悔录》闻名的为数不少，尤其是卢梭和奥斯丁的两本杰作更是脍炙人口，但是在一个帝制之心不死的中国，能有如此大智慧与大勇气做出忏悔的，恐怕只有黄远生一人。通过作者的刻画，再次印证了一个说法：黄远生留下的不光是一部编年史，更多是留下了一种精神。收入书中的这篇文章算是作者最早关于心态史方面个案分析的文章，在我看来也是写得最入木三分的一篇杰作。白璧微瑕的是，作者并没有交代黄远生著《忏悔录》的精确出处，热心的读者想要查找可不容易；笔者通过网络搜索，已得知这篇文章发表于1915年11月10日《东方杂志》，网络上已经有电子版流传。
　　对于大家耳熟能详的自由主义灵魂人物胡适先生，作者亦对其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描写。与常见的对胡适的褒扬或赞颂的声音比较，作者的笔法冷峻多了，始终只有限度地承认胡适是一个“忠孝爱国”的传统儒生，比如在私生活方面，尽管留学美国得风气之先，但依然与母亲定下的江冬秀结婚，尽管她有缠足、不识字等当时留洋知识分子不可能接受的缺点；在公则一反早年“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宏愿，而竭力做政府的诤臣，一旦国家征召，即响应号召献身国事。
　　对于几乎贯穿胡适一生的书生论政，作者则认为“既是西方自由主义者参与政治的基本方式，同时也继承了中国士大夫‘清议’的历史传统。”在对胡适的论述中，作者还清醒地指出，西方自由主义者温和议政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掌控国家权力的政府是民主政府；而作者认为胡适诸人之所以屡战屡败，最主要的原因则是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专制独裁的政府。能够意识到这一点，虽然很难说这是如何振聋发聩，但的确具有一言惊醒梦中人的功效。
　　通过上列作者所研究的知识人的名单，我们可以知道，作者研究的对象可以说是非常广泛的：既有政治家也有纯粹的学者，既有诗人也有小说家。所探讨的各种关系也是错综复杂：既有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也有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既有个性与共性的冲突，也有内心自身难以逾越的冲突。处理如此复杂的身份、关系和冲突而有条不紊，除了作者坚持的个案研究可以化繁为简之外，作者以史学出身而触类旁通人文社科诸多领域，才可能有如此史识、文采俱佳的作品，否则，倘若如今天诸多学者画地为牢而固步自封，如此纷繁多彩的画卷恐怕也就成为糊涂账了。　

采写记者：黄长怡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9月
　　
　　许纪霖最近出的《大时代中的知识人》，集合了从八十年代至今他关于知识分子个案研究的文章。许纪霖是国内最早专门研究知识分子的学者之一，历史学的研究角度也恰好契合了今天“读史热”的风气。但他并没有很多的作品问世，他自称是个“被问题缠绕的人”，写不了轻松好玩的文章，对很多的人物要思考很久才能下笔。正因为这种“问题意识”，使许纪霖的文章不同于当下很多评说历史人物的作品，似乎少了某种“亲和力”。但也因为此，他的文章更有思考的深度，更有发人深省的力量。

　　不是生就是死，那样才是大时代
　　
　　南方都市报：很多人会先问，什么是“大时代”？

　　许纪霖：我用了鲁迅先生的话。先生是这样说：不是生就是死，那样才是大时代。像这样的时代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不多的，先秦可能是一个，春秋战国，魏晋，然后可能是晚清到民国。人们都超出了生活的常规。平和的时代是有它的规则的，整个社会是有秩序的，人们的心灵是安宁的。但在大时代里这些都变了，重新来定义寻找让灵魂安定的秩序。未来是要重新来创造。

　　南方都市报：你觉得从晚清民国到现在，我们一直处在一个大时代里？

　　许纪霖：是的，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叫转型时代。

　　南方都市报：你的“二十世纪六代知识分子”的研究颇为知名，这本书是不是六代知识分子研究的一部分？

　　许纪霖：不能完全这样说，我差不多从八十年代中期发表对中国知识分子研究的成果，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研究，一个是对中国知识分子个案人物的研究，我对人物研究做得更多一点。这本书是关于个案人物的研究，我把它称之为“心灵史”的一个文集。这本书中没有收录关于群体的研究，那些以后可能会在另外一本书中发表。

　　南方都市报：书中的知识人年代跨度很大，上至曾国藩，下至王小波，选择这些个案的标准是什么？

　　许纪霖：这本书几乎收集了我所有的对知识分子个案的研究。这些人物的选择并没有很强的目的性，只是我在不同的时期里基于各种原因所作，有些很有偶然性。比如曾国藩，当时唐浩明写的关于曾国藩的小说非常热。我读了曾的家书和作品，然后就做了他的研究，算不上系统的研究计划。这些个案里面大部分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我主要研究的也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一些是从政的，个别的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保守主义分子。原因是我更能理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吧。从理论来说，优秀的知识分子都有研究价值的。但研究对象和主体不应该分离，两者是对话关系。研究者用自己的经历思想感受想象他们，就要有和他们经历相近的东西。

　　南方都市报：为何书中有胡适而没有鲁迅？

　　许纪霖：我年轻的时候非常崇拜鲁迅。而且我是鲁迅的邻居，我们家和鲁迅故居就隔了三四个门洞。那时候我读鲁迅的东西比读胡适的要多。然而，在八十年代，胡适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更有意义，所以当时我做他的研究比较多些。对于鲁迅，只在周作人那篇里跟他做了个比较。鲁迅是鲁学，研究人太多了。我通常不去太热闹的地方，而我做研究的时候胡适研究还有一些禁区，还是“资产阶级的代表”。这些禁区后来慢慢就破了。
　　
　　我是“问题中人”，不是“学问中人”
　　
　　南方都市报：你的文章似乎有意识地兼顾学术论文的严谨与散文的从容。

　　许纪霖：我这些文章，说“学术严谨”很难担当。现在类似的写作非常多。有些人史料驾驭得熟练，写得也比我好看，但他们写着是觉得“好玩”。我想我是那种经常被问题缠绕的人，通常不是很轻松。我写一个人，背后总有一些问题在折磨我，而那些知识分子与我的心路历程是相通的。比如说金岳霖，一般说法是知识分子的改造是被迫的，国外更是这么说。但这没法解决金岳霖的个案，他是个自由派，北平刚解放，思想改造运动还没有来，他就开始自觉学习马列，到八十年代人家已经思想解放了，他比别人还僵化、保守，那怎么解释？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究竟是被迫还是自觉的，这是一直纠缠我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还做了两个个案，朱自清和闻一多，这三个人的个案研究角度都不一样，闻一多我比较多地从浪漫主义的角度解释这个问题，寻找个人的心灵归宿和信仰归宿，朱自清是从民粹主义的角度，金岳霖是从民族主义的角度，这是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回应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这个问题。我有点像梁漱溟先生所说的“问题中人”而不是“学问中人”。这恐怕也是八十年代过来人的特点。

　　南方都市报：你在书中还试图解决哪些问题？

　　许纪霖：不少，从不同的篇幅都看得出来。八十年代主要研究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比如陈布雷到底是从道还是从君，这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的古老问题。道统和正统，哪个才是最高，这比较折磨人。而九十年代对王小波的研究，是看他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他所理解的自由主义是什么，这些都有些独特的角度。

　　南方都市报：当初为什么会选择二十世纪知识分子作为研究的对象？

　　许纪霖：我1982年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让我担任的课程是中国民主党派。我对这个课本身不是很感兴趣，真正吸引我的是民主党派中有很多是知识分子，特别是民盟中有很多。我对他们忽然有种亲近感，因为历史真正做得好的是和自己的经历和感受有关系的。我从八十年代到今天，经历也好，思想也好，乃至所处的环境，和我所描述的那代知识分子有很多相通的东西。所以当我看他们的心灵历程，好像看到了我自己走过的路，他们的困惑也是我的困惑，有一种心灵交会的感觉。所以当时我的研究就转向知识分子研究。我最早做的研究是黄远生，我投给了《读书》杂志，就发表了。那是1987年初，当时我还很年轻，文章题目就叫《从中国的忏悔录看知识分子的心态人格》，然后从此一发不可收。

　　南方都市报：给《读书》投稿对你影响很大吗？

　　许纪霖：是的，从这点看我非常感谢《读书》，应该说是感谢八十年代的那种文化氛围吧。我把这种写作称为心态史的写作。它不仅仅是那种从观念到观念的枯燥的思想史，也不是纯文学的东西，而是把思想、情感、心态、行为选择等贯通起来，这样形成了我的风格。

　　南方都市报：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写作？

　　许纪霖：那些文章不是学院式的论文，我称之为“公共写作”，是面向知识公众的，是一个公众文化的产物。我最早的文章许多都发表在《读书》杂志上。《读书》有特殊的语言风格，要求作者有一些知识和学院的背景，但没有学院腔。他们对文字的要求比较高，要求用一种“公共”的语言表达出来，所以我文章的写作都和那个风格有关，两者是互动的。八十年代有个公共文化的氛围，现在很淡了。特别在《读书》杂志上，每个写文章的作者都预设了读者是谁。现在很多人写文章，把他的读者预设成自己的同行，有的预设成愤青，调子越高越好，其实可能大众都看不懂，但八十年代的《读书》是把读者预设为知识公众，那时候知识公众有上百万之多，所以既要让他们看得懂，同时又不迎合他们，要有自己的个性，要以自己的知识背景，以专业研究的角度来写。

　　南方都市报：从八十年代开始的研究，到现在二十多年对你来说有什么变化？

　　许纪霖：二十年看起来很长，其实也很短。历史是说不完的。很多东西你以为完了，实际还没说完，不断的有新的史料、新的理论来照耀，你的理解就又更深刻了。比如说八十年代我讨论的核心概念是“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当时大部分人都有这种看法：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是没有独立人格的，在西方知识背景下，知识分子才有理性，才有独立人格。但到了九十年代以后，这种看法有了很大变化：中国古代士大夫有非常强的独立性。这个例子就说明很多结论在多年以后也许不会被完全推翻，但也不会是像过去那样是黑白分明的简单划分，我们要在新的时代背景和知识背景下来重新理解它。
　　
　　现在知识分子缺少的就是自我反思，太自以为是了
　　
　　南方都市报：研究这么多的知识分子，你受谁的影响最大？

　　许纪霖：我经常觉得灵魂中有三种声音：一个是鲁迅，一个是胡适，还有一个是周作人。鲁迅教我们如何激愤，胡适教我们如何理性，周作人教我们如何超脱。从某种意义上这三位中有好的东西我都非常欣赏，但在不同语境不同氛围中可以表现我的某一面。鲁迅也好，胡适也好，其实都是被后人简化了的，鲁迅也有理性的一面，胡适也有激愤的一面。人的内心是丰富乃至不可捉摸的。我喜欢处理一些比较复杂的东西，太简化的东西我觉得不过瘾。这个世界上我觉得看不透的有两个东西，一个是宇宙一个是人性。你以为清楚了，结果不断有新东西出来。这个做起来非常过瘾。越复杂的人研究起来越过瘾。

　　南方都市报：研究知识分子的意义在哪里？

　　许纪霖：我想就是认识你自己。一个思考者需要不断地自我反思。我们不是上帝，上帝才不用自我反思。知识分子不可能像上帝一样全知全能完美无缺，我们要克服自己性格中的弱点，理性中的盲点，唯一的方式就是自我反思，这种自我反思很重要的是不仅自我反思，而且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群体从历史上反思。而现在知识分子缺少的就是自我反思，太自以为是了，无论保守主义还是自由主义还是新左派，到处都是一种真理在握的姿态。

　　南方都市报：《南方人物周刊》曾把你评为中国50个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全国这么多的知识分子，只能评出50个公共知识分子，你对这个有什么想法。

　　许纪霖：《南方人物周刊》所理解的公共知识分子，与一般学界所说的公共知识分子，是不同的。学界所说的公共知识分子，是指关心公共问题、面对公众发言的那批知识分子，并不考虑其特定的政治立场。而《南方人物周刊》评出的50个公共知识分子，却预设了特定的政治立场，将公共知识分子政治化、党派化了。而有一些同样对公共问题有严肃思考的知识分子，比如说汪晖不在名单之中，这是很大的缺憾。晚清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太多的党同伐异，缺乏互相包容，特别是不肯包容自己的对手。“公共知识分子”也好，“批判知识分子”也好，都被赋予了某种道德符号，成为独占性的符号资本。八十年代思想界的情况比现在好得多，那个年代有“公共”，大家彼此看法不同，但互相可以坐在一起争论。如今思想界完全分裂了，宗派化、山头化，到处是封建割据，只愿意与气味相投的同党在一起，容不了意见相左的声音。越是处于左右两极，越有这个毛病，如今思想界的悲哀就在这里。

　　南方都市报：你认为公共知识分子在社会中应该是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许纪霖：知识分子本来都应该有公共性，但在九十年代以后，许多知识分子回到了学院，成为专家，不再有公共关怀，失去了公共性，于是才出现了公共知识分子这样一个问题。不过，与知识分子学院化的同时，也出现了另外一极，即知识分子的媒体化。有些知识分子，不再读书，不再沉思默想，热衷于在媒体频频出镜亮相，对各种问题发表意见，成为专业的“意见领袖”。这些媒体明星其实不再是知识分子，而只是知道分子。就像波斯纳所批评的那样，“公共太多，知识太少”。当然，学院知识分子是倒过来，“知识太多，公共太少”，只为自己的同行写作，不再考虑社会公众和知识公众。而我所理解的公共知识分子，应该在既是有知识的，又具有公共的关怀，他有能力从自己的专业立场出发，对社会公共问题表达意见，或者为知识公众写作。公共知识分子应该在知识与公共之间保持平衡，至于你持什么样的政治立场，这不是主要的，最重要的，你的观点要有理由，要有论证，而不是借助某种道德符合，或者某种“天然正确”的政治姿态。只有不同的声音都可以平等地出现，而且互相可以理性地对话和交流，这才具有某种公共性，公共性绝对不是一派独大。

文：段炼 出处：新京报 2007年11月

　　现代知识分子的心结

　　1935年，也就是地质学家丁文江离世的前一年，他怀着复杂的心绪，写下一首七绝《麻姑桥晚眺》：“红黄树草争秋色，碧绿琉璃照晚晴。为语麻姑桥下水，出山要比在山清。”这最后一句，明是写景，实为言志，曲折地抒发了丁文江一生未酬的政治壮志。作为当年鼓吹“好人政府”和“新式独裁”的“好人”之一，丁文江对于政治的兴趣是传统的，只是他想做“治世之能臣”而不可得；相反，丁文江的密友胡适对于政治也有兴趣，但胡适的兴趣是现代的，他渴望成为一名“独立的政论家”。

　　半个多世纪后，当《大时代中的知识人》的作者读到这段人生错位的悲喜剧时，他在掩卷之余，无限感慨：“‘谈’政治与‘干’政治，一字之差，却隔着两个大的时代，两种不同的知识分子，两类性质的政治理念。”那么，在急遽转型的大时代中，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在山”与“出山”，究竟何者为清？

　　这个问题不仅是丁文江和胡适的一个心结，也是上至黄远生、梁漱溟，下至闻一多、吴晗的一个心结，《大时代中的知识人》一书，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这一心结的一次集中投射与解读。毫无疑问，作者对知识分子复杂斑驳的心路历程，对他们性格中的亮点与弱点，有着体贴入微的感受。他仿佛一位摄影师，把傅斯年、叶公超、林同济、陈布雷这些知识分子的心理、情感、文化习性和行为模式，妥善地安放在黑暗动荡的历史取景框中心，然后细心地调节着焦距———不仅通过理性层面考量他们的思想观念，而且观察其非理性层面不自觉的心态人格———直到一切都清晰成像，历历如昨。

　　在“道”与“势”之间

　　在《大时代中的知识人》的前半部里，作者对中国知识分子儒道互补、寻求和谐的精神传统，保持了足够的温情与敬意，同时也叹惋这一传统中自觉的忏悔意识与自我超越精神的缺席。他赞赏丁文江、翁文灏、蒋廷黻出色的行政能力与道德风采，但也不回避当他们试图扭转专制体制时暴露出的短视、软弱与必然遭遇的厄运。他坚信胡适所代表的思想价值的永恒与弥足珍贵，但同时也清晰地指出，在一个混乱无序的时代里，自由的价值被暴力的血污和革命的喧嚣淹没了。

　　在这本书的后半部中，激动人心的1949年终于来到。当金岳霖在开国大典上听到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时候，兴奋得几乎要跳起来。对于金岳霖来说，“解放”不是指个人地位的上升，而是所属民族在国际上的翻身。在他看来，只要民族有了自由，个人即使少一点自由也无关宏旨。这样的思路，几乎是那个时代留在内地知识分子的常识与通识。金岳霖的“出山”，似乎让他在新社会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而同为知识分子的吴晗，显然也无法不去努力适应新社会。知识分子在1949年后的经历，印证了本雅明在《单行道》中伤感而犀利的描述：“社会如此刻板地挂靠在它曾经熟悉而现在早已失落的生活上，让人甚至在最可怕的险境中，都无法真正运用理智和远见。”

　　其实，知识分子在新社会中的命运，在朱自清和闻一多这些提前“向左转”的知识分子那里，早就已经埋下了伏笔———那是小书生与大时代对照下的宿命。作者写到“从象牙塔走上十字街头”的朱自清，说他“不是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他无从拒绝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因而也对知识分子的独立秉性产生了怀疑”。对朱自清来说，“知识阶级惟有走近民众，将‘人道主义’的尺度换成‘社会主义’的尺度，与民众联合起来共同打破现状”。当然，那里将不再有温情脉脉的荷塘月色与桨声灯影的秦淮河，只剩下面对非此即彼的政治立场时，知识分子必须作出生死抉择的背影。

　　《大时代中的知识人》再现了上世纪那些光明或晦暗的日子，在“道”与“势”之间，中国知识分子曾经有过的高瞻远瞩与摧眉折腰、痛苦挣扎与无尽徘徊、真诚的渴望与不幸的悲剧。在已经过去的20世纪，那些温文尔雅的读书人，曾经为百年来中国“寻求富强”之路，作出了各不相同的抉择甚至不惜生死相许。这些大时代的知识人，大多已经走进历史的阴影，并且一度被岁月洪流冲刷得面目不清。但是，那些斑斓又模糊的往事与随想，仍然启示着我们，也将左右着我们对于过往历史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