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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刘高兴先是将自己的一颗肾卖给了城里人，随后又与同乡五富来到城里拾破烂……妓女孟夷纯的出现不但引来了城市万象之态，还带给了他们支离纷崩、始料不及的命运……
贾平凹以其一贯的慈悲连绵，一贯的继往开来，一贯的淡定笔致打开了一幅令人缭乱或战栗的城市生活画卷，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密布着冲突、错位、荒谬、伤痛、病象重重而又情切至深的当代故事。

近年来，在贾平凹获得古拙而本真的创作状态的同时，他的襟怀如同涨墨，彻底吃进了字里行间——于是，《高兴》这部小说中的白描便闪烁出钻石般的光芒，它穿透小说中的故事、人物、命运，照射给读者一幕欲哭无泪、渴望欷欷的人间舞台。

文：徐晓 出处：深圳商报 2007年9月

　　这是贾平凹写得最吃力的一部小说，他历时3年，五易其稿，把手指磨出了一个大坑，才有了这部《高兴》。现在贾平凹的右手中指已经严重变形，不仅磨出了一个大坑，皮下竟有淤血。

　　这是一部反映现实题材的小说，是一部反映当代农民的小说，也注定是一部令人心情沉重的小说。

　　贾平凹的《高兴》为什么令人心情沉重？是农民的现实处境令人沉重。小说中的主人公叫刘高兴，刘高兴原名刘书祯，是贾平凹从小学到中学的同学，后来贾平凹大学毕业留在西安当文学期刊编辑，而“刘高兴”复员后则回到家乡，并成为一个拾荒者，过起了一种艰难的生活，但他自己却对痛苦浑然不知。

　　如果仅刘高兴一个人是这种状况，我们只能说他不能干。但贾平凹为了更好地了解拾破烂群体的境遇，在动笔前，他曾深入大街小巷，他见到了更多像刘高兴一样拾破烂的人。这还是在省会西安，一座有着几千年文化积淀的大城市的贫困农民的生活状况。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02年底人均纯收入低于627元的农村人口为2820万人，他们的人均纯收入为531元。但以627元这个标准来衡量，平均下来一天还不到2元。如果把这个标准提高到1000元，也就是每天消费将近3元，中国的贫困人口将到达六千万人。如果按照联合国规定的世界通用贫困线标准人均日消费1美元，这将是中国现行标准的4倍多，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将达到几个亿。这就是中国的国情，这也是贾平凹为什么要写这部小说的原因。他与鲁迅先生一样，是希望“引起疗救的注意。”

　　贾平凹的《高兴》为什么令人心情沉重？是城乡不和谐令人沉重。贾平凹说，“在大都市里，我们看多了一个庆典几千万，一个晚会上百万，到处张扬着盛世的繁荣，或许从这些破烂王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里能摸出这个年代城市不轻易能触摸到的脉搏”。

　　而就在西安，动辄花十几亿来打造什么工程的新闻也屡屡见诸报端，如西安骡马市15亿打造西北第一步行街；临潼区将斥资10亿元再造大唐华清宫；老城45万人口迁移，西安500亿打造皇城复兴计划等等。

　　贾平凹的《高兴》为什么令人心情沉重？是作家的忧患意识令人沉重。中国作家的忧患意识是一以贯之的，从屈原的《离骚》到司马迁的《史记》；从杜甫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到曹雪芹的“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中国作家关注现实，关注普通百姓命运的传统从未中断。

　　贾平凹说他在城市生活了几十年，但骨子里还是个农民。他的多数作品也是以农民为主的。《高兴》坚持了贾平凹对农民的一贯关注，写流落都市的拾荒者的命运，这事实上也是写进城农民的命运。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城市中艰难地生存。贾平凹不光写了他们的物质层面，他也写到了他们的精神层面。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人正日益物质化，而精神层面的追求却一天天减少，这也正是现代化进程中所最可怕的。贾平凹深刻地反映了这一点，他所具有的忧患意识让人感动。

　　贾平凹写出了一份留给历史的社会记录，他的《高兴》因此无论如何让人高兴不起来。

文：杨兰琴 出处：大众日报 2007年10月

　　关注土地变迁后农民生存状态的长篇小说《高兴》，是贾平凹以其一贯的慈悲与淡定笔致打开的一幅令人眼花缭乱的城市生活画卷，他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密布着冲突、错位、荒谬、伤痛、病象重重而又情切至深的当代故事。
　　《高兴》与此前贾平凹的其他作品有很大不同，没有《废都》、《高老庄》的精致与浑圆，没有《怀念狼》、《秦腔》的深沉和凝重，贾平凹的《高兴》一改以前的“玄秘”风格，非常直白、直接，现实主义色彩浓厚。
　　这是一部揭示底层人真实生活的作品，贾平凹以自己中学同学为原型，其主角刘高兴真有其人。贾平凹为了更好地了解拾破烂群体的境遇，在动笔前，他曾深入大街小巷，他见到了更多像刘高兴一样拾破烂的人。作者坦言，他写《高兴》的想法比《秦腔》还早，只因条件不成熟而搁浅，“为写这部小说，我多次到西安郊区的‘拾荒村’探访，和那些‘破烂王’们拉家常、同吃同喝，听他们讲自己的故事。创作期间五易其稿，是创作以来修改次数最多、最费劲的一部长篇。”
　　正当百事裂变、社会浮华的变革之际，农民刘高兴先是将自己的一颗肾卖给了城里人，随后又与同乡五富来到城里拾破烂……妓女孟夷纯的出现不但引来了城市万象之态，还带给了他们始料不及的命运……刘高兴虽然与妓女孟夷纯产生了感情，但他们注定不可能走到一块，这是一个结局悲剧的故事。
　　小说以第一人称自述的方式，讲述了刘高兴在都市里的生存故事。虽给主人公起了一个“高兴”的名字，然而小说却令人心情沉重。
　　《高兴》坚持了贾平凹对农民的一贯关注，写流落都市的拾荒者的命运，这事实上也是写进城农民的命运。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城市中艰难地生存。作家揭开城市灯红酒绿的面纱，直视他们的生活状态。这些人生命的唯一目的就是活着，即便如此，竟也无比艰难。他们被生活的艰辛压得无暇反思自己命运的悲剧本质，甚至还为微不足道的所得而高兴，这样的快乐的内心里实际却隐藏着深深的悲凉。
　　贾平凹不光写了他们的物质生活，他也写到了他们的精神生活。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人正日益物质化，而精神层面的追求却一天天减少，这也正是现代化进程中最可怕的。贾平凹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作品中也反映了作者这种忧患意识。
　　《高兴》之所以令人心情沉重，是农民的现实处境令人沉重；是城乡的不和谐令人沉重。这也是作者为什么要写这部小说的原因。鲁迅先生说，希望作品能“引起疗救的注意”。贾平凹则说：“在大都市里，我们看多了一个庆典几千万，一个晚会上百万，到处张扬着盛世的繁荣，或许从这些破烂王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里能摸出这个年代城市不轻易能触摸到的脉搏。”
　　贾平凹近年来一直关注底层人的生存状态，《高兴》是一份留给历史的社会记录，是透过小说中故事、人物、命运，照射给读者的一方欲哭无泪、唏嘘不已的人间舞台。这部小说的价值就在于反映了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它提醒我们停留下来思考，提醒我们应该关注那些进城人的精神困境。
　　近年来，在贾平凹进入古朴而本真的创作状态的同时，他的襟怀如同涨墨，彻底吃进了字里行间———这也是为什么用工笔写实的手法写就的《高兴》，看起来让人如此揪心，如此对人物寄予无限同情的原因所在。

采写：魏丹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7年10月

    继《秦腔》之后，贾平凹又一部关注土地变迁后农民生存状态的长篇小说《高兴》，日前由作家出版社推出单行本。《高兴》约二十万字，在内容线索上坚持了贾平凹对农民的一贯关注，以流落都市的拾荒者为主人公，描写了他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以点盖面，事实上也是写那些进城农民的命运。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城市中艰难地生存。贾平凹不光写了他们的物质层面，同时也涵盖了他们的精神层面。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人正日益物质化，而精神层面的追求却一天天减少，这也正是现代化进程中所最可怕的。贾平凹深刻地反映了这一点，他所具有的忧患意识让人感动，同时对经济富裕却精神贫穷的准城里人颇有启示意义。近日，记者采访了贾平凹先生。

    周报:《秦腔》被称为“一卷中国当代乡村的史诗”，它的成功，被业界和读者视为您创作的一个高峰，那么，您的最新力作《高兴》与《秦腔》有什么相同或不同之处吗？

    贾平凹:这个问题怎么说好呢？从内容上讲，《秦腔》是以一个陕南村镇为焦点，集中表现了改革开放中乡村的价值观念、人际关系等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书中涉及了中国农村生活20年来变化中的种种问题，是以大量农民离开农村，一步步从土地上消失为故事主线的。《高兴》的故事内容，则是描写了离开土地的农民，在城市中打工的窘迫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从故事来说，《秦腔》是围绕一个村子和一群人的事，《高兴》则记述了以主人公“刘高兴”为主的，二三个人的事。在写法上，《秦腔》延续了以往细腻平实的语言，没有跌宕起伏的大情节，人物又多，所以一般读者难以读懂，而《高兴》故事性很强，故事节奏也相对较快，相比《秦腔》来说，读者更容易进入其中。

    周报:据了解，《高兴》是您写得最吃力的一部小说，您为什么会选择“拾荒者”这样一个小人物来写呢？

    贾平凹:之所以写得吃力，一是因为写作时心态的调整，二是因为叙述角度的选择。以一个小人物的命运来贯穿整个故事，从规模上来说应该是不大的制作，但在动笔前，为了更好地了解拾荒者群体的境遇，我曾深入到大街小巷，见到了更多像刘高兴一样拾破烂的人，和他们在一起才能真正体验这群拾荒者真实的生活状态。我的故乡来西安拾荒的人很多，这些人在乡下的状态我熟悉，所以在城里接触他们也比较容易。拾荒者是进城打工者中最低贱的人群，他们的生存和精神状态更能表现打工族们的本真。

    周报:《高兴》是一部反映现实题材和当代农民的小说，有人说这是一部令人心情沉重的小说，您曾经三易其名，为什么最终选择“高兴”这个书名呢？

    贾平凹:这部小说，之所以最终选择“高兴”这个书名，一方面因为要写出这些人的真实状态，但还要写出一种温暖；另外是因为主人公确有其人，名叫刘高兴，而去掉姓，只叫“高兴”，可以寄托我的很多感情。写了小人物的命运，同时还要写出一种命运感来。

文：独眼 出处：新京报 2007年11月

　　如果不是一开始就写背尸返乡不成，用骨子里冒出的难过压着，或许刘高兴跟他的伙伴五富在西安城里的生活是顺理成章，有间歇的一点儿小快乐，他们的梦想，无非是奔“好日子”。作者总是打断他们的美梦，用爱诱惑他们，用各种人带来的各种困难残酷无情地折磨他们。

　　五年写作太久，《高兴》像一部镜头画面右下角会显示“关注农民工”字样的纪录片剪辑，贾平凹忍不住把他知道的能想到的片段都想办法穿插堆就成一个故事，这些片段是如此典型：农民工在城市边缘作为“隐身人”的状态、等级分明的生存法则、背尸返乡、卖身、筹钱以求出警，也让很多人暗指《高兴》的情节与其他小说屡有雷同。

　　现实主义总要弄得人苦不堪言，描写这些，固然可以说是映射现实，但小说毕竟不是电视节目或一叠报纸，读起来虽有目不暇接的爽快，但被不幸掩埋在漫长起伏的情节里。主人公刘高兴的眼睛和心总是忙不迭地看这个又看那个，想这个又想那个，上一件事儿还没结，又迈进下一潭浑水。明明第一人称的叙述，正甩开了高调、俯视的评论，好歹增加了故事的真实感和可读性，可惜的是，作者向主角们身上加注了太多关心和爱，《高兴》中穿插着刻意让人显得“干净”的细节：刘高兴吹箫、有“洁癖”，作者屡次三番为他们的生活添加“亮点”、寻找理由，拉着他们奔向“才子佳人”与“英雄救美”的方向，反而使得人物原本的“代表性”变成了“独特性”，甚至让他们的心境、胸怀变得可疑，动摇了小说的语言营造的真实氛围。

　　相比之下，小说后记中贾平凹叙述成书的整个过程更动人，讲了原名刘书祯的“刘高兴”原型，讲他多方探访了解到的城市拾破烂人的生活，讲他亲身参与解救农民工女儿的事件的过程……要是小说本身能讲得如此纯粹就好了，人物鲜活丰满，有真诚的情意，没有矫情的情节，看得出，那些人怀着“在肮脏的地方干净地活着”的心意，来城里奔“好日子”。只是，很不容易。